李稻葵：中国有实力改变国际经济规则吗？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许多国内的政治、社会等重大问题，必须在境外寻求解决方案。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走出去，尽自己所能逐步改变有关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
    中国到底有没有实力改变国际经济的规则？中国应不应该发力出击，改变国际经济规则？这是当前国人热切关心的重大话题。
    我的观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许多国内的政治、社会等重大问题，必须在境外寻求解决方案。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走出去，尽自己所能逐步改变有关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国际贸易总量第一、国民储蓄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中国，应该说已经积聚了一定的能量，能够探索地、渐进式地改变一些国际规则了。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等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
    一、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超越国界，许多问题必须在境外寻求解决方案。首先，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世界第一大国。因此我们看到：大量自然资源必须从境外获得，而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发展。国内山西、东北等地目前仍然在从事煤炭生产，大量的钢铁企业聚集在内地如河北和唐山等地，带来了巨大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不满。怎么办？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办法改变这些高污染的炼焦和煤炭工业，并要求我们在沿海建立最现代化的冶金生产基地，把内地的煤炭和冶金等重化工业转移到沿海，它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包括焦炭（生产焦炭往往是高污染的）都从境外获得。
    二、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一大批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何解决产能过剩？一种办法是消灭产能，这显然是极其痛苦而且在很多时候也是不行的，另一种办法是不断刺激经济，靠人为拉动需求的方法来消化过剩产能，这显然也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为经济的发展有自身规律，不可能长期依赖于刺激性政策。第三也是唯一可行性方案，那就是拓宽海外市场，让过剩的重化工业的产能推动周边国家以及其他贸易伙伴的工业化进程。这就是“一带一路”的部分用意。
    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拥有大量的金融资源，而这部分金融资源目前配置在发达国家的固定收益产品中，从长远来看，这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应该配置到与我们相关的发展中国家中去，帮助这些国家与中国共同发展。这一过程中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要避免类似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同时，资金要走出去，但是生产能力不能完全走出去，国内经济不能空心化。
    四、中国的国民在走向世界。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国民们突然发现，国外有美好的风景和优异的人文自然环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中国国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宽他们的活动空间，国人的世界胸怀不断开阔。这是中国人富强以后的必然要求。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要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在境外做文章，而在境外做文章，毫无疑问必须碰到当前深谙国际运行规则的西方等老牌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大局，不可能轻易接受中国的产品和产能走向国际。这就要求我们集中有限的国际能力解决阻碍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障碍、找到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办法。
    所以我的观察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我们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营造新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在这方面“一带一路”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和中国进行贸易合作。而亚投行就是紧紧抓住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联合其他一些国家，将中国的宝贵经验和资金以及产能布局到相关国家中去，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大陆型古国向西方投射自己影响力的伟大创举。这是过去500年以来英国这个岛国以及美国作为相对孤立的大陆型国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历史的逆转。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