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汇率及中美贸易之思

    4月2日发表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经济学家呼吁推举‘国际警察’阻止外汇干预”一文指出，国际政治因素一直在妨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和二十国集团(G20)充当这一角色。作者Ian Talley引用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研究员Fred Bergsten叙述，外汇干预正削弱美国经济增长，丧失300万工作岗位，同时可能带来曾引发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全球性问题。
    美元汇率涉及到一些大型经济体，其焦点的焦点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又与中国外贸相关。与各种愿望型的表达相比，制度经济学承认国家的“博弈能力”比“博弈意愿”更为重要。不能忘记今天中美汇率较量的一个反面教员，也就是同处于东亚文化的日本。通过反思在经济结构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日本发展之路，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现状。
    房地产泡沫与人口红利消失的日本
    经过二战后的复苏，6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保持在360:1，经济。70年代日元开始升值，加之全球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增长率一下子从10%降到5%左右。巨大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这种结构性危机的导火线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汇率从1985年的239:1上升到1992年的128:1，直到1995年的80:1，然后开始逐渐回落。
    当然，还有这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危机。从文明说，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这个国家强调顺服，因此形成了世界上最严明有序的纪律，然而，某种形式的“万物有灵论”思维和固有的集体主义民族性，不仅破坏了这个国家赖以发展理性与创新的系统思维，也培育了强大的享乐主义之生活习性。简单地对比就是，这个民族一方面拼命工作，一方面下班时间流连在居酒屋等地解酒文化消解压力。
    恶果是，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泡沫，更是整整毁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底层民众的积蓄成为官方背景深厚的大资本的取款机。这样的文化-政治-财经的结构的逻辑是，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性创新的发源地，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文明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后来发生的新型科技革命和日本没有太多关系。且不说“硅谷”、苹果这样的新兴产业，在传统的产业方面，例如汽车制造业方面，日本也逐渐被越来越西方化的韩国等新兴国家所赶超。韩国发展的基础是，经过几十年的美国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趋向自由平等；具体我们可以看韩国社会的信仰结构的变化。
    谈论日本不是要批判日本。日本不是敌人，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可靠到哪里去的朋友，而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战略对手的分析，来反思我们中国现有的财经产业布局和制度经济体系，进而思考我们这个国家，未来与美国这样的金融老牌强国如何有效合作、如何理性竞争。
    这个世界有更难以处理的系统性困境
    转到生活细节中。最近，笔者去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作客。由于生活基本预期稳定，朋友打算把存款转换成美元。我们向理财顾问请教了一个高难度问题，“花旗是否有这样的思考：人民币在5:1时还是6:1时换成美元，哪个更为合适？一年内还是三年内、或者更以后？”理财顾问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估计美国政府就在策划。
    这绝非阴谋论者的无聊游戏，而是应被深思熟虑、且下定决心寻找数学模型认真探索的系列命题之一。另一命题则是与个体生活更加唇亡齿寒的，也即日益明显的通货膨胀。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绝非是简单的纸币发行的数量问题，而是复杂的财产分配的制度问题。世人普遍痛恨美联储的Q1、Q2、Q3，是有这种强大的学科理性支撑的。
    一个有限理性的、且在隐秘中主动作恶的政府会思考：如何发行更多的纸币，好让民怨即便沸腾也不至于激起更大的社会不稳定。鉴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美国政府这样布局也更加自然。
    只是与另外一些国家对比起来，由于分权制衡与更体系化的社会制衡，美联储的作为还是被相对节制了一些，客观上也更加专业一些，很少有类似“半夜鸡叫”的恶劣行为。
    制度经济的普遍逻辑是，财经秩序不论说成契约论还是产权论，本质还是什么样的组织体系、集体行动导致什么样的合作博弈。我们所伤感的正是，由于缺乏理性的判断力和强大的博弈能力，中国民众的活期定期存折已经成为全球丛林法则的金融食物链的最底端。
    回到汇率话题来思考。类似“国际警察”以改良世界秩序的建议，几乎就是一个乌托邦，且不说这些组织有多大的法定性的审判权及其落实能力（例如G20只是各国领导人的一个论坛），那些股份化了的国际经济组织（IMF、WTO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公平正义的逻辑，也客观性地体现了其背后的经济大国及其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日益全球化、国内等级化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关于人民币汇率，大约2011年5月，财经界流传着一个至今最乐观的预测，“10年内人民币对美元至少升值一倍，而中国经济则有可能在不到10年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美国是14万亿美元”。
    然而，结合日本的教训来分析，我们发现答案不会是如此的乐观，而是更加糟糕。例如，如日本相比，持续了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也在消失。由于长期存在的土地财政等因素，房地产泡沫已经消灭了中国80后的创业能力。
    相对于60年代的创业一代，中国这批在计划生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否会陷入到日本年轻一代那样的享乐主义氛围之中？中国是否也在科学与制度创新上具备日本这样的东方民族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结构，从而让中国无法跟上新的科技革命？
    正如2月19日华尔街出版的《巴伦周刊》发表知名财经作家Kopin Tan的文章，正如其标题“美国下一次繁荣的宠儿”所叙述的：“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外包之后，如今美国正悄悄兴起一场制造业的复兴。……美国老工业区重新焕发生机是有不少原因的，其中包括亚洲人工成本和工业地块价格的上升，但最大的因素应该是美国能源实力的大爆发。由于在石油天然气页岩开采技术上的先发优势，现在北美大陆生产的天然气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大陆。鉴于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一个对廉价能源极其依赖的过程。……对从产品输出大国沦为就业输出大国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基本是来自美国政府强大的压力的结果。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9年前的8.3到如今的6.2，如果美国不再需要，人民币是否将持续升值到某个点，然后突然贬值？而在国内，不断超发的人民币是否会越来越不经用，直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外原材料的依存如此之高，会对物价上涨带来怎样的压力？
    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血汗工厂”模式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考验（我们说过，最低劳动成本取决于最低生活成本）。如此思考应该延续：政府继续垄断土地供应，长三角、珠三角的外向型企业继续2009年以来的倒闭浪潮，中小企业创新力何来？而此时，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在飞涨，城市白领的存款何去何从，其就业何去何从？坐下来认真思考这些话题的人普遍是充满紧迫感和恐惧感的。
    每个话题都是扣人心弦的。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类似中美汇率和外贸竞争这种“嵌套博弈”来说，由于小博弈被嵌套入大博弈的“嵌套博弈”，汇率问题的答案不在人民币之中，中美贸易纠纷的答案不在两个国家的海关部门之中，正如世界金融的答案不在金融之中。
    愿望型的改革思路如此清晰：取消国家行政垄断（包括利率市场化）以保障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停止土地财政以确保城市化的良性发展、打破既得利益体系营造底层民众的创新能力。然而，制度经济学的思路之所以宝贵，乃在于只有透过真实，人们才能重建幸福。
    （《新商务周刊》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