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

    在世行报告之前，胡鞍钢教授及其团队于2011年就发布了名为《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报告，两份报告先后面世，形成有益的信息竞争、知识竞争和政策竞争。
    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2月份联合发布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及的国企改革等政策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尖锐的争论。在此之前，2011年9月底，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公开发布《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研究报告，同题著作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去年10月正式出版，还将由世界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英文等外文版。这份报告则将“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作为关键词。两份关于“2030年的中国”的预测报告先后面世，形成了令人鼓舞的中国学者与世界银行的信息竞争、知识竞争和政策竞争。为此，本刊专访了胡鞍钢教授和他的研究助手魏星博士。
    《社会观察》：您带领的课题组在去年10月出版了《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认为共同富裕将是中国在20年之后的前景，这一前景也内在地包含了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全书开篇即重提“大同世界”的问题，将共同富裕放在“大同世界”理想的脉络中来观察，这一理论思考在今天是需要勇气的。仅从“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这两个核心词来看，清华报告与世行报告有不小的差别。您如何看两者之间在研究上的异同或者竞争？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走向何处？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中国的重大话题，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话题。目前不只是世界银行发表了《2030中国》，在此之前，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2050亚洲》、渣打银行的《超级周期报告》中，中国也是核心研究对象之一。即将公布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30全球趋势》报告，也将重点关注中国、印度趋势及其对全球趋势的影响。
    世行报告与清华报告有许多相近观点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们与他们在立场、方法、观点方面不同，特别是主题词不同，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互补性，也显示了较强的竞争性。我始终认为，知识竞争是一件好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社会公众都需要“兼听则明”，只有一种声音是不行的。我们的报告建立在业已完成的 “十二五”规划和中国2020研究基础之上，完全是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没有接受政府机构的委托或其他机构的资助，而世行的报告是受中国政府委托，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对这两份报告的客观评论需要由国内外同行专家来做，也要接受实践检验、历史检验。这里要强调的是，观看中国这座“庐山真面目”，需要多种视角、多种方法、多种数据、多种信息来讨论和分析。无论对于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社会公众，讨论如此长远而重要的话题，需要的不是一个报告，而是多个报告。以往我们看的都是世行的报告，很少看到中国学者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此前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教授等学者撰写了《2030 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2030年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在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类重大的、系统的当代中国研究问题，还缺乏专业化的讨论。实际上，两个报告的出现便于比较，也便于展开讨论，还便于深化认识。
    我们是与世界银行同时起步研究2030中国的。我们在出版《中国：走向201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之后，就开始考虑这一自主课题，从2010年11月份启动这个项目。世行专家组是在2010年年底来北京进行调研的，其间邀请了中国专家进行咨询，我也在受邀之列。他们介绍了研究思路，我当时也提出，确实要研究2030年的中国，那时候不仅是高收入国家，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共同富裕的国家、绿色的中国。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要向世界银行学习，更要与他们竞争，也抓紧了我们的研究。
    我本人在去年6月中旬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我的英文著作《中国2020：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的图书首发式，其间受世界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尼赫鲁博士的邀请，在世界银行总部做了中国2020至2030年发展趋势分析的学术报告。当时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世行“2030年的中国”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报告会，我们也面对面地交换了意见。当然，直到世行报告正式发布，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个训练有素又非常庞大的团队，包括50多名各方专家，而且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他们进行合作，从研究人员规模看，远比我们多得多，从研究资金投入看，也远比我们大得多，而且还有世界银行对中国技术援助的强大支持。形象地讲，我们只有“七八条枪”，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不过我很想试一试，因为与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竞争，是很有挑战性的。我喜欢挑战。
    我回国后抓紧时间工作，8月8日不仅完成了《2030中国》，当日还以《国情报告》专刊呈送中国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在传播知识方面“捷足先登”。这之后的9月1日，在世行行长佐利克访华期间，他在公开场合对世行正在进行的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作了简要介绍。我已经发现与我们的许多预测数据有较大差异，这可能是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10月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这本书，入选《光明日报》的当月《光明书榜》，而后又进入《2011年度光明书榜》。我们一直在等待世行的报告，看看它都有哪些重要观点。世行曾经在北京多次召开针对这个报告的研讨会，他们邀请了很多中国专家，其中包括我的同事薛澜教授，但我本人并没有参加，所以也没有提前看过他们的报告。他们只是在报告的“创新中国”部分引用了我的英文著作《中国 2020》书中的观点。可以说，我们和世行是各自独立研究，相互之间有所竞争，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的研究成果，使他们可以进行比较和鉴别。
    客观地说，针对这一主题，世行报告与他们在1997年发布的《2020中国》相比，进步不大，但我们的进步却是显著的。当时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梦奎等学者写过《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2006-2020）》（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年），我自己出版过《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但这一次至少他们有我们这个对手。如果说十几年前我们还写不出能够与世行竞争的研究报告，但今天，我们完全能以较少的研究人员和较低的成本投入完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报告的执笔人是我和鄢一龙、魏星两位七零后和八零后的青年博士，他们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为他们将来持续性地从事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我教书育人的初衷。另有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提供了支持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集成了我们多年以来研究成果之精华。
    我们面对的问题比较清楚，即2020年实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后，中国应当怎么样走？我们在《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提出21世纪上半叶的新“三步走”战略，一是用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是到2030年共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一思路是受邓小平 “三步走”大战略的启发，也是最好的应用。这是世界银行报告的欠缺之处。
    我们报告的特色主要在于，沿着国情和世情这两个线索研究2030年的中国。如果不把2030年的世界搞清楚，便不可能搞清楚2030年的中国，因此我们首先分析2030年的世界将会怎样。根据这一框架，我们得出两个非常鲜明的结论：一是2030年中国将“迈向共同富裕”；二是2030年世界的主题和核心目标将是“走向大同世界”。应当说2030年的世情研究是世行的专长，但在他们的报告里只是点到了，并没有做专业化的分析。虽然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是我们的弱项，但这次我们重点加强了对世情的研究，使世情与国情研究不仅具有互补性，还具有互动性，使我们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世界机遇，同时也看到世界挑战。
    我们将共同富裕和大同世界称为中国的原创观点。首先提出共同富裕目标的是毛泽东，他强调共同强大、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既主张“先富论”，更主张“共同富裕论”，而且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经济学上并没有共同富裕的主张，这是中国的原创。第二个词是“大同世界”，更是中国原创。毛泽东在1949年重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释的“大同”理念，尽管它并没有在中国实现过。继和谐世界、和谐亚洲之后，我认为“大同世界” 提出了非常明确、响亮，而且通俗易懂的中国的世界观。尽管我们也认为实现这两个目标非常困难，但人类的本质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理想，更何况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更需要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我们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做到的。这与世行报告在创意上就有根本的不同。
    我们的报告明确地回答了什么叫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界定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概念，包括城乡共同富裕、地区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和大趋势。我们对每个方面都做了专业的分析，使抽象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更加具体化，也便于度量、观察、评估。如果与其他世界大国对比，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三百年来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也是要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我们在前30年实现了快速发展后，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再用3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中国难题，也就是世界难题。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认为中国解决这个难题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其一，有社会主义制度因素，才有可能在上述四个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甚至缺乏解决这一难题的意愿。其二，中国领导集体有解决这一难题的强烈政治意愿。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选择，也是制度安排，更是广大人民的巨大现实需求。全国人民对共同富裕有空前的共识。能不能做到，则取决于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意愿。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表达了在上述四方面持续推进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其三，我们特别强调了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功能。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刚达到5000亿元，1999年 1万亿元，2007年达到了5万亿元，去年则突破了10万亿元，今年有可能会突破12万亿元。我们估计2011-2030年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7%-8 %的高增长，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根据这一趋势，国家财政能力也会随之进一步提高，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其四是地方创新。我们在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四大直辖市中城乡差距最大、地区差距最大的重庆“缩差共富”的创新经验。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将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经验，也提供一种道路。报告的最后部分我其实改了又改：
    “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能够做到的，中国花几十年或不足一百年时间就能够做到；而美国二百多年来做不到的，中国今后也能够做到，这就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构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社会！只要中国做到了，就是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四的南方国家人民指出了奋斗方向，这就是几十亿世界人民共同构建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
    这是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思想 。他在1986年的时候就讲过：“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明了奋斗方向。”到2030年，如果中国只是高收入，却不能共同富裕，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真正的成功的标志就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在书中最核心的观点。
    而我们更宏大的预测是，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全球有可能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世界大趋同的时代。我们在第二章指出，从 1990至2030年，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在本轮全球黄金增长周期中，全球经济版图将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出现大逆转，
    不仅中国、印度在2030年回到 1820年的水平，整个南方国家也将回到1820年的水平，是一个典型的“U”字形。
    南方国家迅速上升，2010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就已经超过50%（达到52.4%），北方国家降至为47.6%，从而彻底打破北方国家长期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局面，到2030年，南方国家比重能够达到66.9%（其中中国将贡献33.4%），北方国家将至33.1%，从而形成南方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
    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根本地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对此，世界银行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他们在报告中却没有进行讨论，发达国家的学者大概不愿意说这些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或许是我们对南方国家的一个贡献，进而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社会观察》：对南北关系大变局的观察，为理解当代世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视角。强调这一趋势，事实上凸显了长期被冷战意识所掩盖的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变迁。这一变迁的意义不仅在于南北关系变化本身，而且可以为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霸权结构提供重要的动力。从你们对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景的论述来看，中国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南北关系变迁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都在世行报告的视野之外。是否可以说，这些地方包含了你们的报告与世行报告的基本区别？你们在研究方法上是否有较大的差异？
    胡鞍钢：了解世界银行的研究特点需要纵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多份关于中国的报告。改革开放后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的第一个报告是1983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高度赞扬了社会主义的中国，认为中国在极低收入的条件下，预期寿命非常高，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今天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主张公平，包括缓解收入差距，但却有意回避社会主义因素。这一回避使得今天这个报告甚至不如1983年的第一个报告。
    我在《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国外文献回顾”中分析了世界银行此前预测报告与中国真正状况之间的误差，误差达78%。即便过去10年也是存在误差的。其1983年报告预测，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将保持每年约4%-5%的增长率，并在下半期提高至5%-6%。两年后世界银行发表《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选择》的报告，预测在1981-2000年间，中国经济将以5.4%-6.6%的速度增长。但实际上中国在此期间的年增长率达到了9.9%，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截至200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高于世界银行预测值的78.5%。1997年，世界银行又发布了题为《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的报告，十分看好中国的发展形势，承认此前预测低估，并预测1995-2000年间中国GDP增长率将达到 8.4%，在2000-2010年间平均增长率将达6.9%。而实际上1995-200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8.5%，2000-2009年间增加至 10.7%。
    我们要学习世界银行报告，但是不能总是迷信他们的报告。世界银行1985、1997年的报告都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反映它的经济分析模型存在一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机制的认识有所不足，对中国的趋势背后的动因分析不够。这一次预测延续了以前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很有可能仍然低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编者注：世界银行预测，在平稳改革和没有大震荡的情况下，中国2011-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6%，2016-2020年为 7.0%，2021-2025年为5.9%，2026-2030年为5.0%。）
    我们对中国发展动力的分析和理解，的确与世界银行不一样。世界各国都要解决经济发展、缩小社会差距等等问题，但驱动因素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析了中国发展的逻辑，认为它是三种趋势的结合。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它是三种趋势的结合，表现在：一是自然发展趋势，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三是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我们认为，这三种趋势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和制度优势。准确抓住中国发展的三大根本性趋势和动因，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中国发展趋势。它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性的经济性模型所能预见。
    目前经济学的增长方程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我们要拿出一个更专业的方程完全取代还有一定的难度。在《2030中国》的附录中我们对增长函数做了专业研究，而最根本的依据还是上述三个基本趋势。当然我们还很难分析这三个基本趋势哪些方面的贡献大，哪些方面的贡献小。我们需要把经验性研究和依据增长函数的技术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如果只是根据中国的数据，每一个经济学家都可以不来中国调研，却能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分析，这也就是为什么像世界银行等国际专家总是低估中国发展潜力的原因。
    魏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我们需要一种人文情怀，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基于这种自信心，我们才能发现和重视那些影响中国发展的独特的趋势性因素。
    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成型到被大家广泛接受，只有短短两三百年历史。但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贯穿于中国发展过程中，也贯穿于国家领导群体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中，这种影响是只有两三百年历史的现代分析方法难以相比的。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判断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形势的过程中，肯定要比传统的增长函数复杂得多。像世界银行那样，只用过去10年、20年的数据去预测未来10年、20年，放到中国历史长河里面，有点近视的感觉。
    《2030中国》的基础方法与世行相比差别并不大，关键区别是我们重视那些中国特色的因素，比如国家规划的因素，在国家规划指导下市场驱动的因素，我们形象地讲，就如同两只手就比一只手要好。多数西方学者不会认同用政府规划去引导国家的长期发展，因此在他们的模型里，也不会加入这些因素。
    胡鞍钢：从经济学方法来看，我们和世界银行相近的地方多，但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很不一样。我们在报告中公开表明，我们坚持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立场，我们坚持的是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还特别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之路。没有这些因素保证，中国不可能实现2030年目标。当然世行不会考虑到这些关键性因素。我们强调毛泽东所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的国家有具体的国情和具体的方针政策。这并不是说世界银行不值得我们学习，相反我们一直在学习与借鉴，但是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最重要的是还要超越。中国在开放的条件下，也总是欢迎世行这样的组织进行研究，但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有中国学者的自主研究、自主创新。
    我们研究中国的思路和框架是毛泽东、邓小平战略思维的路子加上专业化。我们更多是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思路、思维的影响，从《2030中国》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我们试图把战略思维的优势和专业化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我那一代人从小熟读毛泽东的著作，很多内容是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一旦伟人的智慧与专业化相结合，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找到了毛泽东的影子。我们要读毛泽东、邓小平的书，与伟人对话、与伟人交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2030中国》的整个理论基础和思想（共同强大和共同富裕）就是这种结合、融合的产物，我们提出“大同世界”显然也受了党中央提出“和谐世界”的影响。我对学生讲，这两份报告最好能够在20年后再做比较。我始终认为，中国研究的价值要接受三方面的检验，这就是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检验。
    （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