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当前中央政府会不会再出台新的刺激经济政策?

    从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与分析来看，一方面希望短期的应急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以刺激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短期应急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为了减少这种短期应急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开始有所变化，即宏观调控的核心由以往的“扩内需、保增长”调整为“保增长、调结构”。
    比如，央行货币政策开始出现一定条件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央行解释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微调，但是实际上是要改变上半年那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这种货币政策变化，尽管在价格工具上不会有多少动作，但在数量工具上管理层是大有作为的。因为，在中国银行体系信贷严格的价格管制与数量管制的条件下，数量管制作用是法力无边的。
    可以看到，最近银监会不仅出台了一系列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文件，如第二套住房政策重申其严肃性等，而且近日对数家商业银行发出窗口指导，严禁月末突击放贷，否则将重罚。同时，银监会要求城市商业银行董事会重新审订贷款额度和激励方式，甚至下调贷款，要求严格执行贷存比不超过75%的规定等。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商行均已接到中国银监会的口头指导，要求甚为严格，强调若不执行，将有处罚措施。同时，央行也在公开市场操作等渠道对商业银行收缩信贷规模等。可以说，这些政策一出台，从7月份开始，银行信贷收缩十分明确。7月份银行信贷增长只有3559亿元，如果下半年信贷规模以这样的程度收缩，那么这种收缩相对于上半年的情况也就不是微调了。
    对于上半年的应急经济政策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开始关注，估计在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之后，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更多地关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及经济结构重大的调整上。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的重要判断是：“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这是最近中央政府向市场发出的最为明显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较大调整的政策信号。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完全打乱了中央政府中长期经济政策的重大部署，由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应急政策代替了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中央政府经济运行的新重要判断是向市场发出了最强烈的调整经济结构政策的信号。这一政策信号也意味着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将有重大的调整。
    其实，这种政策信号在最近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连续向市场发出。在8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成为该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在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研究部署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各种安排。在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部署了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当前要重点加强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发展的指导。可以说，8月中旬以来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尽管主题各不相同，但都贯穿了“调结构”这条主线。而“调结构”的含义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调结构”既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主要发展低碳经济;也有企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对中小企业在政策上的支持，无论是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还是土地政策及技术支持等，希望中小企业成为保经济增长的主力;还得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以图跳出“去库存化”、“再库存化”、“再去库存化”的恶性循环怪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中央政府希望借美国金融危机孕育出一批新兴潜力产业，以便为经济复苏后的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新动力。比如发展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新一代IT产业、绿色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医药保健业、现代农业等。这些新兴潜力产业具有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短缺型产业、内需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实体型产业、政策鼓励型产业或危机获益型产业。这些既能够有效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可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政府政策鼓励资助，也可减弱中国经济对外经济依赖的严重性等。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遏制过剩产能，可以说，通过这次扩张性应急政策，产业结构恶化会进一步加深，会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恶果。不过，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什么是产能过剩?是不是所谓的“低端产能”就是“落后产能”?二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过度管制与干预?这种产能过剩的调整是不是要挤出民间投资，如果是这样，其结果又如何?三是产能过剩是一个全国性概念还是一个区域性概念，如果仅是一个区域性概念，那么这种产能过剩又如何来界定?等等。如果对这些问题不给出清楚的答案，遏制产能过剩所面对的问题会很多。
    还有，结构调整的重点还有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从不少文献及政府的倾向来看，大家都把重点放在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上，认为当前大中型企业获得大多数的资金，而中小企业融资却十分困难。这样既不利于增加民间投资，也不利于居民就业及经济成长。但是，从金融的本性来看，中小企业融资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尽管有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好一些，对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一些，但是要想完成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则是不可能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并非是如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而是政府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多少便利的条件，在金融对内外开放度低、金融市场严格管制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融资结构如何能够顺利调整?
    总之，从当前政府政策取向及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微小的。因此，估计下半年政府不会出台重大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只是会在调整结构上多做文章，比如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及银行的信贷结构等。但是，“调结构”不仅意味着市场新产业及新企业组织的出现，也意味着企业新的利润增长模式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观念、技术、管理经验、资金、组织结构、政府政策等方面条件准备好了吗?如果这种结构的调整条件不成熟，调整时机不到，其后果又是什么?可中国经济“调结构”已经说了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关键的问题是条件准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