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就是公平

    刚刚拿到《中国，你要警惕》，最吸引我的是此书作者黄树东先生的身份。黄先生是名旅美华人，现担任美国某顶级银行的高管。
    按照常理，作者应该更多地站在华尔街银行家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当今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但是，整本书读下来，会发现黄先生的基本观点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极为不同，他在书中批评了那种将市场经济和私欲神圣化的思潮。他认为，公平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基础，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和必由之路。收入分配不公才是美国经济迟迟不能复苏和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次原因。带着这份好奇，《经济参考报》记者对黄树东先生进行了专访。
    许多人看见了市场经济的问题但不愿意说
    《经济参考报》：您本人目前供职于世界著名银行，通常来讲您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您的观点应该更加倾向于这些大银行，从投行的视角来观察、评论世界和中国。但是，读完您的大作，我感觉您的观点与您的工作性质格格不入，请谈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差？
    黄树东：这本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公平正义。其实我在两年前出的一本书中，就呼吁这个问题。经济危机以来，许多人都看见了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只是由于利益偏好或其他原因不愿意说，或故意胡说。我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里喊“皇帝没穿衣服”那个孩子，或《巴黎圣母院》那个撞钟的人。
    这本书的观点同我的专业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也不是格格不入。二者之间，既有差别，也有一致。从价值取向看有差别，从实用效果上看有一致。
    该书其实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经济分析，对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实用参考意义。一项经济决策要避免失误，就必须符合当今国际和中国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经济走向。很难想象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向，会带来什么后果。
    实现社会公正将提振中国经济
    《经济参考报》：美国的《福布斯》杂志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您在此书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感觉负担非常沉重？
    黄树东：您提到的两点都是对的。一方面，同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税负是偏低的；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感觉负担非常沉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呢？主要是税负结构不合理。比如个税起征点还是较低，高收入阶层的累进税率也有待提高。如果我们一方面将个税负担向高收入阶层倾斜，一方面开征财富存量的新税种，可能就能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既能增加税收，又能有效降低广大中下层的相对税负。
    《经济参考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广大普通民众最大的愿望，您认为，当下如何解决这个困扰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政府下一步该如何做？
    黄树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提振总需求的有效手段，突破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瓶颈的出路。.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缺乏公正，收入严重不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经济中有几大主体：工人、资本和政府。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分配的。所以，一方面工人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政府要更多地介入两次分配，有力调整存量财富和增量财富的分配。比照西方做法，前者如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后者如开征资产增值税、高收入阶层的累进税。此外还可以考虑开征奢侈消费税等等。增加的税收必须用在中下层身上，要防止利益向少数人集中。
    巨大的贫富差距将使美国失去未来的十年
    《经济参考报》：您在书中谈到，美国很有可能将失去未来的十年，那么制约美国经济未来发展最大的桎梏是什么？美国能否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黄树东：美国经济的问题和西方国家一样，实际上就是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导致总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由于缺乏有效解决的体制，所以进入了经济的长期停滞和社会的全面危机。
    美国的贫富悬殊有多严重？根据最近的人口统计资料，大约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46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等家庭的收入在2010年退回到1996年的水平，而男性 工 人 的 实 际 中 等 工 资 退 回 到 了1976年的水平，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50%的工资收入，而底部的4 0 %的 人 则 只 拥 有 工 资 收 入 的20%。无权无势的中下层处境日渐困难。
    美国从反危机以来，采取的就是救市而不是救实体经济的做法。金融市场是稳定了，但是，经济当中的深层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许多数据显示，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中产阶层生活越来越艰难。救市的结果是富有阶层的财富暴涨。当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呈天文数字上涨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天平却没有公正地向中下层倾斜。
    过去，西方依靠债务扩张来掩盖这个问题。现在债务扩张的道路走到了尽头，消费疲软成了结构性问题。一般来讲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是对付总需求不足的有效办法。但是，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同样债务累累。
    为此，美国一方面需要增加富人税收支撑必要的社会支出，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就业提高中下层可支配收入，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增长解决目前的困境。一味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只能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和经济停滞。如果美国能做到以上几点，还是能逐步走出目前的困境。但是在金钱控制政治的情况下，很难做到。所以，美国有可能面临长期的停滞和低增长时期。弄不好，失去的可能不只是10年，而是更长的时期。
    收入分配不公是美债和欧债爆发的根本原因
    《经济参考报》：有西方学者认为，造成此次欧美债务危机的根源是社会福利支出太大，国家不堪重负，您认为美债和欧债危机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公。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当前的困局？
    黄树东：那种认为欧美债务危机的根源是福利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通过二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动者相对贫困和生产无限扩大的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所以危机根源并不是福利社会，而是收入分配不公。
    本来福利社会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个扩大分配不公的潮流，就是大幅度降低富人的税收和降低中下层的工资。政府税收相对减少，为了福利社会，只好借债；中下层为了维持生活需要也只好借钱，寅吃卯粮。福利社会逐步建立在债务基础上。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债务危机。危机以前，这个债务扩张过程，掩盖了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总需求不足。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总需求不足就浮现了出来。
    现在西方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有两个选择：要么拆散福利社会，在如此严重的贫富悬殊背景下，这将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总需求日渐萎缩；要么维持福利社会，这就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否定过去几十年富人减税的道路，否则，债务问题将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所以，西方真正拯救自己，不是拆散福利社会，而是扭转富人减税的局面。
    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向如何？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欧洲目前的做法，如不改弦更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