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论中国宏观经济最大隐患及合理应对措施

    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隐患和危机，不外乎政治上的权力腐败和宏观经济上的产能过剩。这几乎已经是执政党、政府决策核心和主流理论界的共识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共识对隐藏在这二大隐患背后的根源，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权力腐败的政治危机来说，执政党、政府决策核心和主流理论界重视的仅仅是反腐败、拍苍蝇、抓老虎， 却没有对引发权力腐败背后的根源——集权的政治制度引起足够重视。如果中国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改变集权政治制度，那么反腐败老虎抓得再多也没用。如果培育腐败分子的集权制度不变，反腐败的风头过后，腐败分子就“一定会”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再度涌现。政治上的腐败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在此不展开分析论述。
    本文的主体是：“中国宏观经济最大隐患及合理应对的措施”，和政治危机一样，中国的执政党、政府决策核心和主流理论界对隐藏在“产能过剩”背后的根源——“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甚至敢于在此断言：如果中国贫富二极分化的极端程度不能有效地缓解，那么产能过剩的危机根本不可能消除和根治！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贯彻以政府投资，主要的是基建投资来填补产能过剩的窟窿，毫无疑问“一定”是饮鸩止渴！中国基建投资的潜规则是“超额回笼财政投资”，这就必然转化为超大量的供给，结果一定会引发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可怕的是，最近网上传言，今年四季度，“发改委”突击审批了近万亿投资项目。虽然还不知道其中政府财政的基建投资占多大比例，但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超额回笼财政投资”的潜规则，必将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那么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就一定是“板上钉钉”的后果！
    真要想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必须了解引发产能过剩的主要根源。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消费、投资和外贸出口三驾马车中，中国投资和外贸出口的数据都位居高位，用成绩斐然来形容也不为过。中国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消费出现了严重萎缩！中国的消费水平已经跌破GDP40%大关，几乎只有世界正常水平的一半量。结论就是，如果客观存在的消费严重萎缩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光想着通过歪门邪道走捷径，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得不偿失，产能过剩的危机一定将越演越烈，而且总有一天会引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危机！
    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消费萎缩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然后对症下药，方可收获疗效！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消费萎缩的主要根源是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据有关方面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高达0.73的极端高位。【1】另一个次要原因就是贫富二极分化的副产品福利制度支离破碎、甚至出现“倒福利”的事实！
    那么这么简单的常识问题，执政党、政府决策核心和主流理论界为什么会“视而不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难道是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水准有问题吗？绝对不是，对基本常识性问题视而不见的内在原因就是——解决难度大，在现有集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框架下几乎不可能解决！而这种不可能解决又是直接地是因为集权既得利益群体不肯放弃既得利益！既然是在现有集权体制下不可能有效解决，那就不如回避不提。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只能绕道而走。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清醒地判断，这些严重问题是能够绕得过去的吗？
    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以普世价值和全民普选为标志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是因为民主宪政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配套制度！在当今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和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一切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都不可避免地要么是“政策不出中南海”，要么是被既得利益群体异化为“分羹”的机会！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依靠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让集权既得利益者主动“自我开刀”的中国梦，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的黄粱梦味道！
    接下来要分析的就是，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在宏观经济调节方面，政府应该出台哪些调控政策来根治“产能过剩”的顽疾。
    必须有效地提高工资，使工资水平恢复到占GDP 的世界正常比例。
    根据网上资料显示：“中国薪资总额占GDP比例2002年16%，2008年12%，2009年8%；欧美是50%~55%，世界平均为40%，印度是20%。”【2】也就是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薪资收入只占GDP的一个零头。“联合国公布72个国家工薪阶层收入，人均月工资9327元，中国人均月收入4134元，相差一半。……”【3】“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国还不到10%。……”【4】“7月25日，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1】
    虽然网上的统计数据不一定可信，但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低于客观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成果，基本上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正因为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合理的低收入，加上福利制度的支离破碎，所以就形成了青年人为结婚而存钱、中年人为孩子教育费用而存钱，老年人为养老和医疗费用而存钱。客观上形成了全民都不敢放开自由地消费，全民都拼命地存钱的风俗习惯。在这样的“全民共识”下，中国的消费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缓解贫富二极分化、有效地降低基尼指数，有效地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中国的消费水平不可能恢复和上升到世界平均水平，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解决“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造成中国低工资水平的最主要根源，就是中国政府和法律彻底地取缔了劳动者自由组建的民选工会的权利，而唯一存在的官方工会的领导人是官方委任的，官方委任的工会领导人天经地义就“只听”官方的指令，而不可能为劳动者“请命”！中国的客观事实就是，官方工会连会员的欠薪问题都无法解决，这种名存实亡的工会还能够承担起参与工资谈判的“为民请命”重任吗？
    但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般只能制定最低工资水平，而很难提高工资的整体水平和平均水平，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提高工资水平的有效手段，必须依靠劳动者自由组建的民选工会，在法律和政府的支持下，参与劳资工资谈判，让劳动者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强势的资本实现公平竞争。除此之外，恐怕难有其他良策！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及其它著作所列举的反对自由组建工会的理由是牵强的。如果资本可以通过“股份制”的联合来增强竞争力，那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剥夺和取缔劳动者联合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增强竞争力呢？请恕我直言，哈耶克文章中指责和反对工会的大多数理由，都是工会“不完善”的结果，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工会“不应该存在”！
    所以工会的职责和功效，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劳资之间的公平竞争，仅此而已，“当然不能”如哈耶克谴责的那样，以强制的手段来使工会的功效产生“异化”，走向自由、自主、自觉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反面，成为对市场的强制性干涉！甚至如哈耶克所说“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a totalitarian system)。(哈耶克，2000a，第一卷，第2页)【5】只要通过工会运作实现的工资水平确实更接近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而不是偏离这一标准，那么这种工会的功效就可以认定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对市场的干涉。
    结论就是：通过恢复和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来促进消费，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一良策！
    通过大幅度减税，来填补企业增加工资的负担。
    据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指出：“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
    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6】 “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7】“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8】“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9】
    虽然陈志武先生的这组数据是几年前的数据，但这几年来中国的经济环境并
    没有重大变化和改进，这些数据也完全能够说明问题。有基本经济常识的人读了陈志武先生以上的数据分析后，都能够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已经膨胀到极度不合理的程度。中国政府“与民争利”的事实已经不仅仅是严重地遏制了消费的正常发展，成为中国消费萎缩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已经通过严重地遏制和妨碍了民间经济的正常发展，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结论就是：减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它不但已经是促进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手段，也是进一步通过促进消费来解决产能过剩危机的必要手段，更可以有效缓解因工资增加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造成的利润压力。
    所以，当今中国，“减税”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二良策！
    通过反腐败来彻底消除企业的腐败负担，以便为增加工资创造条件。
    在反腐败、抓老虎、拍苍蝇的过程中，对于每一个老虎和苍蝇来说的共同罪证就是受贿，其中最主要的来源，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受贿资金的主要来源都是来自于企业！虽然对于已经抓捕的腐败官员受贿总金额还是一个谜，但是超大量的受贿资金来源的主体，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主要都来自于企业已经既是事实，也是共识！
    结论就是，彻底消除企业的“腐败负担”，可以有效地减轻企业因增加工资造成的利润压力，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三良策！
    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福利制度。通过有效遏制“特供制”及干部高福
    利待遇，来彻底杜绝“倒福利”的中国特色。
    陈志武先生还指出：“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10】
    有基本经济常识的人都能够明白，上面陈志武先生的数据比较，不是绝对值，而是比例上的分析。美国中的税收占GDP总额的18%，而福利支出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占美国GDP的11.5%，但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20%，用于福利的支出占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这种福利上的巨大差距实在是不能容忍！更不要说，建立在“特供制度”和各级干部高福利基础上的“倒福利”现象就更是令人愤慨。都说发达国家是超福利，但客观地说，美国的福利水平还远远地低于北欧诸国，要说超福利，还远远轮不上美国。更为客观的事实是，被定义为超福利的北欧诸国，在全世界竞争力排名榜上却始终“名列前茅”！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福利制度在公平竞争和社会发展中的功效！如果我们承认罗尔斯：“一个社会，当它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时，这个社会就是安排恰当的。”【11】那么借用经济学中“效用递减”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同等财富为穷人享用所产生的“社会理性欲望满足”的“净余额”要比被富人享用高得多。这就证明了福利制度就是在“同等” 财富条件下能够有效提高全社会“理性欲望满足”的“净余额”的有效措施之一。那么提高福利程度的边界在何处？就应该提高到“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为零的水平。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难以把握的概念，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这一抽象标准的客观存在。
    但是福利制度不能，也不应该是调节收入的政策。就自然正义的原则来分析，收入分配的标准应该建立在社会贡献和劳动成果的基础上，但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受益者往往是在经济合作中贡献最小的群体。所以必须通过福利来实现“任何的经济不平等”必须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2】的原则。所以，福利仅仅是一种对老、弱、病、残、孕、幼，以及失业的救济和教育、医疗一定程度的免费，其目的就应该是着眼于“全员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普遍提升！而这恰恰就是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重要的是，我们在评判任何政策原则时，不能把它做单独的分析，而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做综合分析。单独来看，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和看似“劫富济贫”的福利政策都存在着某种不足，但当它们两者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产生综合的互补效应时，它们就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优越性。所以，我们不能把福利误解为对富有的精英群体的一种“劫富济贫”的强制，我们应该把福利理解为，或者是建立在一种“全民共识”基础上的“慈善性”法律行为，福利和慈善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出于富有的精英群体的自愿奉献，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福利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群体范围中平等地共享，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特殊性，而慈善往往是由出资者自主指定的特定的群体来享用。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又必须“各司其职”地实现优势互补。而上述福利的程度应该达到“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为零”的原则，也就是指精英群体的自愿奉献及自我价值实现的临界点。因为超越了精英群体的自我意愿，将损害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那么“边际社会理性欲望满足‘净余额’”将为负数。
    结论就是，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彻底杜绝“倒福利”的中国特色，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四良策！
    有计划地合理降低，甚至部分取消政府财政投资项目的收费水平。
    必须澄清的一个经济原理就是：把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投资，歪曲为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中国式政府投资，是中国部分主流学者的“专利”！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填补消费不足，所以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免费的福利用途，即使是用于修路架桥的政府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是不能收“买路钱”回笼资金的，更不能赚民众的钱获取利润。否则的话，你现在填补了消费不足，在下一轮经济中就又加倍地增加了供给，给消费不足和消费萎缩造就了更大的窟窿！就等于是“补了东墙，又去拆西墙”，或者说是“刚填了个坑，又去挖一个更大的坑”！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式的政府投资，完全彻底就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买卖”，和什么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任何关系！
    以中国高速公路收费来举例分析，官方媒体报道：“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黎萌）全国收费公路2013年收不抵支，亏损661亿，……”【13】官方媒体出现这样的报道，必然是二大假设中，真相必据其一：要么是数据出错，不管是为掩盖问题的数据造假、还是数据出错，如此大规模亏损，和民众有目共睹高速公路浩浩荡荡大规模排队收费的客观事实很难相符；要么是投资决策错误，投资规模大幅度超出客观需求，在排队收费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冷落的路线无法回收资金。无论哪一个是真相，责任完全彻底都在各级政府！
    结论就是：如果真想采用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来填补消费不足，那就必须放弃收费，不能以回笼财政投资来扩大总供给。这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五良策！
    理性地把增长预期下调到0.3%-0.4%的适度范围内，为大幅度调节收
    入的宏观政策让出空间。
    中国已经连续30多年保持二位数增长的高速度了，而且人均GDP已经超六千美元。连续30多年的极端的超高增长，已经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极限：无论是在资源上、还是在生态环境上和气候影响上，甚至是在产业结构上，都存在及其严重的隐患和危机。按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证明：在人均GDP接近万元美元后，GDP的增长速度超3%就已经算是高速发展了，一般的增长速度都徘徊在1%至2%。
    因此，中国的决策核心绝对不能被什么中国模式所迷惑，任性地相信中国的高速发展还会继续，也不要被中国就业的严峻形势所绑架，说什么当今中国的增长速度低于7%，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等等。必须现实地评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客观地评估当今中国面临宏观经济的严峻形势，而清醒明智地大幅度调低增长速度，甚至不排除降低到3%至4%，既可以让中国宏观经济在资源、环境、气候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严峻隐患和危机得到缓解，也可以为大幅度调整收入政策让出空间！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如果劳动者工资水平真能大幅度提高，那么就一点能够有效地缓解因增长幅度降低造成的就业压力！
    结论就是：清醒明智地大幅度调低增长速度，甚至不排除降低到3%至4%，为深度调整收入政策创造空间，这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以便进一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六良策！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真要彻底缓解，甚至解决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地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完善福利制度，以便有效地促进消费，把已经严重萎缩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再也不能继续搞大规模政府财政投资，尤其不能再在已经严重超前发展的基本建设方面加大以“超额回笼投资资金”模式的政府财政投资了！这样做毫无疑问是饮鸩止渴，以造就更大规模的供给来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
    【1】：《基尼系数的警示》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7/31/nw.D110000gmrb_20140731_1- 15.htm?div=-1
    【2】：《为什么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455860-1.shtml
    【3】：《中国工薪阶层人均收入不到世界一半》
    http://news.sohu.com/20120403/n339701716.shtml
    【4】：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2909375911122844.html
    【5】：周濂《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099.html
    【6】、【7】、【8】、【9】、【10】：陈志武：《中国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204.html
    【11】：罗尔斯：《正义论》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8次印刷
    【12】：罗尔斯：《正义论》第83-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8次印刷
    【13】：《全国收费公路2013年亏损661亿被指出乎意料》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24/13379540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