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温州的投降

    中国两千年历史的舞台，戴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眼镜，我只看到两种基本力量的长期厮杀，其一称为“市场经济”，其二称为“官僚政治”。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温州，成为市场力量的重要立足点之一。
    不过，最近的事变意味着，温州投降了。请参阅我9月29日写在这里的那篇日志，市场力量的投降，一定早已开始，例如，十年前就开始了。据凤凰卫视报道，国务院筹建“中小企业管理局”。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熟悉的名称。它无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二轻工业系统”，国务院的“二轻部”，地方政府的“二轻局”，以及，作为统购统销商业系统的必要补充，各地政府的“二商局”。当初，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在城市里，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这个“第二轻工业系统”和“第二商业系统”，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系统。当初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斯大林式绝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也表现为中国允许了这样一个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第二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在苏联人看来，这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再长期一些吧，盐铁官营还是私营？广泛而言，盐铁茶丝，以及任何曾经盈利的行业，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都有过“官营”还是“私营”的论辩和厮杀。
    总而言之，凡有利可图之处，必有“官营-私营”之争。因为，“利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企业家创新的报酬。有利可图之处，就是激发潜在企业家才能的机会。利润（而不是亏损）的实现，常引来官僚争利，谓之“国家利益”，干预的形式当然可以千差万别。我仍想到的，是义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偏见”：女儿嫁给公务员？不好，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小人物随意的言谈，却令我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伟大。“伟大”？当然，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迫使我们每一个人独立选择，也就是“自由选择”。哈耶克补充说明：“自由”绝不直接意味着“幸福”（请回忆“幸福感”的三种来源），因为你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奴隶，尤其是，当你失业或破产的时候，你仍然是自由的，温州人，请不要忘记，你仍然是自由的，只要你不向你的敌人求援。一个自由人，康德论证，与一个奴隶相比，他永远是伟大的。因为他有独立之人格。
    一个自由人，他应当预期会有人生的“高潮”和“低潮”，也会有“失业”和“破产”，这是“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的“不确定性”的题中之义。恰恰因此，他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如奴隶一般服从于物理世界的“必然律”。企业家能力，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潜质之一，被定义为“应付不确定性的能力”，奈特指出，正是这样的能力，引领着人类社会进步（通过创新而有进步）。这样的企业家能力，如果表现为一个地区的民众的“群体气质”，就称为“企业家精神”。温州人，曾几何时，以这样的精神为骄傲。今天，温州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