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制度变量影响货币与物价——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十

    把货币化纳入宏观分析，意义重大。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谁不关心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配人间的福利与财富，主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由此，价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响而变动、究竟由什么决定变动，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持久关心的话题。
    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个理论基础，应该是“货币数量论”。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认为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
    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化。不过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把一个命题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含糊，就容易接受可观察现象和可感知经验的检验。同意不同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机会推翻货币数量论——只要你观察到货币周转率和商品劳务量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没有提升价格水平，或者反过来，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供应量不变，商品劳务量的增加也没有降低价格水平，你就可以大声质疑、大胆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说，进行新检验，由此提升关于价格变动规律的认知水平。
    就我所知，首先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1885年，他发表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说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虽然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故事，在经济学的早年时代并不罕见——斯密发表《国富论》时甚至还没有经济学，他本人则以道德哲学家而闻名英国——但纽康先生提出货币数量论还是有点特别。在他之前，知名经济学家林立，很多前辈早就关注市场景气发生波动与金块、纸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被欧文·费雪命名为“关于货币数量的理论 （quantitytheoryofmoney）”，还是被“外行的”天文学家拔得头筹。或许，这与天文学宏大的视野、以及天文学家们坚信万物运动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有关吧？
    真实世界究竟有没有MV=PQ这回事？这就要讲验证了。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09年以后完成的。至于实证检验，则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巨大工程。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施瓦茨（AnnaJ.Schwartz）利用1867-1960年间的美国经济与金融数据，系统探查了美国货币存量周期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 “货币主义”格言——“通胀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基础就是这本 《美国货币史》及其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与周期》）。从费雪到弗里德曼，当年纽康的天才猜想得到阐释和验证，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头脑里，开辟出一块“货币是重要的”新天地。
    中国经验也验证着货币数量论。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变现出来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进入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的讲演对中国听众的说服力，靠的可不是他的辩才。这位诺奖得主的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我喜欢的科斯教授相仿，也属于“人贵叙己而不自诩”的那个路数，绝不靠“吾日三赞吾身”那类没完没了的自我吹嘘来“制造影响”。对我这辈人而言，若不是1980年代末高达19%的物价指数，要接受原本从没听说过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丰富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这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数量方程里的Q（商品劳务）分为两部分来处理，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劳务”，即花费了货币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劳务，即原本不在市场之中、未花费货币成本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举凡土地、劳力、创业动机和形形色色有市场价值的创意，都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体和新的胃口，需要额外消费一块货币。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楚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上周本专栏介绍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怎样增加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过GNP增长与CPI增长之和的“货币之谜”。
    在原创的货币数量论里，究竟有没有这层重要含义呢？直接读，是没有的。因为横竖那里只写下一个Q，并没有把它分开来处理。但是深究一下，我以为此含义还是蕴藏在其中。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教授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货币（M）为交易服务，其服务的频率是V,商品劳务（Q）是交易的结果，而价格（P）则是交易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信号记录。问题是，已经进入交易过程的商品货币是一回事，潜在的、可以进入交易的资源是另外一回事。当潜在的资源更多被动员进市场交易的时候，货币方程之解当然要起变化。纽康以后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忽略了“商品劳务”（Q）的第二个含义。多数人以为这个Q就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市场成交量，没有什么大文章可做。
    重新激发人们思考这个概念内在含义的，我以为是1988年的科斯。在《企业、市场与法律》这本小书里，科斯委婉地批评流行之见热衷于阐释贸易的益处，却对一个经济究竟有多少产品进入交易这样更根本的问题几乎视而不见。他坚持问：“什么产品会被贸易”，以及为什么贸易会发生？科斯的答案是，要看降低了交易难度的市场制度的作用与影响。
    转型中国经历了市场外资源大规模进入交易过程的实践，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清晰地看到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拒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为了增加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解，我们不仅要观察货币供给、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劳务的供给，而且有必要关注制度变动怎样影响市场化资源的增量、改变货币需求，进而在给定的货币量下影响物价水平。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到底是进还是退，不但是方向路线的大问题，还与公众广泛关切的通胀与价格形势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