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中国崛起能持续吗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政策最初提倡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结合，并且使国有企业起支配作用。几年之后一些群体开始批判这一政策并转而要求自由市场经济和全部企业的私人所有制。正是后者所占的统治地位在1990-1991年迅速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中国只有保持和改进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市场和计划的混合模式，其为达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变动才是可能的。而向自由市场模式的转变则会阻止这些必须的变化
    "成功转型"的邻居俄罗斯？
    任何相信俄罗斯转型方式正确的人一定对于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了解不多
    一些中国学者最近在争论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他们认为俄罗斯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即快速过渡法，而中国却仍在对完全私有化以及自由化犹豫不决。而一些来自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分析者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认为除非中国现在根除市场活动的剩余限制并放弃剩余的国有企业，否则中国崛起将很快转为停滞或下滑。在我看来，尽管中国引人注目的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确实面临许多严重问题，但是，前述那些分析者的诊断是错误的，如果按照他们开的方子来做，那么将不是支持，而是逆转中国的高速发展。
    任何相信俄罗斯转型方式正确的人一定对于1991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了解不多。按照西方的建议，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其经济进行了快速自由化和私有化。尽管1992年以来也偶有强化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呼声，但是在俄罗斯，国家并未在其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起到指导作用，也并未指引其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结论都可以从俄罗斯的经济道路中找到。俄罗斯1998年的GDP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42.5%，尽管1998年经济开始增长，但是直到17年之后的2007年其GDP才达到1990年的水平。前苏联时期多元的工业化经济被转变为依赖出口的经济。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的一年即2011年，在俄罗斯的出口中，矿产品出口占70.3%，而机械设备的出口份额则下降到4.5%。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由于过去严重依赖全球市场对其资源的需求，俄罗斯的GDP在大国中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下滑，2009年其GDP下降7.8%（而同期中国的GDP增长为9.2%）。2009年之后也仅仅由于石油出口价格的上升才使得俄罗斯的经济重返3%-4%这一并不算高的GDP增长区间。俄罗斯国家的自由市场方式也使其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公共卫生投资出现下降。1992-2010年，俄罗斯人均病床数下降了28%。尽管俄罗斯获得了大量的石油出口收入，然而其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数在过去四年下降了28%。俄罗斯经济结构变得类似于科威特，但是它拥有1.43亿人口，而且大部分的人口在经济中无法找到生产性的角色。这也就不奇怪其人口由于死亡数及移民数超过出生数而下降了。
    不听"劝告"的中国式转型
    历史表明，一个低收入国家只有在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指导下经济才能得到高速发展
    中国的转型战略与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经济转型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是渐进的。大型企业的改革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方才开始，国家调节了经济转型的进程，并控制了一些关键的市场关系。重要的工业以及主要的银行仍在国家手中。这种转型战略带来的不是长期的转型萧条，而是35年的经济增长。这一结果不是偶然事件，历史表明，一个低收入国家只有在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指导下经济才能得到高速发展。
    银行系统必须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门提供贷款，而这些部门可能不是今天最能赢利的部门。这要求银行系统考虑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以当前利润为标准来运营。同时，资本的流动必须受到调节，这样它们才会在不引起经济以及汇率不稳定的同时有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如果资本流动只决定于市场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对于要求有大规模产出的关键产业的发展而言，国有企业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只有一个积极的国家才可以进行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是经济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1978年，一些西方建议者力图说服中国实行快速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计划。当中国采取了不同的道路时，世界银行于是在1996年发布报告称中国的经济增长被夸大了。现在，那些自从1978年之后就坚持认为中国除非立即进行完全自由化与私有化否则就不可能高速发展的同一批分析家们又在告诫中国，如果中国的高速增长要维持，就必须立刻进行完全的自由化与私有化。那些对中国道路的判断直到今天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分析者的建议，当然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加以处理。
    高增长的路径依赖
    鉴于中国消费贷款发展的低水平，中国可以继续高增长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除了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其他方面的高速增长
    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产生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面临了严重问题。一个大国不能无限地依赖出口以及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径，而国内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在1978年后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1978-1988年，家庭消费每年增长10.6%，比这一时期每年10.1%的GDP增速还要快。然而，1991-2001年，家庭消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速，投资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到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与投资一起，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但与此同时2001-2007年间，家庭消费的增长只有GDP增长的2/3。在2007年经济危机前夕，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已经增长到GDP的38.4%，这一份额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是非常高的，同时，家庭消费已经降至GDP的36%。
    在2008到2009年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因为国家增加的投资支出取代了由于危机导致的出口下滑，中国可以很快地从危机中恢复。随着2009年出口下降为GDP的26.7%，投资增加到GDP的46%，这就使得中国的高速增长得以持续。它也有助于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城市地铁系统以及国家高速铁路网，这些项目都可以在未来数年内产生许多好处。然而，这样如此高的投资比例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会导致经济中的过剩产能，因而必须寻找另一种替代方法来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分析家们经常引用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即社会中的富人与其他居民的差距作为中国发展中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不平等的加剧和中国转向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的常用指标，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这一数字还相对较低，仅在0.3以下，到了90年代基尼系数开始上升，2012年则达到0.474，这意味着一个相当大的不平等程度，并且几乎与2012年美国非常不平等的0.477相当。随着收入从中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于GDP而言一定会下降。虽然富人消费更多，但是富人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份额低于中低阶层的消费支出所占收入的份额。
    由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不平等逐步加剧，鉴于中国消费贷款发展的低水平，中国可以继续高增长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除了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其他方面的高速增长。转向投资拉动增长，以及后来转向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是中国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结果。
    对症下药破解不平等问题
    中国的不平等问题并不是由于少部分国企雇佣的工人拿到的工资太高，而是由于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太低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剧？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渐进的自由化会导致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在国家层面缺乏对由私有化和自由化产生的不平等采取的限制措施，私有化以及不断增加的市场自由化一定会引起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并且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这就更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一方面是私有化和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例如1980年以后的美国，当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急剧减少，市场自由化，而许多公共服务都被私有化时，随之就出现了相当长时期的不平等加剧。到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获得的总收入份额已达到23.5%，这一比例在上世纪50-60年代政府更积极调节市场的时期仅为10%。
    尽管许多分析者一致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不平等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方案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分析者指出对剩余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可以减少不平等。然而，这与此政策会加剧不平等而不是减轻不平等的证据正好相反。当被问到国企私有化如何可以减少不平等时，一些人指向了国企所支付的相对较高的工资。然而，中国的不平等问题并不是由于少部分国企雇佣的工人拿到的工资太高，而是由于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太低。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仅可满足最低的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然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比这一"生存工资"低三分之一。
    只有当家庭消费从目前34%的低份额上升到GDP的50%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有可能持续。这就需要通过转移富人收入到中低收入阶层来降低不平等。只有这种改变才能使得中国走上基于国内消费者市场而非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而这种改变只有通过政府提高工人和农民收入的政策来实现。比如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增加工会的权利来使得工人可以更有效地就更高工资进行谈判。扩大医疗和教育的公共供给可以降低高储蓄的动机，增加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让中国人民直接受益。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转变到可持续经济增长上来的措施--尽管还需要达到保持环境可持续性的额外措施。中国只有保持和改进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市场和计划的混合模式，其为达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变动才是可能的。而向自由市场模式的转变则会阻止这些必须的变化。
    苏联消亡的经验给今日的中国提供了及时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政策最初提倡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结合，并且使国有企业起支配作用。几年之后一些群体开始批判这一政策并转而要求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企业的私人所有制。正是后者所占的统治地位在1990-1991年迅速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中国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那些长期坚持只有完全私有化和自由化才可以避免中国经济下滑的呼声，最终在决定中国经济道路的过程中取胜，那么最终的结果会与其在倡议中所宣称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将会中止，随之很可能会出现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保持其混合模式并有一定的改进，且这种改进旨在使其全体居民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那么中国的崛起就能够持续。
    【作者简介】大卫·科茨（David M.Kotz），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美国著名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知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现为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经济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系海外联席系主任、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APE）副会长。（来源：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2月上；文字翻译与整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