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新十年改革的三大抓手

    在新十年刚刚开启之际，三项改革可以成为切入点，其一是推进国企改革，放松民间投资限制；二是启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民生工程，以此拉动城镇化和内需；三是标本兼治，狠抓反腐败，通过推行干部家庭财产和亲属身份公开制度，及以制度创新根除权力过于集中等腐败源头，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十八大闭幕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舞台，在很多方面让世人耳目一新，经济政策未来的走向令人期待。
    的确，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取得了辉煌的增长成绩，但不可否认，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体制上重大问题的积累，如果不解决不突破，中国经济不可能延续过去的高增长。相反，如果新一代领导人能够紧紧抓住机遇，全面推出一系列触及中国经济根本问题的体制改革措施，那么，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较快增长的格局，不仅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能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新十年刚刚开启的时刻，很难全面铺开所有的改革措施，必须有一定的选择和抓手。那么，此时此刻，最应该抓住的若干项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仔细分析，应该紧紧抓住三项重大改革，以此作为突破口，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最迫切的问题，以改善民生，同时更重要的是振奋民心。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激发民间投资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以此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此而言，促进民营经济投资是关键。
    中国经济当前的格局是，固定资产投资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固定资产投资的融资总额中，真正经过金融机构中介的比重大约也就是50%，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来自于企业自发的投资活动，尤其是民间的投资活动。当前中国民间的资金量是巨大的，但苦于找不到出口。如何能够释放民间投资的热情，刺激民间投资，对于稳增长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要促进民间投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国有企业当前覆盖的行业极其广泛，在很多领域具有垄断能力，而其投资效率明显并不高，据中欧国际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许定波测算，资金回报率不到5%，而民营企业的回报率明显高于此。如果能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让投资回报率更高的民营经济投资者开口子，将能直接带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
    具体说来，第一，要针对国有企业制定明确的经营范围，对超范围经营的国有企业，应该进行新一轮国有企业股份改制，探索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的机制。讲一个案例，我国某大型央企肩负着生产各种军用飞机的重任，对提升国防军备的数量和质量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是该集团的经营范围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军机的生产，其涉足的领域包括房地产、金融、家用音响设备等等。应该承认，短期来看，该集团在这些领域的经济效益还不错，但是如此庞杂的非军品生产和经营牵扯了集团决策者的精力，也不自觉地占用了一些国家的行政资源。改革的方向就是把那些与军用飞机无关的业务逐步剥离出去独立运行，并通过股份制改造，让国有股份逐步撤出。
    第二，从国有企业撤资转出的部分资金，集中起来成立或注资若干国有基金，包括社保基金，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这些基金既可以投资其他民营经济，也可以部分地继续持有其他国有企业的股份，它们可以通过透明的运营方式，彼此竞争，盈利或资本增值部分上交国家财政。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模式，成立若干淡马锡式的国家级投资公司，间接调控国有企业，它们的盈利更可以作为未来公共财政的基础，即，未来公共财政的收入不仅是税费，还包括投资所得。
    第三，对于一些高度垄断的行业，国家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方略，将其逐步放开。以石油、页岩气、煤层气为例，可以把一些区块放出来，对全社会进行投资招标，而不是由若干家央企垄断。
    第四，在严格把控环境评估的基础之上，大力放开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投资审批。原则上讲，国家发改委与环保部只进行出资和环保评估，只要项目达到环保标准，只要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民营经济，只要银行贷款严格执行风险控制措施，那么政府就不用干涉具体项目的投资立项，完全由民间投资者决定。这样的措施能够大大提升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促城镇化惠民生
    城镇化或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很长时间之内的主要增长源泉，目前困扰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农民工没有市民化，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但是家仍然留在了农村，并没有市民化。
    不可否认，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在现阶段需要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支持，有人计算，多则50万一人，少则几万元一人。在此，必须启动一个改革试点，让各个地区去探讨不同的办法。中央财政拿出一笔钱，地方财政进行配套，各个地方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办法。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先从已经长期在城市工作并且有固定工作单位的外来工开始，为他们补齐社会保障的资金；对收入较低者，允许他们申请保障性住房；他们的子女可以进入当地学校；但是，他们在家乡的耕地应该转让出去，转让的收入与他们入籍城市政府的补贴要挂钩；宅基地也应该部分保留或者取消，各个地方可以对此实行试点。
    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让一大批中小型城市，尤其是在特大型城市周边的中小型城市逐步做大，从而更好地发挥特大型城市的辐射作用。如北京周边的石家庄、沧州，在高铁开通后，已经和主城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农民工市民化也能够极大地提升城市新居民的幸福感，这不仅是保增长稳增长的机制，也是促内需的机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狠抓反腐败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
    全世界的百姓都对腐败的问题深恶痛绝，反腐是直接影响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大事。新一代领导人在新十年的开始就以抓反腐败为目标、为旗帜、为抓手，可以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经济把控力。
    反腐败应该标本兼治。"标"指的是狠抓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包括积极推行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和亲属身份的公开制度。"本"指的是从本质入手，革除腐败的根源。腐败的根源往往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各种行政审批过程过于繁复，权力也过于集中，往往是一个人掌握生杀大权。因此，应该在一些重大的、特别容易出现腐败的决策过程中，如市政规划、投资审批等方面，探索新的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比如，在各个重要环节设置外部委员会制度，临时性地、匿名地请外部专家来进行审批，其过程事后要公开，过程中人人要签字负责，类似于美国法院的陪审团制度。通过这种集体的、外部的决策方式，能够大大地减少内部人权力集中的情形，让相关的决策更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腐败的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