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据新华网，北京，2011年2月19日电。)
    过去10年，我国人均G D P从2000年不足1000美元增加到2010年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新的历史台阶。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也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还会遇到来自发展本身的挑战，特别是来自社会矛盾冲突的挑战。为什么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什么关系？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积极应对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其它国家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出现了政治动乱、社会动荡，形象地讲，就是上下“翻跟头”。出现这种情况，具有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的多方面原因。
    什么是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 D P从1000美元增长到12000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重要转型期，它是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门槛”或“入门券”。世界银行报告专门用“发展中国家”一词指中低收入经济体，用“发达国家”一词指那些高收入经济体。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所出现的“发展悖论”，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它是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征，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并不必然或自然而然地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反而会遇到“发展烦恼”、“发展痛苦”甚至“发展失败”。这正像李克强同志所讲的那样，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李克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5日。)
    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四个角度来分析。从“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既是经济转型阵痛期，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甚至持续低迷，或者上下“翻跟头”，迟迟进入不了高收入阶段。
    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上升，社会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动加速，城市贫民窟成为巨大的“社会疮疤”，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等各类有组织犯罪兴起。这一时期还是政治风险高发期，政治诉求高涨，政治对峙与动荡频繁，政府更迭甚至垮台，街头民主潮 流 涌 动 ，即所谓的“政治民主陷阱”，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政治分裂、国内爆发战乱，甚至国家解体，其中最典型的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上就是上下“翻跟头”，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 算 ， 东欧7国人均GDP直到1998年才超过1990年的水平(5427国际美元)，前南斯拉夫(5国)人均G D P直到2005年才超过1990年的水平(5646国际美元)，前苏联(15国)人均G D P直到2006年才接近1990年的水平(8513国际美元)(系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A ngusMaddison，H istorical Statisticsofthe WorldEcnonm y：1-2008A D )；社会上“瞎折腾”；政治上“瞎折腾”。这一时期又是国际压力考验期，除了内部的“自我折腾”之外，还面临来自强大外部的压力和折腾，在西方媒体独占优势的情况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社会与政治动荡受到西方国家和舆论的直接干预，成为“西方民主”实验的最大牺牲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迟迟进入不了“发达国家”行列———他们不仅缺乏发展的自主权，更缺乏国家的自主权和民主的自主权。
    从其它国家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地，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出现了政治动乱、社会动荡，形象地讲，就是上下“翻跟头”。出现这种情况，具有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的多方面原因。
    但是，根本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旧的发展方式束缚所造成的，是由于旧的路径下的“发展悖论”、“改革悖论”所造成的。
    一般来说，各类经济、社会矛盾与收入发展阶段呈倒U型关系，低收入阶段各类矛盾也相对不那么突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矛盾增多，日益突出和尖锐，出现峰值，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各类矛盾就开始逐步减小，趋于相对缓和。
    同时，倒U型的规律既并非普遍适用，也并非不可抗拒。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没能克服各方面的矛盾，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与战略转型，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类矛盾的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从而成功地、顺利地逾越中等收入阶段。
    战略调整与转型就是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在低收入阶段是行之有效的，也为国家顺利摆脱“贫困陷阱”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成功向中等收入迈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一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不但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如果继续锁定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上，就很难避免各类矛盾进一步凸显，发展难以为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如果能够顺利转变发展方式，就能为下一步的发展赢得主动，赢得空间，为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根本性的基础。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当今世界国内与国际因素交相互动，经济发展变化迅疾，多元矛盾共处，这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基本发展挑战。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进行经济社会转型，这当然不是没有转型成本的，而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并且在21世纪的前十年处在中下等收入阶段。从全国31个省区市来看，已经没有低收入地区了；也有极少数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收入总值在1万美元以上。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在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率、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变化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率等因素后，还会有相当多的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见，中国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的，中国从中低收入社会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据新华网北京2010年9月13日电。)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当今世界国内与国际因素交相互动，经济发展变化迅疾，多元矛盾共处，这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基本发展挑战。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进行经济社会转型，这当然不是没有转型成本的，而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
    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迁徙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结构加快变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已成为必然，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化同步加快，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差异性，使得中国社会内部原有的城乡矛盾、区域矛盾、民族之间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释放，发展条件更加错综复杂。
    通讯技术迅速普及、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人员大范围内流动，进一步扩散和放大了这些矛盾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这一切都对新时期、新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要求政府主动转变职能，扩大公共服务，改善服务质量，协调社会各个方面。转型发展首先是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当前，中国也进入到资源环境矛盾凸显期，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扩大期。长期以来，单一突出“快”的发展方式，形成了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驱动、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增长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这既构成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之最大约束条件，但也构成了从“黑色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的倒逼机制。
    中国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优势。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具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决策能力。世界看起来是“平”的，或是“平等”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可以自主决定加入W T O，自主决定汇率制度改革，自主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更不要说任由西方国家干预中国的内政，在中国内部扶植“代理人”或政治势力，但这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大国所作不到的，也是我们一般的中国人自身体会不到的。面对来自外部，主要是西方大国的各种压力，中国政府从来不会屈服，而是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决定，即使作出必要的让步，也是局部的，还必须是“交换”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内部中的不稳定因素不会转化为“街头政治民主”，从而保持了“天下大治 ” 。 只有“天下大治”，才能有“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否则就没有一切。
    其次，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高度重视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可以说，从政治上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保证民族团结，政治清明，遏制腐败；从经济上提出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社会上提出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和谐，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文化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从生态上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保护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支持系统。这些主张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共识，是我们能够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政治优势。
    再有，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把它理解为办大项目，今天看来实际上是办民生大事，例如在“十二五”时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就业服务、义务教育服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保障住房六大项基本公共服务。我把它们称之为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虽然我们具备上述三方面的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实现顺利跨越了，也并不意味着这一目标会自动地实现，或轻而易举地实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要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据新华网北京2010年9月13日电)
    我国已经制定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十二五”规划，推动实现这一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核心。以保证了中国避免一般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和社会震荡的“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面小康，跨入高收入富裕阶段，而且能够更进一步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十二五”时期，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问题是：一方面继续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
    与世界各国一道，尽快地实现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同时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迅速地实现旧的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今天的一系列战术调整，一系列具体工作，都要服从转型发展这一战略大局。
    我国发展模式实现由“加快发展”——单纯的追求速度，向“科学发展”转变至少需要花15年的时间(共三个五年规划)。从战术上说，它大体要分为三步走：“十一五”时期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二五”时期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十三五”时期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十一五”时期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初步转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资源消耗、生态代价明显下降。这表现为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地区生产总值差距继续缩小，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环境污染排放减少，环境质量初步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十二五”时期是纳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与攻坚时期。因此，中国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模式转型，“十二五”承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能否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抓住全球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决定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全面实现科学发展。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在战术上也必须大胆探索一些新的机制和办法。从世界大国来看，各国一般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来比较、考核地区的政绩，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它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无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 ， 则值得进一步研究 。 从长远角度看，还要与国际接轨，中国也要逐步取消对省级以下，乃至省级GDP的统计，只统计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套不同的GDP数据，否则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推行，不利于战略目标的推进。
    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之后，他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胡鞍钢：《改善民生是政府的最大政绩》，《国情报告 》，2007年 第11期 ，3月15日。)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从中国历代的政治经验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基层政府，就越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要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这是由科学发展观所决定的。
    “十二五”倡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它要求各地方打破“GDP挂帅”的教条主义，摆脱“增长优先”的路径依赖，逐步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它要求我们，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概，与地方保护主义、既得利益、国外制约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切实把改善民生、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科学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训教育、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总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