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地区差距的变迁情况

    如何衡量地区发展差距？地区差距问题始终是复杂的、多维度的现象，因此在理解和应对社会公平问题时也需要采取多视角、多层次的方式和体制。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而且从差距的角度来看，除了市场机制以外就是政府。政府方面，取决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地区政府缩小地区差距的意愿，从弱到强；第二维度，就是国家能力，包括对资源配置的能力，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等等，它也有弱和强。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迁情况：
    第一，“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第一世界，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如上海和北京； 第二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如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如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
    第二，“四个世界”的转移。中国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差异甚大，但不同程度都高于世界增长最快的第二名国家。中国各地区人均GDP水平呈现“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但是不断从第四世界向第三世界、第二世界转移；中国地区人均GDP差距系数经历先缩小（1978-1990）、再扩大（1990-2004）、再缩小（2004-2010）的过程。
    第三，中国出现多个“世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初期差距效应，即发展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或发展起点不同对于一定阶段差距扩大具有主要作用。二是增长速度累计效应，即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很小，差异会给收入水平带来惊人的影响。三是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投资模式大不相同，沿海发达地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第四，几个指标的衡量。一是人口预期寿命的指标。2010年，重庆是76.7岁，高于全国73.5岁，也可以说相当接近于美国78.5岁，那么到2015年将达到77.2岁，建议能够争取未来5年提高1岁，以作为健康重庆最关键的指标。二是人的发展指标。1982年，下中等人类发展指标占了56.5%，低人类发展指标占了41%，两者加一块将近98%；到2008年，30%进入0.8以上，近70%是“第二世界”；2020年，中国的 HDI指数进入到“第一世界”，且相当多的地区进入到0.9以上。HDI指标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指标。三是人力资本指标。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它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就是人力资本能力不断提高。
    未来，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断趋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市场机制，人们用脚投票推动。从人口流动来看，即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比2000年增加1.1亿人，增长率达81.03%。二是政府战略推动。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中部崛起战略（2006）等政策，加大支付转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对未来的展望，有五个结论：一是中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将继续缩小和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二是各地趋同或称为国内趋同，特别是人均GDP的差距持续下降；三是各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趋同；四是各地的健康发展水平趋同，这不仅包括人口预期寿命，也包括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特别到2020年，无论是婴儿死亡率还是孕产妇死亡率，基本是现在发达国家或者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五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趋同。到2020年，中国将走向富裕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