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就业导向的偏离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然而，从适用人才和稀缺人才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差距的角度上说，中国又是优质人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目前中国微乎其微的资源优势之一就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虽然人均GDP已经翻了两番多，但是整体劳动力成本并未有相应幅度的上升，这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
    由于起步较晚，缺乏真正具有激励效应的创新机制和制度环境，加上科研总体实力和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产业发展上主要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同时进行仿造和有限的革新，培养和积蓄自己的技术力量，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和档次。这种做法是希望利用发展经济学中所阐述的“后发优势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以达到缩短差距的中短期目标。
    在基本满足了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之后，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和大都市，成为脱离土地耕作的非农业人口。
    在此基本国情背景下，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那种人为地脱离劳动生产率和成本、利润等基础性指标，随意提高就业门槛（比如在雇佣广告和招聘活动中愈演愈烈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身高歧视、容貌歧视甚至以户口为标志的出生地歧视）的人才浪费或滥用现象，是干扰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原因。
    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与生产率和利润指标相背离的工资成本的螺旋式上升，或者是人才滥用情况下所引发的资源浪费（人才贬值），过早地引发“教育深化”（在发展经济学中指获得高学历的就业者由于市场就业压力而不得不从事那些本来并不需要高学历的一般性工作，比如说大学本科毕业生当接待员，开出租车；硕士当酒店服务员，博士当企业秘书等现象）。在给定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人为地提高就业准入资格条件必然会造成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
    人为的就业准入“拔高”现象不仅造成资源配置信号的扭曲和偏离，而且还会造成对教育评价机制的扭曲和就业选择的误导。如果学生升学就业的社会评价机制仍然是以应试教育模式下的分数竞争制为惟一判别标准，那么单方面强调素质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则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改变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对竞争性就业的预期。如果完全忽略分数评价的重要性，也无法有效地引导和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而过度和过早地消除竞争意识将使学生在进入未来社会时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思想负担。
    多年来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减负”问题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风声大雨点小”，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究竟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进？笔者固然赞同“不应把传统的书本知识考试作为惟一评价手段”的意见，但问题在于是否有专门机构和相当一批术有专攻的人才从事辅助评价机制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工作？国家有关部门是否认同并予以一定的资源配置保证？
    笔者认为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应当包含多项指标，比如说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耐力与注意力集中程度、逻辑思辩能力、机械记忆能力、认知和理解能力、表达再述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体能与身体协调能力的专项测试和心理素质测试，甚至智商和情商的测试等。这些测试应当有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依据和易于实施的便利性，并且每种测试都分为不同的年龄等级，适用于从幼儿园至七十岁的不同年龄组。
    一种经历了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模式固然存在一定弊端，但它的合理内核必须得到发扬光大。学习本身是一个痛苦与快乐交融的过程，漫长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淘汰和逆向选择的过程。学习可以锻炼人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记忆能力、持久注意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再述能力，因此可以说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甄别机制。
    现行的分数评价机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并不在于分数评价机制本身，而在于它还不够科学和完善，还不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学习者的内在潜质和认知、反应能力。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与应用水平还相当落后，教育的手段和辅助工具也相当单一和有限。我们还不能够有效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和潜能，我们需要积极探索能够促进他们创造性地学习和思考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