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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博弈金秋,政府应怎样对策?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杨曾宪 参加讨论

    2005年金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进入最后的博弈阶段。房价僵持、楼市不活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已凸现出来,仅广告市场萧条这一块,就使一些报刊怨声载道。房地产商把压力向地方政府转移,地方政府又向中央政府传递,于是,建设部及其“专家”便发出了多余的“积极”阐释信号。不论各方如何理解这些信号,它客观上都表明有关人部委的决策信心在动摇。笔者认为,这种动摇是危险的,它可能使中央的房地产调整战略功亏一篑,由此影响到中国改革的全局。在此敏感时刻,我们必须头脑清晰,从理论上厘清思路,坚定正确的调控方向,继续下决心把虚高或实高的房价逐步压下来。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不是西方国家,中国楼市状况,是关系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严肃的政治问题。简捷地说,它是一个关系到广大城市市民能否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关系到我们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以及中国是否会“拉美化”的大问题。目前的高楼价,使城市低收入家庭望楼兴叹(加上教育、医疗高收费,他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呈下降态势);进城务工农民更是断了念想:以他们打工的微薄收入,100年也买不起一套房!这使得在深圳打拼二十年的农民,最终还得返乡养老。如果农民绝对数量不大幅减少,中国的“三农”问题永远无解;国家今后投入再多,也只能扬汤止沸,解决不了农村现代化问题。而进城农民如果看不到安居希望,少数人便会构成不安定因素。我在巴西大城市看到治安恶化状况,将可能在中国重演(广州便是先兆)。高犯罪所造成的生活成本增高、生活质量下降,是无法用价值估算的(国家管制一个犯人的费用,每年便最少1万)。眼下政治经济学不时髦了。其实,马克思讲商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没直接关系,是完全正确的。GDP无论翻多少倍,最终中国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无法改善,这种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国内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只讲产值、讲经济数字,却不讲经济的社会效益、政治效益,预后是很坏的。巴西经济曾持续高增长,但增长到现在,依然有50%人口住在贫民窟中,我们难道也需要这样的“愿景”吗?因此,如果从全局算大帐,农村的无效投入、城市的无谓投入,其总和将超出房地产泡沫带来的GDP政绩效益、经济效益不知多少倍!更何况,就经济本身而言,楼市泡沫还是一颗危害无穷的定时炸弹呢!因此,中央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楼市不是股市,它涉及的不是部分股民及上市公司利益,而是全民利益,是政治、社会、经济的全局利益,无论那个角度理性地分析,权衡利弊,我们都应坚持既定的楼市调整方针,已经下了的决心是绝不能动摇的。
    但我也并不主张政府再下猛药,人为地打压楼市;如果楼价下跌太快,对中国某些城市经济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持续一、二年。毕竟楼市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关联度极大的产业。但这之中也有一个认识误区需廓清:发挥楼市拉动经济的功能不等于支持楼市泡沫;没有泡沫的楼市,同样会拉动经济,甚至会拉动得更好。中国的家电产业,一面不断在竞争中降价,一面却在降价中迅猛发展,产业兴隆、百姓高兴。正常的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种双赢结局。尽管楼市有其特殊性,它不能无限降价,但只要政府加强调控,是完全有能力将楼市引导到健康轨道上来的。眼下,为了防止楼市疲软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保证楼市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也为了加大政府与房地产商博弈的筹码,我建议,各大城市应再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但为防止再出现经济房不“经济”、政府让利群众不见实惠的状况出现,决不能再交房地产商(包括国有控股的房地产商)运作,而必须采取非市场运作方式,直接由建委委任独立项目经理承办,项目结束后便审计离任(在中国,只要有了土地,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建房了)。这样,政府就可有度地控制房价、有序地保证城市低收入家庭逐年改善住房,同时,也给农民工安居乐业的希望。
    总之,如上所述,政府只要决心明且行动快,目前的观望气氛很快就会改变;房地产商就会明白,躲进自造的泡沫中是难以过冬的,主动舍弃一些利润,楼市的金秋依然属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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