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愿：投资推动的城镇化促内需不可靠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未开始，不少媒体已经从政治局会议中嗅到不少信号。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所发通稿的表述看，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主要依赖于内需带动，内需则被寄望于通过城镇化来实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撰文道，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10年新增投资40万亿，意味着是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平均每年4万亿，则相当于2008年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无疑这一数量是巨大的。而且这还是按照较低口径计算的结果，也就是说实际的投资总量很可能远远不止40万亿。
    什么是城镇化？从统计数据上看，即该地区的常住于城镇的人口与总人口总数之比，此概念和城市化相似。然而，从实际的经济含义来看，则远远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城镇化不仅仅是规模经济，其核心应该是由户籍制度的改革来打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城乡二元”经济制度，以及和户籍制度相关的土地制度。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中央在这方面明显的改革意图。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反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其原因是户籍制度改革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和“乡”的户籍差别，而是一系列隐形的不平等的福利，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农村人迁徙至城市，却少有城市人迁徙至农村。
    地方政府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差别是无形之中将农民工身份模糊化，城市就能得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拥有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特有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随着近年来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在增加，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丧失。
    那么，如何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呢？方法有二：一是上文提到的由投资推动的城镇化，仅仅是将农村人口引进城市，而没有与之配套的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二是由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而自发引起的人口迁徙和聚集。比较二者的区别，前者带动的消费增加时短暂的，而后者带动的消费增加则是长期的。消费的长期增加即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问题得到解决。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取消隐形在户籍制度中的不平等福利。从表面上看，户籍制度改革会使城市户口的福利受损，实则不然。当农村的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后，必然引起城市的物价上涨，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发生有钱的农村人和较贫困的城市人互流现象，这一互流现象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有钱的农村人可以从土地中获得收入、住更好的房子、享受更好的交通，较贫困的城市人则可以从房子中获得收入，二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使消费大幅度增加，而他们享受的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都是相同的。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还能够延缓我国人口红利的枯竭。
    由投资推动的城镇化实则是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引起的投资问题，虽然地方政府不再担心由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的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过程完成后并没有人从中获益，经济结构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可持续，甚至为了实现指标，在城市化过程中强拆问题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