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市场经济的鸭，抑或新重商主义的鸡？

    有句美国俗话说，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就是一只鸭子。这其实是典型的美国逻辑，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它未必就真的是鸭子，而很可能是一只鸡。
    中国的市场经济跟新重商主义，正好是这种关系。有个东西，走起来像市场经济，叫起来像市场经济，但它无论如何不是市场经济，而不过是新重商主义这个计划经济的变种而已。
    近日出席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就不巧邂逅了新重商主义这只鸡，大感惊诧。他不客气地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太高，尤其反感大陆几乎所有的寺庙都收费。他说，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
    寺庙何以收费?有关方面的回应是，两岸寺庙管理和经济基础有差异。有着世界第一外汇储备，GDP据说世界第二的大陆不差钱，经济基础差异更多属于外交辞令。说穿了主要还是所谓管理上的差异，即在大陆，寺庙收不收费不是寺庙说了算的，乱收费的背后有只看得见的手，即公权力之手，即各级地方政府之手。岂止是乱收费，君不见，多少地方政府在争相把当地的历史文化景点打包上市?打包上市的诸多景点不乏古刹名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乃至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早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时尚，而属于一种公然的政治正确了。
    两岸寺庙管理的这种差异，毋宁说，是两种经济体的差异。彼岸属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因为成熟，市场的边界很清楚，该市场的必须彻底市场化，但佛门既为净地，信仰不可买卖，市场就该到此止步，这点绝无通融余地。而在此岸，各级地方政府成了市场主体，以公权力操纵资源配置。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从来都是无所敬畏，无往不前，只要GDP和地方财政需要，没什么不能拿来卖了换钱的，没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这坚定的步伐的。
    高强度的政府干预即权力宰制的经济发展，以收费为主要模式，目标就是聚敛财富。所有这些无不符合新重商主义的经典定义。但恰恰这点上人们容易糊涂，以为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一定就是鸭子。乱收费也属于买卖范畴，市场经济就是买卖，所以乱收费一定是市场经济发展过头的结果。岂知新重商主义虽然也有买卖，却属于典型的强买强卖，而与属于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南辕北辙。
    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新重商主义之下，属于强买强卖的乱收费如沙尘暴几乎淹没一切。太多公共资源被据为乱收费的道具，太多公共服务被据为乱收费的平台。但人们不知道都是新重商主义这只鸡下的蛋，都归罪于市场经济那只鸭，教育乱收费归罪于市场经济，医疗乱收费归罪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这样被口水包围，被普遍污名化，妖魔化。
    如果只是被污名化、妖魔化也就罢了，更大的危害是，市场经济必然因新重商主义的过度挤压而边缘化。新重商主义犹如包办婚姻，如果包办可以高收费，有暴利可图，包办就会上瘾，成为趋之若鹜的致富捷径，最终升级为绑架婚姻，打劫婚姻。自由恋爱就会是这种绑架婚姻、打劫婚姻的死敌，处处遭到围追堵截，很难有发展空间了。
    新重商主义最后一重危害，也是最大危害，更在于对精神的蚕食。新重商主义之下，医疗不再救死扶伤因而不再神圣;教育不再教书育人因而不再神圣，甚至佛门跟信徒的关系，也变成锱铢必较的关系。如果所有精神殿堂，都这样在收费的巨大冲动下沉沦，请问何以普渡众生?众生的灵魂不得救赎，岂不都成了被放逐的孤儿?也就无怪，精神危机会构成当下中国最大的危机。
    也正因为如此，蒋孝严抨击的寺庙收费问题，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它不止是一个收费问题那么简单，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作恶的到底是新重商主义这只鸡，还是市场经济那只鸭?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道路的大问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化，把新重商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当改革发轫之初，市场力量、民间力量都很弱小的时候，政府主导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肯定是不应抹杀的。但是经过三十年成长，市场力量民间力量已能够主导经济发展，新重商主义已经是市场和民众不能承受之重，是到全面退场的时候了。
    ——原载本周《南方周末》，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