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整个社会应在一条船上同舟共进

    谈中等收入首先要做好三个估价
    对比较小的经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及相应的对策，是容易回答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经济体，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及如何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就变得非常复杂。国内已有相当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范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可是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左右会觉得为这担心的人生活在天堂：你们在为“陷阱”烦恼，我们现在离中等收入的门槛还远着呢。这不是一个小数字。2011年底中国调整了国内贫困线的标准，以前是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也远远低于如印度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据新的标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大概有一亿五千万。这样做是对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不能和公认的标准差太多，否则就掩盖了中国社会里面相当巨大的贫困群体。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调整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一就是提升这些人的劳动工作技能，这是关于人力资本；第二就是通过法律的办法提升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一亿五千万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村偏僻地方的，还有些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甚至还有自然环境坏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的。这些人要想挪到别处并摆脱极端贫困，牵涉到基本的公民权：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会不会被赶走。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估价，下面我们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
    严格说来，剩下的大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实际上至少2/3属于中等收入最低的那个档次。2011年下半年联合国下属的研究机构作了一个报告，比较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印尼和中国内地等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于国际上最重要的食品和粮食有关的涨落的居民损伤力指数。这个报告我看后很惊讶：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考虑到这一点，就是第二个估价了。
    十一亿五千万人中间，至少一半的人，包括不少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保人口，包括一些贫困地区、城乡结合部、小城镇甚至沿海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他们可能一只脚才跨进中等收入的最低线，还有一只脚在外面。如果物价再涨，特别食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价格再上涨，那么五亿人中间可能有一两亿人会再跌落至中等收入的最低线以下。我每次回内地，都很注意周围超市和农副产品市场食品的价格，其涨幅是非常显著的。到餐馆吃饭时，菜单上价格的涨幅也相当显著——不是吃山珍海味，而是当地通常消费的那些食品。由此，第二个需要清楚估价的是，我们有相当一大块的人——我想不会低于两亿——很容易被抛回来（即抛回贫困线以下）。
    然后是第三层次的估价，即中等收入的大框架中接近于中等水平的那群人。对他们来讲，更期待的是不要使实际生活水平停滞甚至倒退。只有对这三块都做一个量的估价，才能提出从中等收入往上提升的展望。
    中国改革的参考
    中国最需要的改革都属于制度或生产要素的软性部分，还有社会结构中那些非物质的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出“陷阱”是靠了哪些改革；有些没有跃出来，甚至倒退了，又是因为哪些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里举两三个和我们距离比较近的例子。
    始终没有跃过这个陷阱的一个案例是菲律宾。菲律宾现在人口快到9000万了，按照国际标准，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达到4000万，就相当可观了。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但在过去的25年，菲律宾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不前，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甚至还要倒退一点。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它受到的打击就很大，过去几年情况也没有显著改进。为什么菲律宾这二三十年整个经济被拖在后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有几点是显著的。第一就是整个系统的腐败，因为体系性的腐败使得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贪掉了很多，都浪费掉了。第二个重要原因，牵涉到菲文化价值认同的根本。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菲律宾展现在外面最多的一个镜头，就是贫民窟或垃圾废物堆上一大群孩子在捡废物，目的就是糊口，遇到严重的暴雨期经常会把人给压死。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的贫富差距太大，真正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人比例太小。这就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很多地区有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问题都是“劣质发展”的表现。经济不但要发展，还要优质的发展。
    我们周边成功的案例，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土地也不够，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像这样的经济体根本没办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体相比。但后来绝大部分人公认，韩国和台湾是少有的从二战结束后的贫困线上走出来，走得较快、较平稳，而且持续优质发展的案例。这两个经济体在发展战略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台湾做得最多的是三件事：一是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产权，农民没有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便富不起来，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从广义上讲，就是要给最贫困的这些人落实产权问题；第二，台湾是世界上发展公共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第三，台湾多少年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重视对中小企业扶持。只有把这三个政策拧在一起，才能使仍然低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前两类人，利用政策平台让其生活水涨船高，而且能使得经济体中已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继续往上走。这并不是说过去60年台湾的经济发展没毛病，但与其他一些经济体比，台湾作为资源奇缺的经济体，其发展路径有值得借鉴之处。
    韩国在发展策略上，对中小企业没那么重视，它重视的是大的财团。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即人力资本的培养。联合国2011年初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均教育投资，包括政府、家庭等方面的投资加起来，韩国是世界第一。只有依靠这一点，才不至于被自然资源不足这个缺陷拖住不能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这种重视大企业——不是纯粹把它做大，而是把它做强的经济发展模式运行得更健康，这一点对中国沿海的大城市特别重要。韩国是原来世界发展中经济体里最早进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个第一可不容易。它也是发展中经济体里最早做到通过自创品牌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不是给别人打工。在这点上，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中国大陆这么大，不可能按台湾的发展道路和办法走，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但如果将这两种比较成功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我想至少适合中国大陆2/3的地区。
    广东、浙江应当起带头作用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说再过若干年江苏的经济有可能超过广东，但超就超了，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要做好经济转型。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正是中国沿海好多经济发展地区遇到的共同问题：产业升级怎么办。如果韩国在2000年以前，不痛下决心走这一步，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把步子迈得更坚强，要更有前瞻性地迈下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想，如果能将之前提到的几个焦点做一个总括性的政策并加以推行，那么即便不是全中国，至少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些地方，是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我非常希望广东能率先这样走，另一个我非常看好的是浙江省，它有这个潜力。浙江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经济的外向性同广东一样，非常强，而且浙江有一点也和广东非常相像，就是能打拼。还有一点比广东更强的，是浙江整体的文化素质更高，这是几百年慢慢累积下来的。假定我们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中，两个经济强省，广东或浙江，能够率先在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管理、教育等方面综合性地推出新的政策平台，我认为中国至少沿海地带的其他省份，就能跟随着广东、浙江，走出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走不出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体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一定不能让不平等越来越大，而且不能让不平等的那些社会群体永远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头一二十年，有这么一个群体，假定是八千万人，它被抛在了最后面；但通过政策的调整，在下一个十年，在第一轮发展中最亏的这八千万人中间，有五千万人找到了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过程。不能让第一轮在后面的人第二轮还在后面，第三轮跑到更后面去了，这样只能创造反抗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因为这个社会和他们不是在一条船上。本来整个社会应是一条船，有一等舱也有二、三等舱，不能把后面的人从船上抛下去，抛下去他们就要把这条船给砸掉了，这就不是同舟共进。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阶段，有哪几大块群体得益最少，而相对付出最多，那么就要在下一个十年中使之得到更多相应的扶持——未必完全要通过直接的经济补偿，主要是为这些群体创造机会，这比发救济金重要得多。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比如提升人力资本，包括在职训练和再就业训练，包括新产品新技术下乡，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当然，更不能忽视的是最基本的土地产权等方面。只要这些政策结合起来，不用很长时间，大概五到十年，我们就能看到非常不同的一种社会状况。（本文由本刊记者简洁整理）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