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博弈金秋，政府应怎样对策？

    ２００５年金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进入最后的博弈阶段。房价僵持、楼市不活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已凸现出来，仅广告市场萧条这一块，就使一些报刊怨声载道。房地产商把压力向地方政府转移，地方政府又向中央政府传递，于是，建设部及其“专家”便发出了多余的“积极”阐释信号。不论各方如何理解这些信号，它客观上都表明有关人部委的决策信心在动摇。笔者认为，这种动摇是危险的，它可能使中央的房地产调整战略功亏一篑，由此影响到中国改革的全局。在此敏感时刻，我们必须头脑清晰，从理论上厘清思路，坚定正确的调控方向，继续下决心把虚高或实高的房价逐步压下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不是西方国家，中国楼市状况，是关系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严肃的政治问题。简捷地说，它是一个关系到广大城市市民能否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关系到我们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以及中国是否会“拉美化”的大问题。目前的高楼价，使城市低收入家庭望楼兴叹（加上教育、医疗高收费，他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呈下降态势）；进城务工农民更是断了念想：以他们打工的微薄收入，１００年也买不起一套房！这使得在深圳打拼二十年的农民，最终还得返乡养老。如果农民绝对数量不大幅减少，中国的“三农”问题永远无解；国家今后投入再多，也只能扬汤止沸，解决不了农村现代化问题。而进城农民如果看不到安居希望，少数人便会构成不安定因素。我在巴西大城市看到治安恶化状况，将可能在中国重演（广州便是先兆）。高犯罪所造成的生活成本增高、生活质量下降，是无法用价值估算的（国家管制一个犯人的费用，每年便最少１万）。眼下政治经济学不时髦了。其实，马克思讲商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没直接关系，是完全正确的。ＧＤＰ无论翻多少倍，最终中国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无法改善，这种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国内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只讲产值、讲经济数字，却不讲经济的社会效益、政治效益，预后是很坏的。巴西经济曾持续高增长，但增长到现在，依然有５０％人口住在贫民窟中，我们难道也需要这样的“愿景”吗？因此，如果从全局算大帐，农村的无效投入、城市的无谓投入，其总和将超出房地产泡沫带来的ＧＤＰ政绩效益、经济效益不知多少倍！更何况，就经济本身而言，楼市泡沫还是一颗危害无穷的定时炸弹呢！因此，中央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楼市不是股市，它涉及的不是部分股民及上市公司利益，而是全民利益，是政治、社会、经济的全局利益，无论那个角度理性地分析，权衡利弊，我们都应坚持既定的楼市调整方针，已经下了的决心是绝不能动摇的。
    但我也并不主张政府再下猛药，人为地打压楼市；如果楼价下跌太快，对中国某些城市经济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持续一、二年。毕竟楼市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关联度极大的产业。但这之中也有一个认识误区需廓清：发挥楼市拉动经济的功能不等于支持楼市泡沫；没有泡沫的楼市，同样会拉动经济，甚至会拉动得更好。中国的家电产业，一面不断在竞争中降价，一面却在降价中迅猛发展，产业兴隆、百姓高兴。正常的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种双赢结局。尽管楼市有其特殊性，它不能无限降价，但只要政府加强调控，是完全有能力将楼市引导到健康轨道上来的。眼下，为了防止楼市疲软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保证楼市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也为了加大政府与房地产商博弈的筹码，我建议，各大城市应再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但为防止再出现经济房不“经济”、政府让利群众不见实惠的状况出现，决不能再交房地产商（包括国有控股的房地产商）运作，而必须采取非市场运作方式，直接由建委委任独立项目经理承办，项目结束后便审计离任（在中国，只要有了土地，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建房了）。这样，政府就可有度地控制房价、有序地保证城市低收入家庭逐年改善住房，同时，也给农民工安居乐业的希望。
    总之，如上所述，政府只要决心明且行动快，目前的观望气氛很快就会改变；房地产商就会明白，躲进自造的泡沫中是难以过冬的，主动舍弃一些利润，楼市的金秋依然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