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组织的属性：冒险的生物还是社会器官——曼氏金融破产的教训

    发轫于美国、逐步由“金猪四国”向更多国家过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一定会写入经济发展史教科书。近日，由于豪赌欧债，美国券商全球曼氏金融（MF Global Holdings Ltd）在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是首家因受欧债危机影响而破产的美国金融机构。从资产规模计算，作为美国第五大金融机构，这家公司的令人刮目相看之处还在于，其首席执行官科尔津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
    科尔津曾经担任参议院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虽然税收状况良好，该州却仍处于财政危机中。科尔津想要利用金融专业知识健全该州的财政体系，但选民并不支持他，以至于2006年一度被迫让政府关门。2010年，科尔津重回华尔街出任曼氏金融CEO。科尔津不喜欢曼氏的呆板，为了增加公司的风险投资规模，他在亚洲和欧洲集中地、疯狂地招聘了大量的信用和股票市场“人才”，同时还利用公司的自有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例如买入大量欧洲债券。
    企业决策更加缺乏制衡，科尔津俨然是如鱼得水。结果是这家拥有长达200年历史的机构瞬间崩溃。曼氏的闹剧仅仅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缩影。面对着危机向整个欧洲的逐步蔓延（例如意大利和法国），11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欧洲需要领导人，而非经理人》的结论颇为干脆：“没有民众的支持，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在推动议会批准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遭遇很大困难。解决办法是展示出真正的领导力，仅靠管理能力显然不足以成事。”
    在今天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管理学院”。由于忽视了原则性的超越性价值，人们更加热衷于细枝末节的改变，各种“管理大师”和管理学说大行其道，以至于这样的技术性努力，本能地发展为治理的谋略。这样的管理，说白了，就是在一个“丛林法则”体系中，如何利用人的投机取巧的本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中国特色的思维，在西方国家，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来越倾向将组织生物化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大行其道，并逐渐地过渡到社会领域，发展为“社会进化论”。由此，“市场经济”就被简单地理解为商业投机，而不是追求超越性。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组织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种人工制品，与生物有机体完全不同。然而它也要受到支配动植物的生长的那条规律的制约：面积与半径的平方成比例，而体积则与半径的立方成比例……政治与生物不同，存在并不是其根本的目的，仅仅使同类繁衍不绝也不算成功。机构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应该完成的是为外界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回到科尔津的教训来分析，德鲁克的观点就颇令人深思。新泽西州，作为1787年加入美国、批准联邦宪法的第三个州，1789年率先批准了美国权利法案。在具有如此法治和民主传统的地方，自以为金融家的科尔津的那套专业知识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姑且搁置“今天是金融家，明天是政治家”这样的社会生态难免给中产阶级带来损伤这个事实，科尔津的故事还令人联想到立宪时刻的西方国家。用某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观点来说，那时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当时如果财政困难，在对外战争胜算不大且常备军受限制的情况下，只好通过议会来征税，行政权就很容易受到限制。换而言之，倘若专业化的财政金融体系在这些国家立宪前夕就建成了，行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某种通货膨胀，利用各种金融手段，达到其骄奢淫逸、权力却无法被议会制度节制的状态。
    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呼唤一个大政府。我们总是呼唤政府加强干预来解决当前的危机，而不是加强对政府的制约进而发展社会自治。我们总是试图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来堵住各种抗议者的嘴巴，俨然国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我们就绕开了征税是否合理这个话题，直接试图以金融手段来解决财政危机。可是，我们都知道，金融知识是何等的专业化！正如华尔街可以不断发明各种并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衍生品，科尔津也曾经试图用不受制约的金融手段改造政府，也即用商业领域盛行的“丛林法则”手段来改造政府；好在民主政治淘汰了他，他最终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失败了。
    企业组织的“风险投资”，基于未来预期，由于决策本身的局限性，迟早会面临麻烦。政府预期财政收入增长并据此决策，与此同理。伴随着政府功能的不断扩大，问题就会不断增加，治理能力则会不断下降，尤其是税收增长不力以至大规模下降之时。由此观之，政府有责任推行稳健的、保守的财政政策。这就衍生出一个新的话题：政府本来无权“借债”，借完后必然通过所谓“税收”或者其他立法手段掠夺民众和社会，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的困境远远比欧美等国家艰深。对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必须确认一个命题：各种组织，包括商业组织，其属性究竟是冒险生存的生物，还是社会有机体中参与分工与服务的器官？如果某些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人，断然把自己当成冒险的兽类，追求市场文明的中国，究竟应该如何限制并最终制裁它们？
    需要确信，只有当各种组织（包括企业组织）认真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时，才能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共同壮大，发展一个爱人如己、深思熟虑的社会，并在社会的团结互助中，基于法治的原则和分权的逻辑，限制各种权力对市场与社会的危害，进而为中国创造美好的未来。
    来源: 《理财一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