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就“继续政府基建投资”的政策向林毅夫提出商榷

    最近在网上读到林毅夫先生《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的文章，想就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潜在危机的具体政策问题，向林毅夫先生提出商榷。
    林毅夫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从2011年年初到现在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也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出现的情形。”【1】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潜在隐患，林毅夫先生开出了“继续进行基建投资”的药方：“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环境的改造、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2】林毅夫先生还列举了十年前中国政府投资基建获得成功的例子：“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高速公路全国只有4700公里。在那一年积极财政刺激之下，中国高速公路从4700公里增加到的2002年的25100公里。在那样的投资过程当中，当然政府的债务是会增加的，中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25%增加到2002－2003年的35%、36%。但是那一轮的投资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空间。从1979到2002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6%，而且在2008年中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那一轮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瓶颈被消除了，所以从2002年以后，中国连续七八年两位数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加快了，税收增加了，再加上底数放大了，中国政府的负债在2008也只降到只剩下23%左右。 ”【3】
    林毅夫先生还分析指出“李嘉图等价”的概念不符合中国政府基建投资的事实：“‘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是政府的开支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失业救济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开一个洞、补一个洞，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但如果政府开支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来由政府收入的增加来偿还政府的开支，因为对老百姓税赋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这是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轮宏观调控所创造出来的经验。”【4】 林毅夫先生说这是因为：“这些投资在短期会创造就业，会创造需求，会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这样的投资从长期来看会提高增长力、竞争力，政府的财务税收会增加，政府的财务税收增加以后，可以偿还过去的债务。 ”【5】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全面疲软的客观事实，林毅夫先生开出的药方是通过“继续进行政府对基建的投资”来填补三要素全面疲软的供给过剩缺口，而不会增加政府债务。
    但是作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在提出这个政策建议时却不知道是出于疏忽、还是故意回避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此大量的投资又怎样来消化，或者还债？如果以投资收入来还债，那么在原本就供给过剩的潜在危机下，林毅夫先生准备怎样来、以什么来填补和消化这种超大量政府投资产生的超大量供给！
    没错，在林毅夫先生例举的十年前中国政府基建投资成功的例子中，确实没有引发供给过剩的情况。但是林毅夫先生同样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指出十年前的政府基建投资为什么没有引发供给过剩的原因——以巨大的出口顺差填补了中国政府基建投资造成巨大的供给窟窿。
    同样，林毅夫先生也回避了另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出口为什么会如此神勇、如此地所向无敌——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长达30年，不，应该是长达60年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政策形成的出口商品的超低价格。
    因此，林毅夫先生在提出“继续政府基建投资”的应对政策时，不能回避、也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当前消费、投资和出口全面疲软，存在严重的供给过剩隐患的客观环境中，林毅夫先生准备如何来、以什么来填补和消化这种超大量政府基建投资中，因消化投资资金和还债而产生的超大量供给？更重要的是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是非常好，政府的负债加上过去这四年地方投资平台十万亿元的贷款，加起来也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在各个国家当中，这种政府财务状况是属于非常好的，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我们且先不说历来的政府基建投资的资金使用效率如何？也不说因此而产生了多少腐败的副产品！但必须详细分析清醒认识前期政府对基建的超大量投资造成了超大量的基建收费，为中国经济发展增加多大的生产成本和企业负担。更不用说这些违反“均衡发展”原则的政府超正常规模的大量投资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地挤压民生资源，因而造成的一系列弊端，都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阻力。
    如果作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先生应该能够明白一个简单的宏观调控原则，就是必须“对症下药”地调控经济，哪里出问题，就具体地解决哪些问题。我相信林毅夫先生还不至于会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都没有低于正常水平，都没有出现大问题，中国真正的经济问题是消费严重地疲软，已经降低到极限——低于GDP的40%。如果“对症下药”真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那么当前中国的当务之急就必须及时有效地来拉动和提升消费水平！
    对于如何来拉动和提升消费水平，虽然作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先生应该比我精通得多，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班门弄斧：当前中国只能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来减缓贫富二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并通过让老百姓感受到生活的安全感和景气的信心，从而提高拉动和恢复正常的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
    在这里有二点必要的解释：一是：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政府开支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因为对老百姓税赋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7】但是，并不是只要“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就能够填补政府超大量投资造成的超大量供给的缺口的。在长期而严重的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事实环境中产生的就业所产生的消费，是远远不够填补，并大幅度地低于政府投资所产生的巨大的供给量的。在中国目前就业相对充分、普遍地存在民工荒的事实情况下的消费水平依然如此之低，就足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
    二是，林毅夫先生所谓的“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失业救济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4】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和理论依据的，在消费严重地、超大量地疲软和不足的环境中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能够通过给予老百姓生活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景气信心来提高和拉动消费水平，并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
    重要的是，必须头脑清醒地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和潜在危机的根源来自何方？然后才能确定怎样的政策措施才能够解除危机和隐患。到底是应该通过政府投资基建实体项目拉高GDP数据呢？还是应该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给予民众生活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景气信心，通过来拉动和恢复民众的消费水平，并以此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在欧美日发达国家超福利的客观事实下，我们当然不能雪上加霜，来进一步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水平。但在中国当前持续30年，或者是持续60年的低工资政策，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和恶性地遏制了民间消费，使中国的消费水平下降到极端的最低点的客观环境中，我们除了必须对症下药地通过提高工资和完善福利的民生政策来恢复正常的消费水平之外，难道还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
    出于应对林毅夫先生举出的十年前中国政府投资基建成功的事实，我也来举一例在因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环境中，如何有效地走出经济低谷的历史事实：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中，在“‘黑色星期五’过后的1929年冬，胡佛呼吁全国州长和市长们和联邦政府一道增加公共工程的开支，1929年，联邦工程开支是3.84亿美元，1930年是4.93亿美元，用于改善河流和港口、用于建造公共建筑、用于修建公路。州与市的工程开支在这两年里花了近六十亿美元。这些工程开支金额传递了怎样的‘市场价值’？1929年美国659家破产银行的储蓄额是2.5亿美元，1930年1352家破产银行的储蓄额是8.53亿美元，1929年美国全部私营企业纯利润84亿美元，胡佛等于将相当于1929年的美国私营企业纯利润的金额都投入了1929年和1930年的美国工程开支。结果呢？并没有挽救美国经济，胡佛被美国人鄙弃了，代之以罗斯福。罗斯福上台后，他最关心的是千百万失业者和救济名册上六百万人的生存。与胡佛否决了国会已经通过的对美国公民个人提供直接帮助的瓦格纳救济法相反，罗斯福当选总统两个月后就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制定了有利于他们的法规，如每周四十小时工时制，如取缔童工条款，如最低工资标准，并以法规肯定了工人有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选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对面临绝境的农村则制定了《农业调整法》。到第二次新政时，持久改变了美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保障法》出台了。罗斯福把《社会保障法》视为所有新政法案中最重要的法规。1935年，根据罗斯福增加上层阶级和大公司纳税负担、箝制经济力量日益集中、促进财富更广泛分配的要求，国会又通过了《财产税法》（1935年税法），联邦财产税增到70%的最高限度，对全美公司的纯收益分等征收所得税。1937年，罗斯福的年度咨文和第二次就职演说要求国会帮助城乡千百万低收入者，他宣称：‘不是看我们是否做到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做到雪中送炭。’从这年开始，政府帮助农民清除债务，到1944年6月，共借给87万农户短期复业贷款8亿美元，平均每户919美元，在城市开始了大规模建造公共住宅，改善居民居住条件。1938年6月，最后一个新政法案签署，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为了落实新法实施，劳动部特建立工时工资处监督这个新法的实施。公平劳动标准法取缔了最可怕的血汗工厂，在美国从此结束了对童工的剥削，10个月后，有1300万工人得到了工资工时处的保护。罗斯福新政告诉我们，拨款大上基建工程只是救急手段，只是权宜之计，真正振兴经济，要靠凝集民心，罗斯福新政成功的凝聚了民心。而凝聚民心，一定要关心‘民’真正的意愿，根据‘民’的意愿来调整政府的工作，一句话，应该政府围着‘民’转，而不是‘民’围着政府转！”【8】实践的检验已经把罗斯福通过提高民生和福利，把美国经济带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无以伦比的功绩刻上了历史的丰碑！
    第二个问题，林毅夫先生在文章中对杨小凯先生“后发优势”的争论旧话重提，林毅夫先生文章在回避“制度模仿”的前提下再次论述落后国家仅仅依靠“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就可以实现“后发优势”来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要在下一次生产当中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新，就是创新，而这个技术可能是别人用过的成熟的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9】“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三倍。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达到经济增长每年7%或者是更高，维持2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的绩效。当然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那13个经济体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2年每年9.9%的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加速了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并且降低这个创新的成本。”【10】
    对林毅夫先生的以上论述，我的质疑是：第一，林毅夫先生上述13个依靠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而实现后发优势的经济体中，到底有几个是“制度模仿”基本缺位的？林毅夫先生在文章中没有详细逐一点名这13个经济体到底具体是那些国家和地区，所以我无法具体分析。但就我对世界上实现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它们基本上都离不开“制度模仿”、也基本都实现了程度不同的“制度模仿”。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制度模仿”缺位的事实环境中实现真正的“后发优势”，我甚至举不出那怕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第二，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连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其最主要的根源是相对程度地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模仿，而主要地不仅仅是“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的单方面结果。
    我有信心认为林毅夫先生还不至于会否认这个客观的事实。
    第三，当前的中国，如果“制度模仿”真的缺位，又如何能够打破发达国家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尖端技术的“技术封锁”。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突破发达国家的这种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封锁，又如何能够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模仿来激发后发优势，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呢？
    令我非常惊愕的是，作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在缺乏针对上述问题详细的分析论证的情况下，何以能够有胆量对政府和民众提出“继续进行政府基建投资”的政策建议，并信口开河地确认：依靠他的这一政策建议，“我觉得中国还要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11】
    行文之此，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投资”的错误理解。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投资”的目标，就是“填补消费不足”。确切地说是通过“填补消费不足”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如林毅夫先生说的“直接”拉高GDP的“增加经济增长率”！【4】这就决定了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以“财政赤字来投资”，才能达到“填补消费不足”的目标。如果以“财政税收”或者“银行贷款”来投资，那就“填补消费不足”的目标来说，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是“挖了坑、再填坑”，完全是缘木求鱼。所以，就“赤字投资”来说，就只能限量在GDP的1-2%，绝对不能超过3%。并只能依靠有限的低度通货膨胀来消化和弥补赤字，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得不偿失。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投资”还不能增加供给，也就是不能收费回笼投资，只能免费。如果像中国大多数的政府投资那样高额收费回笼资金，那就“不增加供给”来说，等于是“补了东墙、再拆西墙”、或者就是“填了坑、再去挖坑”。所以，就“免费投资”的概念来说，投资范围就只能限制在福利领域；如果用来建公路、架桥梁等基础设施，建成后就不能收“买路费”！
    我不知道林毅夫先生所说“继续进行基建投资”，是否符合上述二大“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概念。至少以往中国政府的大多数财政投资，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的政府的一种“与民争利的‘买卖’”！ 而我无法想象的是作为权威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先生怎么能够把中国政府依靠税收和贷款、并高额收费回笼资金的政府投资称为“积极财政刺激”【3】的！
    其三，即使上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适合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也不一定能够适合中国。这是因为政府“免费”的赤字投资“只能依靠”有限的、适度的通货膨胀来消化的事实，这种经济损失的承担者，就是“现金”和“存款”大于“债务”和“贷款”的人。在发达国家，普通民众习惯于“分期付款”、“贷款消费”，大多数民众除了不动产，仅就现金和存款额来说，大多数都小于“负债”和“贷款”额。只有部分企业家，需要大量现金和存款以备经营之用。所以，在发达国家，“免费”的“财政赤字投资”的损失大多数由备有大量现金和存款的有产阶级来承担，而他们也就把这种损失视为“隐性税收”来承担。但如果在中国，这种损失，就由大多数积聚存款防老的民众来承担了，其结果，无论是对“填补消费不足”的目标，还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完全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2012年11月6日星期二
    【1】、【2】、【3】、【4】、【5】、【6】、【7】、【9】、【10】、【11】：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常态”》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684.html
    【8】：王炼利：《就<劳动法>的颁布问题与恒均商榷》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62&articleId=2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