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逆城市化”的真假之辨

    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据此，记者认定：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
    逆城市化，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的概念。一般而言，在当今世界上，城市化仍然代表着主流的发展趋势。但在发达国家，一部分人为了追求更加安全舒适和绿色环保的生活环境，纷纷向郊区乃至乡村迁移，一时成为时尚和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选择，是以发达的现代科技手段为前提的，譬如四通八达的交通、畅通无阻的通讯、无所不能的网络，等等。这使得在郊区或乡间生活不会产生脱离主流社会的陌生感、隔离感和孤独感，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但不会下降，反倒大有提升。
    对于在报道中使用了“逆城市化”这一概念，有人斥之为“假象”，有人还为之发明了一个新词“伪逆化”。当然，这些反方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用户籍的“农业”和“非农业”来界定城市化或逆城市化，其实很雷人，而上述报道又确实是以“农转非”人数的大幅减少作为逆城市化证据的。权威的国家统计部门早就用“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来描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同理，要讨论逆城市化，可能也要从“常住”这个定语出发。譬如，“出现了几十名政府公务员把户口迁往农村的现象”——— 只要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身份还是公务员，那么就人口统计的意义而言，就是城市人口。
    但是，我们好像也不能说城市化或逆城市化与“户籍”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取得货真价实的城镇户籍而成为城里人，不能不说是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的一个夙愿。所谓货真价实是这个城镇户籍是与平等的“国民待遇”——— 就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挂钩的。否则，按浙江农民的说法，叫做“空转”。
    如今中国的农民正处于一种类似“围城”的状态之中：想进城的进不了——— 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想在城市落户，但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奢望；不想进城的非要你进城——— 城郊农民不想“空转”进城当贫民无产者，则又被逼无奈非得“农转非”不可。
    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城镇户口的含金量日益下降，而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则日渐攀高。随着农村各项民生工程和福利政策的落实，城里人有的农村都有，而农村有的，譬如拥有宅基地、可以生两胎、可参加集体分红，生态环境优越，等等，这都是城里人难以企及的。趋利避害总是人的本性，当部分“新城里人”遭遇就业困难、工薪微薄、消费昂贵、竞争过度，从而导致争着把户口迁回农村的现象和趋势是在所难免，可以理解的。
    当然，目前在一些“城里”的社会群体中，向往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绿色食品而“逆”起来的，可以说也已成为“小众”时尚。但是，要拿“化”来说事，这样的境界恐怕还需待时日。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是符合社会学对现代城市的界定的。
    如今在中国，售房广告上常常忽悠“黄金地段”，这“黄金地段”实际上应该是“商业”用词，而非“住家”用词。社会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中心是中央商务区，紧接着是中低收入群体居住的地方，而富裕人群则住在郊外。遗憾的是，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住房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污染严重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