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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组织的属性:冒险的生物还是社会器官——曼氏金融破产的教训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沈阳 参加讨论

    发轫于美国、逐步由“金猪四国”向更多国家过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一定会写入经济发展史教科书。近日,由于豪赌欧债,美国券商全球曼氏金融(MF Global Holdings Ltd)在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是首家因受欧债危机影响而破产的美国金融机构。从资产规模计算,作为美国第五大金融机构,这家公司的令人刮目相看之处还在于,其首席执行官科尔津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
    科尔津曾经担任参议院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虽然税收状况良好,该州却仍处于财政危机中。科尔津想要利用金融专业知识健全该州的财政体系,但选民并不支持他,以至于2006年一度被迫让政府关门。2010年,科尔津重回华尔街出任曼氏金融CEO。科尔津不喜欢曼氏的呆板,为了增加公司的风险投资规模,他在亚洲和欧洲集中地、疯狂地招聘了大量的信用和股票市场“人才”,同时还利用公司的自有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例如买入大量欧洲债券。
    企业决策更加缺乏制衡,科尔津俨然是如鱼得水。结果是这家拥有长达200年历史的机构瞬间崩溃。曼氏的闹剧仅仅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缩影。面对着危机向整个欧洲的逐步蔓延(例如意大利和法国),11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欧洲需要领导人,而非经理人》的结论颇为干脆:“没有民众的支持,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在推动议会批准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遭遇很大困难。解决办法是展示出真正的领导力,仅靠管理能力显然不足以成事。”
    在今天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管理学院”。由于忽视了原则性的超越性价值,人们更加热衷于细枝末节的改变,各种“管理大师”和管理学说大行其道,以至于这样的技术性努力,本能地发展为治理的谋略。这样的管理,说白了,就是在一个“丛林法则”体系中,如何利用人的投机取巧的本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中国特色的思维,在西方国家,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将组织生物化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大行其道,并逐渐地过渡到社会领域,发展为“社会进化论”。由此,“市场经济”就被简单地理解为商业投机,而不是追求超越性。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组织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种人工制品,与生物有机体完全不同。然而它也要受到支配动植物的生长的那条规律的制约:面积与半径的平方成比例,而体积则与半径的立方成比例……政治与生物不同,存在并不是其根本的目的,仅仅使同类繁衍不绝也不算成功。机构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应该完成的是为外界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回到科尔津的教训来分析,德鲁克的观点就颇令人深思。新泽西州,作为1787年加入美国、批准联邦宪法的第三个州,1789年率先批准了美国权利法案。在具有如此法治和民主传统的地方,自以为金融家的科尔津的那套专业知识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姑且搁置“今天是金融家,明天是政治家”这样的社会生态难免给中产阶级带来损伤这个事实,科尔津的故事还令人联想到立宪时刻的西方国家。用某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观点来说,那时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当时如果财政困难,在对外战争胜算不大且常备军受限制的情况下,只好通过议会来征税,行政权就很容易受到限制。换而言之,倘若专业化的财政金融体系在这些国家立宪前夕就建成了,行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某种通货膨胀,利用各种金融手段,达到其骄奢淫逸、权力却无法被议会制度节制的状态。
    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呼唤一个大政府。我们总是呼唤政府加强干预来解决当前的危机,而不是加强对政府的制约进而发展社会自治。我们总是试图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来堵住各种抗议者的嘴巴,俨然国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我们就绕开了征税是否合理这个话题,直接试图以金融手段来解决财政危机。可是,我们都知道,金融知识是何等的专业化!正如华尔街可以不断发明各种并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衍生品,科尔津也曾经试图用不受制约的金融手段改造政府,也即用商业领域盛行的“丛林法则”手段来改造政府;好在民主政治淘汰了他,他最终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失败了。
    企业组织的“风险投资”,基于未来预期,由于决策本身的局限性,迟早会面临麻烦。政府预期财政收入增长并据此决策,与此同理。伴随着政府功能的不断扩大,问题就会不断增加,治理能力则会不断下降,尤其是税收增长不力以至大规模下降之时。由此观之,政府有责任推行稳健的、保守的财政政策。这就衍生出一个新的话题:政府本来无权“借债”,借完后必然通过所谓“税收”或者其他立法手段掠夺民众和社会,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的困境远远比欧美等国家艰深。对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必须确认一个命题:各种组织,包括商业组织,其属性究竟是冒险生存的生物,还是社会有机体中参与分工与服务的器官?如果某些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人,断然把自己当成冒险的兽类,追求市场文明的中国,究竟应该如何限制并最终制裁它们?
    需要确信,只有当各种组织(包括企业组织)认真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时,才能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共同壮大,发展一个爱人如己、深思熟虑的社会,并在社会的团结互助中,基于法治的原则和分权的逻辑,限制各种权力对市场与社会的危害,进而为中国创造美好的未来。
    来源: 《理财一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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