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如果解决不公正经济关系

    一个时代结束了。
    经济危机是一只历史的手。它在关闭一扇门的时候,开启了另一扇窗。
    为什么这样讲?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那种自由放任,以不公平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从国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从国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发达国家借债。放眼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内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配不公交织。
    不公正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
    当今世界的不公正,不是世界经济道路出现的偶然颠簸,不是经济肌体发生的伤风感冒,不是局部的肿胀和不适。一两副治标的药、局部的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许多国家需要的不是填补道路上的坑坑洼洼,而是修建新的道路;不是如何避免眼前的波涛,而是重新调整经济航向。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来自不公平的经济关系。这个经济关系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让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普遍为债务危机或潜在的债务危机所困扰,欧洲如此,美国也如此。债务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稳定的基础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总需求是有效需求的总和,而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支付能力是说,你要么有钱,要么能借到钱。过去几十年,西方走了一条富人减税,中下层收入相对下降的道路。在富人减税的同时,中下层要求不削减起码的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走上了政府举债、中下层借钱的道路。这条道路掩盖了过去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这条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西方面临漫长的衰退。
    再让我们看看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我们后面将会指出,这出口导向是以国内分配不公为前提的。现在,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
    总之,历史通过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各种挑战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风靡人类的道路选择和理念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死胡同。我们需要重新出发。
    不公平的经济关系是了解当今世界经济困境的钥匙,而放弃这一经济关系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课题,是激荡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旋律。
    中国也是这样。
    谁能在这一轮改革中胜出,谁就能在下一次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谁能将受到的冲击降到最低,谁就能领这个世纪的风骚,谁能在这场激荡中奏出最强音,谁就能赢得这个世纪。
    那么,中国有没有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改变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如何防止这种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大?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来自于我们继承的历史,还是来自于我们这几代人的责任?这就是本书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解决不公正的经济关系,需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的选择同贫富悬殊的解决交织在一起。在当今世界里,哪一种上层建筑有利于解决贫富悬殊,有利于调整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呢?是那种金钱控制政治程序的政治秩序,还是别的?中国是需要改变目前的上层建筑让它适应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反映贫富悬殊的事实呢,还是需要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改变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和贫富悬殊?如果中国让金钱全面介入政治程序,中国会不会出现民主法制和个人自由的全面倒退?这也是本书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通往中国世纪的阶梯 西方面临全面的衰退
    在世界范围内获取经济资源,是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一旦世界资源不再大规模流向西方,西方的相对衰落就不可避免。
    从获取世界资源的角度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有两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阶段,通过殖民政策掠夺资源。这条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走向终结。第二个阶段是“华盛顿共识”阶段。它通过构建国际经济关系,实现“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经济模式,使资源同样大规模地流向发达国家。结果,过去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资源却大规模流出。这个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过去几百年中,建立在别国资源基础上的繁荣走到了尽头。西方相对衰退的时代已经来临。
    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面临漫长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让我们以中美两国2010年的GDP作为基数做一个沙盘推演。
    我们为美国做一个乐观的估计:假如美国精英集团不犯错误,事事处理得当,美国有可能避免概率不小的流动性陷阱,在未来的10年里,其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可能在1.5%~2%之间徘徊(让我们乐观一点,以年增长2%来计算)。当然,有些年头高一点,可能为3.5%,有的年头低一点,另外一些年头还可能出现新的危机。
    据《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它列出的基本条件是: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5%,年通胀率1.5%;而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7.75%,年通胀率为4%,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如果这个预测变成现实,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而美国花旗银行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认为,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问题,中国将迎来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可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那以后再经过大约3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即203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内需和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继续出口导向,试问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市场或市场集合能支撑起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出口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中国。如果中国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为19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出口依然相当于GDP的30%~40%,则需要大约5.7万亿~7.6万亿美元的出口市场。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要在2034年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的话,中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将会更加巨大,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在向不可能挑战。而且,这种战略带来的潜在冲突会很大。总之,中国的世纪不可能建立在出口导向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市场上,建立在内需、内生发展的基础上。
    内需和内生发展需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中国有13亿~14亿的人口,有广袤的国土。目前市场容量狭小是由于分配不公。如果中国能有效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尽快调整收入不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让中下层的消费赶上GDP的增长,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市场潜力!有人提倡眼睛向外。在某种程度上,向外是对的,但是,中国守着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长远看,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同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个市场相比?千万不要守着金碗银碗不要,而去寻找泥饭碗。
    公正是中国世纪的基石。中国需要用公正来打造自己的金碗银碗。
    只要对内公正,就能复兴。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机会。
    有人认为,中国需要向改革要发展、要增长。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向公平正义要发展、要增长。这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历史性机会和挑战,也是一种更加艰巨广泛和全面的改革。
    这种增长模式是一种公正的、人道的、有包容性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停止物质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动的增长模式。
    上面的预测演绎的是一种历史的可能。它的背后,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进程,是许多历史力量交替作用的结果, 是历史的重新选择。它表明一种依靠追求不公平来推动经济的体制和文明由于内在的矛盾开始衰退,而另一种依靠追求某种程度的公平来推动经济的体制和文明正在兴起。
    有位朋友这样说:经济危机炸掉了一个旧世界,炸出了一个新世界。而中国可能就是新世界的太阳。
    这就是历史。历史从来就是兴衰更替。
    中国只要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眼睛向内,调整经济不平衡,实现有包容的经济增长,提振公平正义,扩大内需,对外捍卫好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一种别样的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选择。那将是一种传承了5 000年历史的文明!
    历史这只手,已经启动了这个交替的进程。
    世界上许多独立思考的人都感受到了这只历史之手。当然,也有人在这只手面前惊惶。
    历史上多次演绎过晨钟暮鼓,兴衰相替,潮起潮落的故事。现在一场伟大历史变革的序幕又拉开了。假如,这种历史交替真的发生,它会有什么连带影响?
    也许历史会告诉我们。在罗马帝国时期,尽管有怀疑主义哲学家在怀疑一切,罗马帝国的价值却随着帝国的崛起而在辽阔的地域里扩张。横跨亚非欧三大陆的罗马帝国曾经是当时“普世价值”的代表。但是,当历史的帷幕在罗马帝国面前落下的时候,同它一同谢幕的,是以罗马帝国为象征的一切价值符号。新的历史诞生了新的“普世价值”。如果历史仅仅停留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一切不仅将是普世的,而且将是永恒的。但是,罗马帝国毕竟倒塌了。在帝国的废墟里,历史的荒草不仅掩埋了罗马帝国本身,还掩埋了罗马帝国代表的制度和价值。
    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我们关注大概率事件。在未来几十年,只要美国不能成功地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寻求出路,只要中国不犯战略性错误,美国经济的衰退——至少是相对衰退——概率不小。随着美国模式一起衰退的,将包括围绕这个模式而建立的价值体系和道路选择。
    苏联解体以后,有人认为历史终结了,20世纪关于道路的争论终结了。然而,2008年的危机终结了关于终结的神话。发达国家进入了全面、长期的危机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没有终结,历史才刚刚开始。
    公平是通向中国世纪的阶梯。这大约是历史发给中国的一手赢面颇大的牌。
    别失去我们的2034
    有人认为,中国同西方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西方许多战略家主要持前一种观点,而某些学者则侧重后一种观点。概言之,就是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西方的争论,将中国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选择的不同道路,简单定义为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冲突。这种定义,掩盖了事实本身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挑起的这场争论争取了话语权,为其在中国国内的利益代表者赢得了必不可少的道义落脚点。这也是当今中国许多思潮的基本出发点。
    其实,中国同西方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利益上的冲突,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在世界资源再分配上的潜在冲突。
    西方以不到20%的人口,享用了全球76%左右的资源。中国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20%以上,在现有条件下,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的程度,那就大约需要1.5~2个地球,如果全世界人口都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那我们大概需要4~5个地球。否则,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相对降低的过程。
    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就是要改变20%的人口享用76%的资源的不公平现状。希望西方支持拥护,未免有些天真。
        
    所以,有些人就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符合自己利益的框架。
    那么,什么框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呢?
    让我们坐在他们的屁股上想一想。这个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发展方式,就是让中国走上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可以造就大约1亿左右的富有阶层,但却会使中国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如果中国只有1亿人口参加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比起13亿人口来说,那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选择,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口占有76%的资源的现实。总之,让中国经济发展制造少数富翁,让大多数人贫困,是符合特定利益的,是符合维持资源分配现有格局的。
    而且,这个贫富悬殊还必须通过体制固定下来。那就是让金钱全面介入政治,从上层建筑上保证贫富悬殊的持续存在。
    争夺资源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有人将这个问题通过意识形态、文化、“普世价值”、市场选择包装起来,好让事态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于是,这场争论就变成了关于“西方先进体制”的争论,变成了“普世价值”的争论,变成了“文化”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在中国推动彻底的市场化和金钱政治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些都是争夺资源的手段。
    如果你不信,就看看在某些口号的帮助下,中东、东欧、非洲,以及南海、南亚、东亚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2011年,全球物价上涨明明是美元泛滥导致的。然而,在巴黎召开的G20财长会议期间,有些人却声称全球物价上涨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民食不果腹,全球通胀就不会发生了。
    2010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某些国家集团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降低碳排放量,从而限制中国做大自己经济蛋糕的能力。
    2008年,由于西方国家用玉米制造汽油替代品,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出现了西方许多人所说的“粮食和燃料”间的竞争。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相关国际会议上却说,这是因为大多数印度人从一天吃一顿变成一天吃两顿导致的,是中国人开始喝牛奶导致的。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是难以接受的。
    基于资源分配的考量,在中国制造贫富悬殊符合西方的利益。而中国政府恰恰是提倡共同富裕的。联合国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解决贫困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几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还想进一步消除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不是直接冲击了别国的核心利益?全中国人民都能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那需要多少资源?所以,一个强大有力的、带动全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政府就成了某些人利益的障碍。追求共同富裕成了中国的“原罪”。中国想要洗赎这个“原罪”就必须走贫富悬殊的道路。
    中国也不必天真。只要中国不改变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社会经济目标,世界范围内资源的重新分配就不可避免,西方就不会改变态度,同西方的某些冲突就不会停止,别人就会用多种方式来冲击你。
    西方那些战略家也知道,中国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会导致社会动荡。但是,动荡而衰弱的中国,是不是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呢?现在有一种力量,把导致贫富悬殊的原因当成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手段,诱导中国引进金钱民主,甚至实施什么联邦制。如果中国看不清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有些人的误导下,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另外一种结果。中国有可能出现经济和社会的动荡,甚至更加严重的局面,中华民族在世界资源分配中将彻底失败。2034年的中国将会是大多数炎黄子孙不愿意看到的中国。
    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西方在资源分配上的潜在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所以,越要追求共同富裕,越要自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