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准确认识杨小凯先生“后发劣势”的本质含义——与盛洪先生商榷

    最近读了2015年1月15日《南方周末》上盛洪先生的文章《限权改革，可从中国传统挖掘资源——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1】在文章中盛洪先生说：“关于‘后发劣势’的说法，似乎有很多误读。这主要是因为一个观点往往会被简化或意识形态化。”但我认为，误读杨小凯先生“后发劣势”本质含义的恰恰就是盛洪先生本人，而且盛洪先生之所以误读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盛洪故意“回避”了杨小凯先生“后发劣势”概念中“意识形态”的本质含义。所以，我不得不在此就杨小凯先生的“后发劣势”问题和盛洪先生提出商榷！
    盛洪先生在文章中批评杨小凯先生：“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似乎有不少破绽。一是他断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成绩主要依赖于引进技术，而在制度上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有着重大疏漏的。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更根本的，是制度变革。……以杨小凯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呢？原因似乎在于，他把英美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法治制度的普遍形式了，……一个社会正常运转需依赖一组基本原则，社会治理的所有具体规则都由此派生出来，保证这一组基本原则能被实施，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事。在说到法治时，一般就是指限制政府权力。……限权资源不独只存在于英美，还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很丰富。中国人是应该全面吸收全世界的优秀的遗产，但也不应独独不对本国资源开放。”【2】盛洪先生文章中还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大量“限制政府”的文化和政治的历史遗产！
    在这里，盛洪先生认为杨小凯的破绽就是“没有观察到（中国已经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这是因为杨小凯先生“把英美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法治制度的普遍形式了，……”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沿着既定的经济改革路径走下去，继承中国历史上“限制政府”的遗产，中国就没有“后发劣势”之忧！
    而我却认定盛洪先生误读了杨小凯先生“后发劣势”理论概念的理由就是：杨小凯先生说的“后发劣势”，就是：“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3】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制度模仿”和“后发优势”，杨小凯先生不但“明确定义”为“民主宪政兴国”，而且还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在此我引用其中的一个例子：“技术模仿在短期内还是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的。当然这个成功是很危险的。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伊朗巴列维改革俄国斯托雷汀改革的教训。这两个改革的特点都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特别是斯托雷汀改革，你看它当时的统计数字比现在还好，它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搞得很快，而且表现很好，成长率很高。但是因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所以就不公平，就造成了普通百姓不满，导致改革失败。因此一个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哪怕方向是对的，也可能造成意外的倒退，这种意外的倒退会使社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有时这种损失甚至是不可挽回的。这都是历史的教训。”【4】
    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杨小凯先生演讲中说的“制度模仿”的“后发优势”，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或者说不仅是指经济改革，本质上就是“民主宪政兴国”！正如仲大军先生当初在杨小凯演讲现场说的：“我认为小凯论证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一个经济发达不发达，最根本的渊源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5】而盛洪先生却把它误读为：“在说到法治时，一般就是指限制政府权力。”【2】
    所谓的“民主宪政”的本质含义，不仅仅是“限制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产生”的问题！其本质区别就是“政府到底是通过全民普选的民众授权”来产生，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所谓的“打下天下，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坐天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和常识就是，建立在“枪杆子”支持下的暴力和强制基础上的集权政府，是任何社会力量都不可能有效地限制它的！所以，回避“政府如何建立”的问题来单独谈论“限制政府”的问题，既不可能有成效，同样也毫无意义。除此之外，尽管中国已经在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方面取得所谓“中国奇迹”的改革成就，但只要在本质上还没有跨越“民主宪政”“如果产生政府”的本质界限，就只能都属于“技术模仿”和“后发劣势”的范畴！
    我曾经在十年前2005年谈论“后发劣势”的文章中就指出：“技术模仿果然重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但如果没有制度改革的保证，一切将成为空话。因为市场经济必须依赖民主宪政和法制的保护，必须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这是任何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必要前提。”【6】这是因为“首先，与‘民主宪政’相对立的集权管理体制必然造成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鉴于人的本能和本性是自私的，所以这种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产生以权谋私的腐败，并以绝对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干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在集权管理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大多数是扭曲的，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其次，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效率，因此必然造成二极分化，其实质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必然地要求‘民主宪政’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的前提条件，以保障确立民众意志的最终决策权和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应有权利。如果缺少‘民主宪政’所内涵的一系列原则的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民主宪政’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被全世界各国实践证明的，能够造就出发达国家的唯一的社会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种社会模式能够造就出第二种模式的发达国家。”【7】
    所以，事实上杨小凯先生并没有如盛洪先生所批判的“没有观察到（中国已经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而仅仅是把这些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技术模仿”和“后发劣势”的范畴。因为杨小凯的“技术模仿”和“后发劣势”不仅仅是指“技术”层面的事物，而是包括“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3】中国经济改革领域的成就，诸如引进市场经济、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只要还没有跨越“民主宪政”“如何产生政府”的界限，就只能属于“管理模式”的范畴！杨小凯先生列举批判的“伊朗巴列维改革俄国斯托雷汀改革的教训”就是最有力的论证，在这里杨小凯先生说得非常明白：“这两个改革的特点都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4】尽管这种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经济成果也会“表现很好，成长率很高。但是因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所以就不公平，就造成了普通百姓不满，导致改革失败。”【4】而在杨小凯先生演讲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集权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改朝换代”的奔溃边缘，贫富二极分化也发展到基尼指数0.73的极端程度，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只有“民主宪政”“如何产生政府”的根本性原则才是杨小凯先生“制度模仿”和“后发优势”的本质含义。而盛洪先生把它误读为：“在说到法治时，一般就是指限制政府权力。”【2】就是把杨小凯先生定义的“技术模仿”和“后发劣势”范畴的事物误读成杨小凯先生定义的“制度模仿”和“后发优势”了。
    尽管盛洪先生误读了杨小凯的理论观点，但盛洪先生说的如下观点还是正确的：“用这种‘后发劣势’理论来套中国，就可以说，当时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或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这一成就会使人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无需改革，从而落入低效的陷阱中，从长期看会阻碍中国的发展。”【8】只不过在如何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不能”如盛洪先生说的以“限制政府”为主题来进行，而“必须”从实现全民普选和普世价值为标志的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来发展！“更不能”如盛洪先生当初在杨小凯演讲现场说的：“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特点，而且要看到我们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英美的制度模式，……”【9】而恰恰“必须遵循”盛洪先生反对的观点：“把英美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法治制度的普遍形式”。【2】这是因为，所谓“制度模仿”和“后发优势”的民主宪政，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无论是工业化市场经济、还是民主宪政，恰恰都是诞生于欧美西方的。
    如果“李约瑟之问”确实证明了“即使中国经济自唐、宋以来领先世界一千年，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也无法孕育出工业化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承认民主宪政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市场经济历史阶段后才必然产生的辅助制度，那么就等于承认了“民主宪政是欧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也就等于论证并承认了盛洪先生反对的观点：“把英美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法治制度的普遍形式”。【2】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能、或者用不到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和历史文明，只是必须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及其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础上再来批判地继承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并且必须以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及其民主宪政制度为标准，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批判中继承中华文明遗产。在这里主、次是不能颠倒的。
    中日两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已经非常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观点：正因为中华民族在寻求复兴崛起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从晚清的“中体西用”一直到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的历史路径，才使中国百多年来从被侵略蹂躏一直发展到今天也走不出权力腐败泛滥和贫富二极严重分化的危机局面！而恰恰是日本在民治维新时期就确立了“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才是使原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日本在不到百年后就跻身世界列强的行列，即使因为军国主义的错误遭到毁灭性打击，还是能够在几十年后东山再起，依然雄踞世界列强之林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发展纲领，并没有完全放弃日本本身的东方文化色彩，仅仅是在坚持西方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日本本土的东方文化色彩！
    正因为盛洪先生在当初杨小凯演讲现场说的：“我想中国起码在唐、宋之间的时候，在全球是领先的。但你要想到是否如果当时不学中国模式，就会永远落后？”【10】如果我们承认工业化市场经济及其民主宪政诞生于当时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并使他们反超了当时先进的中国的历史事实，那么久等于承认了赶超先进国家必须、也只能依靠“制度的优势”！那么也就等于回答了盛洪先生杞人忧天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以英美模式为基础去思考，就要求我们都要从制度上去学它，否则就会永远落后。”【11】
    不管是盛洪先生、还是林毅夫先生和张维迎先生，他们之所以会误读杨小凯先生“后发劣势”的基本概念，并费尽周折地在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领域，尤其是在限制政府方面“辞不及意”地进行大篇幅论述，这并不是他们的理解能力和理论功底的浅薄，而仅仅是犯了中国主流理论家的通病——故意地回避敏感的集权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问题！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凡是涉及到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但超越了他们能力、是他们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愿意过多地“说假话”，但如果说真话，则完全有可能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名利地位，乃至威胁到他们的自由和生命！所以，对中国的主流理论家来说，避而不谈敏感的集权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问题，并不是他们知识上、理论上的浅薄，而是一种政治上“现实的无奈”！
    但我必须提醒中国主流理论家的是，当今中国，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责任，出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想方设法、变着法子来提出迎合直接危害共产党根本利益的集权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理论观点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一针见血地给中国共产党指明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中国共产党再一如既往地维护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政治制度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极权政治制度中，绝对权力和资本苟合的唯一结果，或者说是无法超越的“宿命”就必然是：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权力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必将彻底葬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中国共产党“万劫不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有责任告诫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以全民普选和普世价值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众自由、自主、自觉的全民普选的授权后，名正言顺地执政，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根本利益，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三千年一遇的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
    2015年1月21日
    【1】、【2】、【8】：盛洪：《限权改革，可从中国传统挖掘资源——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201
    【3】、【4】、【5】、【9】、【10】、【11】：杨小凯：《后发劣势》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18.html
    【6】：丁礼庭《也谈“公平与效率”——兼论“后发优势”的必要前提》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216.html
    【7】：丁礼庭《再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7038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