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遏制“非正当收入”需要体制变革

    PART 1 灰色收入是“中国特色”
    时代周报：这段时间，王小鲁教授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您怎么看待“灰色收入”这个现象？
    夏业良：我觉得“灰色收入”这个词语用在现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概念。
    8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雏形，人们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资制，稍微有一点额外的收入就被称为“灰色收入”，这个界线不太好划分，打擦边球也叫“灰色收入”。但在王小鲁那篇文章里或者他的研究里提到的很多情形，实际上不能用“灰色收入”这个概念来讲。
    他用这样一个概念，是一种回避的方式。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腐败的收入。譬如，官员凭借权力、行政垄断。政府公务部门垄断了很多行政资源，每一道行政资源的程序都会获得一定的不合法的收入，这在西方经济学里面早有一个界定叫做寻租。
    只要有一个权力的关卡，这个租就存在，那么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的老百姓，为了想办成某件事情，为了能够在一定时间里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不得不花费一些资源去打通这个环节。这样就形成了各行各业的那种成为了潜规则的灰色收入。
    这在西方很明确，就是一种腐败。比如说，我为了事情能够办得快一点，给点好处费。那这个钱怎么算呢，因为政府本来规定办事的过程中不应该收这个费，那么有一种可能是，这个钱入了单位里的小金库。部门额外收的钱，直接收到个人腰包里，那其他的人看了不舒服，所以就形成一个单位小金库，大家一起腐败，拿这个钱去吃喝玩乐。其实，这个范围就很广了，比如单位逢年过节可以发卡来消费、组团旅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腐败的收入。
    时代周报：不过，王小鲁在报告中认为，某些怀疑为非法的收入，来源不明而不能认定其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灰色收入来看待。
    夏业良：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避重就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才这样说。按照西方的标准，比如说一个政府官员，如果法律规定这个钱该收，那是合法的，如果法律没说该收，收了那就是腐败。用不着再制定一项法律去规定收了具体哪个钱，才算是犯罪。这个界线是很清楚的，关键在中国这些东西变得不清楚了。
    PART 2 只有非正当收入，不该有灰色收入
    时代周报：其实王小鲁教授在报告中也委婉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所谓的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围绕着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那么，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词还是权力。
    夏业良：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中间地带，非常截然分明的。政府官员除了法律界定应该得到的收入以外，其他各种渠道得到的收入，如果没有办法用合法的理由来解释的话，那就是腐败。
    所以，我还是不同意用“灰色收入”，我觉得可以用“非正当收入”这个词。我觉得这种收入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合理的。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在各行各业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权力干预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那么就只好用金钱作为润滑剂来让其持续运转下去。这就是一种腐败的做法。这种金钱政治在日本曾经有过，日本一部电影《华丽家族》中就提到，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器，金钱是它的润滑剂。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国内，实际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基本架构，在这个情况下，吴敬琏老早就说过，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很担忧会不会出现停滞式的资本主义或者官僚式资本主义。
    但是到现在，即使权力腐败到这种程度，我们也不能称身外是一个官僚主义或者停滞式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在我们要界定这样一个体系的话，我把它界定为一个不健全的或者是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的、初始性的市场体系。这种体系是危险的，它本身就可能会发生崩溃，因为至今仍没有法治作为保障。
    时代周报：最近，招商局主席秦晓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模式论”鼓吹者的意图：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其实，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恰恰正是“灰色收入”或者“非正当收入”的沃土。
    夏业良：人民要服从于政府，这个服从不是说无条件服从，学过政治学基本原理就知道，人民和政府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如果你的统治是得到老百姓认同的，那么他可以服从，包括你必须有一个好的法律体系。任何一个合同与契约都是双向的。你没有行使你的义务，没有行使你的基本职责，那你不能要求对方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一些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凭什么要拿非正当收入那一块呢。他们如果觉得收入低，可以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来表达，说薪资太低了，要求调整。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些法治的渠道来表达的。
    PART 3 被“管”出来的寻租空间
    时代周报：吴敬琏教授提到，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再结合“寻租”概念来看，可以说，大部分的非正当收入是“管”出来的。
    夏业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比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县官不如现管”。这次第，怎一个“管”字了得。这不仅是一个权力现象，甚至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比如成龙说过，中国人需要被管。
    这是奴性心理的一种延续，几千年来的专制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奴性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中国老百姓都喜欢看宫廷戏，其实最后在人们心里留下的烙印就是这样：要么你成为奴役他人的人，要么你就成为被奴役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两种选择。比如太监，皇帝叫他干什么，他都完全地服从；那反过来，太监要想制别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厉害的。再比如，文人治文人很厉害。文人得到赏识，在掌控了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后，便觉得自己成了统治者了，对待其他那些没有掌握任何资源和权力的文人，应该说原来都算是同道或者同事，可是他治起来更厉害了，直到今天也可以看到，打击、迫害那些独立学者、知识分子的人，很多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中间的一员。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就是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时代周报：还是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了，政府的文件中也经常有这样的表述。那么，要改变这种状态，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放权”？
    夏业良：不是放权的问题，而是说权力回归，本来这个权力就是国民授予这些政府或者公务人员的，比如让这个所谓的主人翁真正地拥有权力，现在是一种倒置，根本就没有权力，所以不是说他们放不放的，好像他们是恩赐似的，权力都集中到他们手中了，他们稍微对你好一点，恩赐一点，给你一点权力，这叫放权。
    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所谓“灰色收入”问题，这都是非常重大的命题，非常重大的命题怎么可能靠谈一谈，然后说稍微做一点放权，怎么放权，这没办法放权。这个东西讨论到最后，大家都很清楚了。为什么现在收入有这么大的差距，还有这么严重的不公平的现象存在？它根本就不是哪一项政策尺度上没有掌握好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而是在根源上发生了问题。
    时代周报：我们回到技术层面来看，有非正当的收入，必然有非正当的支出。那么，必然的结果是，假账丛生？
    夏业良：对。因为非法来源，或者讲不正当的来源那么多，所以造成了这个收入中，有些是在政府的报告里边能够显示出一部分，还有绝大多数是根本都不显示出来的，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留下来的很多小金库，还有其他的把财富敛聚了以后，不让外界知道，随便地支配和使用，所以吃喝玩一条龙服务，基本上都能报销掉。中国很多基层官员嫖娼费用都纳入到公款消费支出里边去了，但是肯定不会写嫖娼两个字，他会用各种形式报销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政府官员很多花销也是公司帮着去支付的，最后也只能以假账来冲销。比如，有些官员的私人招待，不是官方名义的，谁埋单？他可能拿一大堆票去给私人企业老板，说你给我报销了吧，那么企业要做账，摊到成本里面去。要把这些东西，弄成企业成本，这也是国家税收的流失。
    很多企业都有多种账目，什么部门要看，就给他看什么样的账目。即使找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报给它们的基础数据，或者呈现的账目，仍然是经过伪造或者修改的，出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即使上市，现在在中国，大家达成的共识，上市就是包装，不包装就不上市，包装以后才上市。做假账不是一个技术层面问题，不是说没有做账的能力，而是一个财务诚信、公开度、透明度的问题。
    时代周报：这种“非正当收入”的交付方式也很有意思，大多是以现金或间接地以现金的方式实现。孙立平教授有一个观点，如果有良好的现金管理制度，就会比较大程度地遏制大量腐败行为？
    夏业良：现金是一个方面，但现在它可能有许多变通的方式，比如说高级官员受贿，有的形式是直接赠送房产。比如说，某个官员用家族子女的名义购入房产，这个钱是由其他人支付，也可能会用现金装到箱子里面来支付，避免银行转账这样一个嫌疑。还有，现在很多单位过年过节都赠送消费卡给自己的关系户，少则几百元、几千元，多则几十万。
    西方主要国家，它们用的都是信用卡、个人支票，还有票据的转换，在大马路上随时都能看到一个票据交换所。他们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包括富人，都没有见过成捆成捆的大笔现金，用现金这种大笔支付本身就成为疑点。我一直不理解，直到今天，中国的个人支票为什么这么不流行。目前，中国整个银行体系按道理是完全可以支撑个人支票的交易的，但到现在，中国个人支票使用非常少，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中国这个方面的服务没有跟上，现金的交易给对非正当收入的监管带来极大的难度。
    PART 4 灰色收入衍生机会主义
    时代周报：像这种非正当收入与支出，其实可以看作中国经济的一种灰色或者说黑色的力量，使这个国家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昂。这样下去，它的一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后果会是什么？
    夏业良：一个国家系统性的腐败所带来的危害，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里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非生产性的资源被浪费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果。
    假设本来可以用5万块钱办成的事，可能要用50万才能办成，那么大量的资源都用于那种非生产性的环节，各个环节关口都要去打点，成本就高昂，这个负担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那老百姓用很高的支出，获得了只是很低的消费水平和效用，这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现在GDP数字都已经很大了，但是，要是用性价比这个概念来衡量的话，那是非常低的。动用了多少自然资源，耗费了多少的能源，多大的成本才获得了这样一个经济成就？如果以人均的概念进行剖析的话，会发现效率非常低下，没有办法跟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时代周报：另外，它可能还会扼杀机会的平等，比如说这种寻租行为，不会以质量标准或者能力标准去进行筛选，那些有质量的产品、有才华的人可能会遭遇一种逆淘汰的过程？
    夏业良：那当然。每一个环节只要有钱，有利益关系，那就不是按照这个规则走，就是在破坏规则。也就是说，显性规则跟隐性规则相遭遇，那就要看哪个规则对他个体，或者对他的群体更有利，他就采取哪个规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的行为。
    时代周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深圳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灰色收入也好，非正当收入也好，要真正遏制其膨胀的趋势，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制度变革？
    夏业良：现在伪装改革的东西太多了，应该说目前为止改革已经停滞了。到底中国有什么样的改革？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喊了差不多有20多年了，应该从邓小平的时期讲政治体制改革，那现在又在讲，到底在什么方面体现出来了？现在，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替代，但是即便这样的话，也做得太粗糙，离实质内容差得太远。
    现在国民需要的，由公民社会来推动的是制度变革，这是一种完全的重建，一种新的体系的建立，而不是在旧的体制上修修补补。
    国家领导人表态了，老百姓就会希望兑现，但老百姓要的比这多得多，不是说简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应付的。不要想为了安抚老百姓，暂时给你点甜头，暂时有一点改良的迹象，实际上这种修修补补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