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被误伤的茅于轼吴敬琏们

    茅于轼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如他所声明的，是将特殊利益集团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这些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命运，就代表着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而他们受尽了权力的压制，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为富人说话”如果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何错之有？这其实主要是对权力说话，是对整个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说话，是抗议他们对生产集团的压制和盘剥，而为生产集团争取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本质上为自由市场经济说话，为整个生产集团说话，其中就包括了为穷人说话。这哪里是什么穷富之争，这原本是自由跟管制之争，权利跟权力之争，生产集团跟非生产集团之争。这不过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官家市场经济博弈这个历史长剧的一个分镜头而已。
    茅于轼有着这种代言的冲动，是毫不足怪的。茅于轼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堡垒，为此历经磨难。而他出于研究需要，接触了大量私营中小企业主，深知他们的处境和苦衷。但遗憾的是，茅于轼并没有对自己这方面的理念和逻辑，做精细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适当地迁就了大众话语，套用“富人”、“穷人”这些已经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词汇，不仅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反而令公众错愕，不适当地加剧原本已经尖锐的穷富之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就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来只是生产集团跟非生产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矛盾，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只是一个自由问题，或者说权利问题。加剧穷富之争，客观上很容易刺激仇富情绪，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用心虽好，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茅于轼为什么会犯这种不该犯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书生气。学者就应该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应屈从舆论的压力，不应媚众。茅于轼大概有这样的倔劲。学者当然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大众情绪对着干。大众情绪可能是错的，但即便是错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话，而不能针尖对麦芒，你们那么说错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说去。你们一边倒地骂富人，我偏要特别强调为富人说话。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强权坚持这样的姿态是一种大义，但面对大众也这样，却未免不智，至少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能力。在媒体时代，这个缺陷显得尤其致命。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茅于轼一人的问题，吴敬琏同样有这个问题。你们说春运不该涨价，我偏要说该涨价。这个涨价说实在天真得可爱。如果说铁路可以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非国家垄断，相信铁路涨价不至于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弹，吴敬琏那么说也没啥错。但吴敬琏忘记了，中国铁路完全是官家垄断的，这种情况下，铁路涨价哪是什么市场行为？再比如吴敬琏认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迁补偿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给房主，一部分应用于社会再分配。这在一般的经济学逻辑来说确实没错。但问题是吴敬琏不了解拆迁户的辛酸，不知道拆迁户往往是盘剥对象，拆迁换来的往往是居住质量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说房主得利岂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谈？
    过于书生气，以至于迂腐，是吴敬琏茅于轼共有的缺陷。这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不仅主要生活在书斋，而且他们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层人士，他们跟底层民众没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他们有一定的精英心态，大概不算夸张。因此他们虽然愿意为底层民众代言，比如吴敬琏就多次为下岗职工代言，近年更旗帜鲜明地主张全民低保。但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心态，他们并不能给以应有的理解。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一些正当情绪，就难免偶尔被他们看作民粹主义。他们有时跟舆论唱唱反调，这也许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给所谓民粹主义泼点冷水？
    但是无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都是知识界的翘楚。他们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勇气，有从容淡定的气度，有包容异见的胸怀。他们顽强抵制官家市场经济，而坚守自由市场经济，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不承认他们的自由人格和历史贡献，不向他们虚心学习，反而为了博出位，为了媚众，不惜跟用心险恶的老左派遥相呼应，而对两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为无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学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轻浮和放浪，而纯粹属于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