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美国财政的真正灾难

    看到最近几周狂热的政治斗争和立场冲突，观察者可能会得出美国面临财政灾难的结论。但实情并非如此。美国财政状况已明显改善，从中期来看不会引发任何危机。美国面临的唯一财政危机，就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光打雷不下雨”的做派。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又将如何支持政府财政？
    2007年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整体赤字（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7%上升到12.9%。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预测是，美国今年赤字将是GDP的5.8%，2015年是GDP的3.9%。这种赤字收窄主要是结构性的，2010年赤字为GDP的8%，今年则下降到仅3.9%。今年财政收缩2.6%是增长乏力的部分原因。 随着财政拖累的减弱，经济增长应该会提速（见图表）。
    无党派倾向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最新的长期预期，也让美国有理由对中期前景感到乐观。预期显示，未来十年公众持有联邦债务与GDP之比重将从73%下降到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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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以往一样，这些预期都是以现有法律为基础的。去年，这种模式给CBO造成了麻烦。于是它发布了两个预期：基准预期和替代预期。基准预期假设，根据法律，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减税政策将到期。鉴于此以及其他因素，2037年财政收入将达到GDP的24%。而CBO曾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结果证明也是如此）：小布什的减税政策不会完全终止。于是CBO提供了一个替代预期。假设减税政策（以及免征可替代最低税）将被延长至2022年。此后，假设财政收入将维持在与2022年一样占GDP18.5%的水平。这一新预期（25年后债务将达到GDP的100%）要比去年的基准预期（也就是基于小布什减税政策到期的预期）更糟糕，但要比预算办公室此前的替代预期好很多。
    这种长期预期是不是一种灾难？不是。美国或许可以将公众持有债务对GDP之比维持在100%。这个水平很高，但却是边界可控的。这样做的成本取决于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不高于实际增长率（这符合长期以来的情况），那么该国甚至都不需要基础财政盈余来维持债务率稳定。此外，要想将债务与GDP之比维持在73%，则现在需要使收入增长量与支出削减量之和达到GDP的0.8%，2020年需达1.3%。相对于近年来的情况，这一比例非常低。
    CBO称，“到2038年将债务对GDP之比重下降到39%（也就是2008年的水平），需要未来25年财政收入增加量与非利息支出减少量之和达到GDP的2%”。2012年的预期显示，如果小布什时期的减税政策终止，债务对GDP之比降至39%可能已基本实现。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表现很好，在这些不可承担的减税之前，2012年末“财政悬崖”争论中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有机会终止减税政策却没有这么做，这确实匪夷所思。而这本来会赋予奥巴马一种影响力，目前他因缺乏这种影响力而无法进行平衡的财政调整。
    与此相反，他却让这个国家走上了自动减赤的道路。然而，降低债务很有可能不需要进一步的财政调整。2013年第二季度，GDP比1980年到2007年的趋势下降14%。这可能会补充大部分的损失。实际上，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的，对四分之一世纪更高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预期之间差额的预期非常不确定。
    增长不仅不确定，并且取决于明智的短期和中期政策。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美国没有任何中期危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可以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重要的财政挑战。至少有五项挑战比较明显。
    首先，自动减赤过程非常专断。这需要有所改变。第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埃兹拉?克莱恩(Ezra Klein)指出，联邦政府是“一个由大型现役部队保护的保险集团公司”。CBO预测，未来25年，社保方面的支出将从GDP的4.9%增加到6.2%，医保方面的支出将从4.6%增加到8%。包括科学和教育的其他支出将大幅削减。2038年，如果国防支出占GDP的4%，除了社保和医保的其他支出为3%，比重太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基本服务。
    第三，部分解决方式就是限制退休金支出和医疗成本。后者是存在这样的机会的。美国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欧洲很多福利国家相当，但惠及的人口比例却小得多。必须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惠及同样多的人或者是以同样的成本惠及更多的人。第四，美国需要财政改革。在这方面，效率和公平的协调有很大的空间。
    最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需要提高。目前，CBO预期203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9.7%，这个比重太低，除非茶党(Tea Party)削减社保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支出。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年龄构成，其可能性非常低。CBO数据显示，可能需要将联邦财政收入提高到GDP的22%。
    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而，这也限定了争论的性质。要争论的不是债务，而是美国人是否愿意为他们通过立法成立的政府纳税。美国已推行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项目，但似乎无法就支撑这些项目并将政府职能维持在合理水平上需要多少税款达成一致。这层纷争被掩盖在有关不可持续性债务和税负适当增加的抑制效果的言辞之下了。
    如果美国给自身制造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也是因为在政府该做什么与政府怎样获得财力支持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首先最近几周的一些“危机秀”必须停止。
    译者/王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