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找回公平应有的地位

    公平与效益孰先孰后、是否存在矛盾、是否为了其中一个只能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这些争论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事实上，没有公平的所谓效益，是摧毁社会的高效率武器。在公平的旗帜上写有效益，而在效益的旗帜上未必有公平。
    找回公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主张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市场化，有一种理由：公平导致低效益。在汗牛充栋的新古典经济学著作里，根本没有提到结果公平。结果公平其实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属于中下层的。公平和效益是什么关系？在西方，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不管公平。他们认为公平是规范，效益是实证；公平是价值选择，效益是实证选择。在他们眼中，公平和效益彼此矛盾，公平和经济增长不能兼得。在我国，也有些人认为，注重了公平，就牺牲了效益。为了经济增长，为了效益，只有牺牲公平，牺牲中下层了。
    为了替这种不公平的理论模式提供道义上的基础，有人还提出了所谓的“两部曲”蛋糕理论——先把蛋糕做大，再讨论如何切蛋糕。这个“两部曲”的蛋糕理论至少有四个问题。(1)它忘了吃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分配不公降低了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蛋糕难以持续做大。(2)蛋糕分配不公，能吃蛋糕的没有足够的蛋糕，少数人又有吃不完的蛋糕，结果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使蛋糕不能持续做大。(3)那些蛋糕有剩余的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会利用手中没吃完的蛋糕带来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所谓的“两部曲”，最后只能是“一部曲”。(4)吃不到蛋糕的人，忍无可忍时，可能铤而走险，一举把桌子推翻，甚至把桌子给砸了，导致经济体系崩溃。所以，这个蛋糕理论最终是一个既不公平又无效益的理论，弄不好做蛋糕的桌子都要被这种理论打碎。如果做蛋糕的桌子都被打碎了，还有什么效益可言？可见，归根结底，公平同效益分不开。
    看待公平和效益的关系，既需要着眼当下，也需要着眼长远；既需要经济选择，也需要道德判断。经济学是要为经济政策服务的。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经济政策更多的是利益博弈和价值选择的结果。经济政策不只是反映不同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不同阶层间经济利益的消长、财富的流动，直接导致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有很多价值判断。不讲道德、不讲价值选择的经济政策，是摧毁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坐标，那些公开宣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在做出政策建议的时候，背后的动力依然是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极个别不讲公平的经济学家，其真正目的可能就是不要公平，不承认他人的利益。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其所推荐的政策建议中必然有许多道德和利益的陷阱，他们的政策建议就可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自利工具。
    既然是搞市场经济，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可以追求自己和自己委托人的利益，但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千万不能不讲道德。政策建议中的数字，不是简单的符号，那涉及千千万万活生生的普通人；政策建议中的利益增减，不是简单的数字运算，那关系到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变迁。经济学家要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为人民服务”中吸取道德的良心。
    亚当·斯密并不提倡唯利是图
    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天天将亚当·斯密挂在嘴上，好像亚当·斯密就是不讲道德的鼻祖。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成为经济学家以前，是道德学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家是他的兼职。在发表《国富论》以前许久，他就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发表了《国富论》以后，又再版了《道德情操论》。但是，他没有因为《国富论》而否定《道德情操论》。不仅如此，这位沉默寡言、终生未娶的经济学家，在道德践行上也是身体力行。在《国富论》发表以后，英王政府任命他担任类似海关职员的职位。这位提倡自由贸易的人，成了积极推行贸易壁垒的官员。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思想而妨碍国家的利益。他在任内极力杜绝走私，极力推动重商主义。比如，他曾经建议独立不久的美国不要搞现代工业，专心致志地搞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农业就行了。以至于后来有人指责斯密，说他提倡自由贸易是假，谋求英国利益是真。不仅如此，他还拿自己开了一刀——将他从欧洲大陆游历带回的许多衣服，全部焚毁。为什么？因为没有交关税。他不仅这样做，还写信报告上司，劝上司也这样做。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拿自己开刀。这种道德践行，水平不低。
    当然，这些都不是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在那些天天念叨亚当·斯密的人眼里，似乎《国富论》提倡个人的私欲、贪婪和奢靡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有没有认真读过《国富论》？亚当·斯密在里面提倡过不讲道德吗？没有。完全相反，斯密没有原谅贪婪、腐化和以自我为中心，他提倡节俭，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以效益取代道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认为，同情是推动仁慈的力量；在《国富论》中认为，“私利”是推动经济的力量。他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当然，亚当·斯密有一些空想，因为市场经济的确是由私利推动的，会导致物欲横流。所以，他没有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这个失败，证明了斯密笔下的那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空想。如果知道几百年后，有的经济学家会把他当成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挡箭牌，作为道德学家的斯密必定要愤怒，而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也是要郁闷的。
    中低收入者的处境才是衡量社会效益的最终尺度
    长久以来，有人将公平同效益对立起来。似乎贫富差距越大效益越高。其实，极端的不公平，就是极端的低效益。从宏观上看，公平就是效益。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内需不足看出来。要提高总体经济效益，必须提振内需。欲提振内需，必须从解决分配不公入手。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的总体效益下降。
    公平同效益的关系，还体现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就是“以人为本”。人们物质文化需求满足的程度，是衡量这个经济体效益高低的最终标准，而不是单纯的GDP。以相同的投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求的经济体，才是一个高效益的经济体。如果大多数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闲散资本，而大多数人又处于有效需求不足，许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境地，这个经济体当然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体。我曾经向许多朋友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有两个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的经济体，它们的GDP规模都是14万亿人民币，唯一的差异是：A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5，而B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为0.5，请问这两个经济体哪一个更有效益？所有朋友都脱口而出：A是一个更有效益的经济体系——还真没有悬念。
    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社会经济效率不是由平均收入衡量的，而是由平均收入与基尼系数共同来衡量的。只有当GDP增长的同时，公平程度也增长，社会效益才得到提高。阿马蒂亚·森属于福利经济学派。福利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对待收入分配上观点是有分歧的。后者认为只要按要素分配就是效益；而前者却认为，只有当货物被分配到那些能从中获得最大效用的人手上，才能获得社会效益。比如有100元钱需要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说，必须按要素分配，结果其中大部分都被有钱人拿走了，他们认为这就是效益。而福利经济学家认为，不对呀，你应该将这100元钱中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穷人，因为这笔钱给穷人带来的边际效用更高、更有用，他们认为这才是效益。这就是二者的差别。
    约翰·罗尔斯也是一个偏向穷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只有当穷人的效用被最大化的时候，社会效益才能最大化。他认为，社会效益与社会中最穷的人有关。所以，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是使社会中最穷的人的收入最大化。注意，这个“最大化”，同微观经济学中的任何“最大化”一样，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是有道理的。在收入分配极端不公的情况下，调整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本身，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件事本身，就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同样1元钱带给穷人和富人的满足程度是不一样的。1元钱收入的增加带给贫困阶层的边际效益的增加，要远远高于1元钱收入的相应减少带给富有阶层的边际效益的降低。让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多分配到一碗饭所带来的正边际效益，要远远高于豪门减少一碗饭所带来的负边际效益，从而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经济效益。
    公平正义不会导致平均主义
    大力提倡公平正义，会不会导致平均主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市场经济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地制造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不公平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例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个人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高达91%，这并没有导致平均主义，美国当时的基尼系数依然在0.37—0.39之间，比中国改革开放前要高出许多。调整收入分配，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经济不公平的破坏性，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导致不公平的本质。
    搞市场经济，要患不均。如果我们将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比较一下，正确的方法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偏重于讲差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应当偏重于讲公平。所以，在市场导向改革初期，“讲差异”符合历史要求；但是，在市场经济导致差异已经很大时，再继续沿用“讲差异”的思路，就违背历史要求了。在这个时候，要“讲平均”。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从国情、从生活出发。为中国所有阶层计，当代中国不能让少数人将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解决贫富悬殊设置障碍。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益。最大的不公平带来最大的低效益。衡量社会经济效益的标准，不是利润或利润率，也不是GDP，是中低收入者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公平同效益的统一是经济学里面最大的群众路线。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经济政策、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才可能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只有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才可能站在历史的一边；只有包容了大多数人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才是以人为本的增长，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增长。政府要一心一意谋求社会的公平，中下层人民要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公平。所有为公平而奋斗的人们，要理直气壮地宣称：争取公平就是争取效益。没有公平的效益，对大多数人而言毫无意义，那只是少数人的效益。
    （作者：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