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校办企业应由基金会接盘

    中国高校兴起创办校办产业的初衷，是用于学生研习与科研加工。随着历史的推进，与经济环境的变化，校办企业立足于高校慢慢转向了社会生产，更多的企业拥有了独立响亮的企业品牌，并未脱离高校这个“婆婆”的管教，却引进企业管理模式，实行向“校企管理委员会”负责制的模式。
    如今，无论是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高科技企业的出现，还是各种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老生代生力军力撑局面，各种高校创办的企业已经是门类别多。从经济角度来说，校办企业更好地促进了产、研、销三者相结合，使理论研究转向了生产力的再现，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但现今，很多普通高校的校办企业却仍然存在“产权未明晰，责任人缺乏创新意识吃老本”等现象。企业曾经风光无限，但所创造的产值，随着人员膨胀的原因，总体而言，其呆板的体制仍未满足在职与离退休职工的工资福利等问题。究其原因，是旧体制缺乏创新意识与未建立灵活、现代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
    校办产业的兴起
    由于计划经济的束缚，促使社会分工的不细化，生产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速度过慢，促使人才流动与个人选择就业受到极大的限制。“校办企业”出现有赖于得天独厚的人才环境，让其很容易就能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然后借着大专院校长久积累的品牌与科研口碑，无需在市场上拼杀，便以科研与教授研究水平为显性宣传效应，获得大众的认可。从而在高校丰厚的资金来源的基础上，很容易进行积累与壮大发展。
    恰恰是这种产学互动的实践，让高校兴起了创办校办企业的热情。
    尤其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中国各大城市成为医疗系统的龙头老大，完全是由于“医学”是一个特殊的产品，属于“垄断性产品”，完全迎合了历史的发展，实现了产学互动的最佳状态。在这个特殊的行业里，医学院研究水平与临床研究的创新，才是完全推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长期发展的源动力。
    总的来说，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大部分高科技人才和技术资源大部分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因此，依托大专院校创办技术型企业，促进了校办企业的兴起。
    校办企业都能获得成功吗？
    目前来讲，处于旧体制之中的校办企业都处在亏损的状态，主要原因集中在产权关系混乱、学校直接承担企业运营风险，管理体制老套、学校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等方面。自1981年，清华大学就有10家企业，企业一般由学校的教授或某个专业课题组管理，由学校出资，尤其是公司的办公室和学校的实验室合二为一，而公司的事务由系主任说了算，管理比较混乱。例如2002年起清华紫光亏损高达2362.17万元，但清华紫光得以壮大实力在于转换机制。据调查，大部分校办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从而濒临倒闭，但由于归靠于学校这个大后台，处于一息尚存的境地。
    我认为，校办企业给高等院校及社会带来了“硬伤”。
    其一，由于社会分工日渐细化，大学院校应该“术业有专攻”，由教授与院方来经营企业，其经营水平与意识难以比拟职业经理人。大学的职责不在于办企业，而是为企业培养人才。
    其二，大学教授专心运营校办企业，一心想赚“外快”，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来顾及教学，学生的知识水平有所下降，使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减弱。
    其三，反之而言，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的培育滞后造成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技术竞争力下降，对整个社会生产会造成巨大影响。这是一个长远会显示出来的问题，一旦发生难以弥补。
    其四，校办企业能承担起“创造与发明”的院校科研功能吗？这是一个悖论。企业的立足点在于生产经营，而大学始终在于培养人才，研究发明之上有所检束，这种分工分明的职责，应该不宜混淆。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校办企业由于产权与管理方法的问题，处于亏损的状况之下，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并制定了改制与转制的要求。
    联想集团就是一个改制很成功的例子。联想集团原属于中国科学院全资拥有的院办企业，在科学院经财政部的同意后将35％的分红权授予业务骨干，再进一步将分红权转为股权。这极大地鼓励了员工与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使人们的创业热情从旧体制中解放了出来。如今联想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产业的佼佼者，但谁会想到联想的前身是校办企业呢？
    但我认为，校办企业的改制是必经之路，但斯坦福大学的例子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美国硅谷70%至80%的从业人才来自肆业的斯坦福大学。有趣的是，斯坦福大学没有校办企业，专门将学校的地块建起“科学技术园”租给具有创业热情的人们，鼓励人们进行创业，而斯坦福大学这种宽阔的胸怀培育出了许多具有自主创新的学生，充实着美国的技术人才队伍。而如今众多学子名耀世界之时，斯坦福大学的名声也遥传千里，而学生通过捐赠方式回馈给母校，也进一步推动大学的建设与科研热情。
    校办企业应由“基金会”接盘
    大学与企业有所分工是最主要的。尤其是大学的归属权属于国家，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大学的独立法人是国家。其国家所有表明，在国家的资助与管理之下，具有固定的不动产即可。但往往具有了专业公司后就容易使管理变味，权责难分。
    院校与校办企业的本质区别就是，院校是永远不会破产的，而校办企业有破产的危险。但假如校办企业破产，其破产风险该由谁来承担呢？而其人员的分流是否形成一定的良好机制呢？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无法避免。校办企业改制的一个可行方法是，在当前基础上，转换校办企业机制为法人治理机制，实现校办企业与院校脱钩，纳入市场竞争机制中去。
    国外的“基金会”管理的模式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哈佛大学基金会是美国管理资产最多的基金会，基金会来源于社会捐赠、校友捐赠、企业赞助、协会资助等。基金会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投资各种股票市场、进行风险投资等，但为了保障基金会前期投入的目标回报，往往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也十分注重“集体决策”的作用。而基金会回报直接回馈到教学研究当中，以及设置教师与学生的各种奖学金。
    而基金会利用投资所赚取的利润完全有能力去支撑整个大学的投入与运作，这是通过市场运作完成自我供给的一个很巧妙的模式。
    但其前提是，在非常完善的金融体制之下与各种金融法律制度齐全的情况之下进行，才能有可能保障到基金会在投资之后的资金回收。而基金会的回收投放标准与计划足以创造一流的大学，这也使大学专职于人才的培养，不会顾及基金会的操作问题。
    大学院校真正能走向以“基金会”来代替“校办企业”的模式，必定带来以下的好处：
    减轻了国家对院校投入的负担，实现院校的社会化管理；
    分清职责，大学的专职与专业化程度会更高，学术氛围更好。大学必定成为发明与创造的思想殿堂；
    解决了院校“资金”问题，必定也会摒弃院校的行政制约；
    有利于改进院校与行政部门的摩擦，避免管理成本消耗，让大学的自立、自强的精神在教学与科研中发挥淋得漓尽致。
    而获得这些好处的前提是应该让我们思考如何在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制度、完善合理的高校管理制度等之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双管其下，必有见效。让“校办企业”转制是一个英明的举措，但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健全与自身企业体制的灵活转换才能促进整个“校办企业”转制之后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管理的发展。
    基金会的性质不仅属于院校所有，更重要的是它是属于“公共所有”，与大学的声誉和所有院校师生的利益息息相关。这种性质与院校资金运作的国有性质相比，会有更大的空间与动力，这是它的优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