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张弛：2012增长潜力下降，改革刻不容缓

    增速回落是潜力下降的结果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增长9.2%，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5.4%。从经济增长来看，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分别为9.7%、9.5%、9.1%和8.9%。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
    经济增长高位回落，为经济调整腾出了一些空间。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告别唯GDP时代”，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以广东、北京、上海“十二五”8%的增长目标和发展文化产业为据，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对于三地来说，8%的目标也是超过潜在能力的增长，而发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很多地方圈地、搞开发区、增投资、上项目的口号。其实，能否告别唯GDP的经济增长，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也不取决于宏观政策操作，而是取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决定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如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不能改变，怎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和增加百姓的福利？怎么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唯GDP的增长是改变不了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投资仍然是主要动力，名义增长23.8%，由于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由于房地产调控而带来的投资减少，增速与2010年持平，对GDP的贡献度达54.2%。消费增长17.1%，比2010年有所回落，主要是汽车和楼市相关类产品增长趋缓，但基本比较稳定，对GDP的贡献达51.6%。而净出口比2010年减少，对GDP的贡献为－5.8%。这既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也是经济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2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
    今年的世界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56个国家面临政府换届，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地区性的冲突更是无法避免，美伊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世界经济也是前景暗淡，IMF等国际机构普遍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欧债危机深化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了一个长期疲软和衰退的境地。人们提出了一个描绘世界经济态势的用语—“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货币宽松，财政吃紧，风险和危机大增。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一个结构大调整的任务。
    然而，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美国并没有设法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降低两大赤字，而是仍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力图迫使别的国家进行调整，则自己从中得利。想以制造业重新回归，减少失业，振兴经济，谈何容易。欧洲的调整更是艰难。几个危机国家虽然通过政府更迭，削减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但没有欧盟的支持帮助和一致行动，单靠危机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上个月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未能取得足够的突破，无法解决欧元区的金融难题，欧洲领导人近期采取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应对欧元区内部存在的系统性压力。因此，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月13日“血洗”欧元区评级，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国家遭到降级，其中，法国和奥地利丧失了最高的3A评级，被下调一个等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被下调两个评级。欧元区17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芬兰、卢森堡、荷兰四个国家维持3A的最高评级。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再加上地震的影响，仍然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发达经济体的日子不好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好一些，但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可过分乐观。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同的结构调整，也寄希望于改革和调整的推进，近期内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的希望不大，小的调整还会出台。
    在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国际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会继续趋缓，物价上涨也会比去年稍低，出口增长会放慢，净出口会继续减少。
    深层次改革刻不容缓
    未来5-10年，对于党和政府来说，有可能是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其原因有三。
    一是执政合法性已经经过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经济增长。现在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
    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现行维稳办法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
    三是人们都在抱怨，政府的话常被质疑，人们往往从反面解读政府的言行，发生一件事情，人们也往往归罪于政府。
    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现行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太小太弱，几乎没有发育起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以党代政，以政代社，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该市场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部分，政府又通过甩包袱的办法给市场化了。在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中，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权力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三者的关系是，要回归市场，必须约束政府；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从壮大社会入手，可能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一个可行的选择。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理念？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让民间机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设立，活动起来。社会机构发展起来，不仅可以代行政府的很多职能，形成监督，而且相互之间也会形成合作和制衡。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二是限权政府，建设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尽管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但究竟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家。在现代社会，政府只能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
    三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走出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归市场。
    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举其要者有：一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联邦制关系；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二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三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
    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197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30年的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治理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1978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推进的可能。
    一是决策者认识和感受到危机，因为，如果说本届政府能够平安过渡，那么，下一届政府要想平稳落地，就不大可能那么顺利。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
    今年面临换届，决策者以稳为重，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如果想推进改革，应当展开研究和讨论，进行必要的准备。未来是不确定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来源: 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