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从茅台沉浮看权力主导型经济的兴衰

    股价暴跌！贵州茅台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8月30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2013年中报，报告期内，公司上半年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产品基酒3.5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41.28亿元，同比增长6.51%；营业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48亿元，同比增长3.61%，增幅创下公司2001年上市以来新低。由于业绩不及市场预期，9月2日，贵州茅台开盘跌停，跌至150元附近，市值跌去超百亿元。
    其实，9月2日的暴跌不过是茅台自2012年8月开始漫漫跌程以来的延续而已，也是整个白酒业自2012年8月开始的漫漫熊途的一个缩影。2012年8月，对于中国的白酒业尤其是高端白酒业来说，是一个不愿回忆的黑色伤心月。自2012年8月，尤其是10月后，中国白酒业的雄风不再，失去了往昔价格的泡沫化上涨、业绩的高速增长和股价的一路高歌，而是掉头向下，走向了痛苦的紧缩之路。具体表现为：（1）酒价被腰斩。其中，53°飞天茅台的零售价格从最高的2200元一瓶下降到不足1000元，五粮液的价格则从1300元多下降到800元左右一瓶，其他品牌的高端白酒价格也普通下跌了30%以上。（2）业绩大幅下挫。除了茅台的业绩增长速度远不如以前外，其他的高端白酒品牌的业绩也大幅下挫。其中洋河股份在2010-2012年的净利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5.86%、82.38%、53.05，而2013年的中报显示，其半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仅为3.49%；泸州老窖的同期数据则分别为31.78%、31.73%、51.12%和-9.58%；酒鬼酒则更是经历了从天上到地下的惊魂一跳，其净利润增长率从从2010年的35.79%，2011年的142.53%，2012年的157.21%狂泻到2013年中期的-88.24%！（3）股价狂泻。贵州茅台从2012年7月的259元/股，跌到现在的150元/股，跌去了40%；洋河股份从2012年7月最高的154.48元/股一路下跌到现在的47元/股，跌去近7成；从酒鬼酒从2012年10月最高的61.25元/股狂泻到现在的16.2元/股，跌去了70%多；其他白酒公司的股价也大多数被腰斩。（4）被基金公司狂抛。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上，传统上被视为相对安全可以避险的白酒板块，近乎成了烫手的山芋。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底，茅台已经不是基金首只重仓股，五粮液、泸州老窖也已跌出了基金前十大重仓股。2012年四季度，机构共卖出2908万股贵州茅台、4267万股泸州老窖、25555万股五粮液。截至2012年底，仅203只基金持有贵州茅台，84只基金持有泸州老窖，仅61只基金持有五粮液。此前的3季度末，有307家基金持有茅台。
    纵观中国白酒业的沉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当它受到来自权力的青睐和支持时，就会快速地，甚至是泡沫化的发展；而一旦它被权力所抛弃或者被抑制，就会迅速地沉沦，步入漫漫熊途。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论断。中国白酒业业绩的拐点与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出台时间的“巧合”，恰恰深刻地说明了权力在中国行业经济中兴衰沉浮的主导作用。2012年6、7月是以茅台酒为代表的中国白酒业兴盛的最高峰。不过，自2012年7、8月份开始，坊间就开始盛传下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很可能会做出严禁铺张浪费和公款吃喝的纪律。于是，市场开始步入一个观望的阶段。而到2012年10月，坊间传言愈来愈盛，白酒类股票价格也开始纷纷下挫。而到了2012年12月，随着中央明确出台“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事情完全明朗化之后，茅台酒等高端白酒就进一步走向了漫漫熊途。虽然，自2012年7、8月份以来的调整，某个程度上是因为白酒业在前期集聚了较大的泡沫，而不得不进行调整。然而，就市场的普遍观察而言，导致此次大调整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所出台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权力对白酒业尤其是以茅台为代表的高端白酒业的支持！
    在“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出台之前，以权力为代表的公务消费（包括公款消费和私人宴请政府人员的消费）占据了高端白酒市场的50%以上。由于：一是中国的公务消费数额巨大（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元以上，私人宴请公务人员的吃喝更可能高于3000亿元），二是公务消费的示范效应，三是市场的预期作用，使得权力消费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可以撬动中国白酒业高歌猛进的增长乃至严重泡沫化。也就是说，中国高端白酒业2012年8月份之前的野蛮生长，其背后的力量是权力的消费！但在“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出台之后，以权力为代表的公务消费被极大地遏制。一旦失去权力公务消费的杠杆支持，市场的消费力量将无力支撑白酒业尤其是高端白酒业的扩张。于是，高端白酒业只能在风雨飘摇中，一路哀鸿遍野。
    就理论上来说，权力嵌入某个行业，对某个行业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当得到权力支撑时，它就会野蛮的生长；而一旦被权力遗弃，它就会步入漫漫熊途，经历的调整时间将远远超过正常的、由纯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调整时间。这是因为，权力的嵌入，将扭曲行业发展的本来轨迹，使得行业在生长时被“拔苗助长”，而在衰退时被“延长调整时间”。然而，就其长期的总效果而言，权力常常是行业和经济发展的“伤害剂”，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要远远高于其正面作用。
    就历史而言，这个理论判断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验证。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权力的干预，中国掀起了“大练钢”的浪潮，其结果不仅是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也严重扭曲了建国后中国钢铁业的发展。比如，日本20世纪60、70年代的产业扶持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钢铁、汽车和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对经济的深入干预却造成了日本80年代的严重泡沫和90年代至今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比如，拉美、英国、法国等多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不仅没有带来竞争力的提升，反而伤害了其汽车产业的发展。而今天中国白酒业、餐饮业、酒店住宿业和高端公务车行业的波动起伏，则更是深刻地印证了权力对于行业发展的极大伤害：它在促使其发展的同时，也奠定了其走向衰败的基础--严重的泡沫化和漫长而痛苦的去泡沫化！
    对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我深表赞同，也为其大声喝彩，这是新一届政府践行“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重要一环。然而，就像“扁鹊三兄弟”故事所讲的那样：真正的高手是治于病情未发作之前！要减少权力对行业和经济发展的伤害，最重要的是要削弱行政审批等“有形之手”的力量，减少权力作用的领域和机会，并有效约束权力，真正从一开始就“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不是等到权力已严重扭曲产业和经济发展，才去医治。此时，不仅代价高昂，甚至可能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了！
    为此，在当前的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快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在努力构建有效约束“有形之手”的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放权、分权，真正将“市场的还给市场，民众的还给民众，社会的还给社会”。唯有这样，才可能有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产业的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