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我国经济增长新基础初步形成，由降转稳拐点出现
    经济增长企稳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新基础初步形成。2010~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10.6%降低到6.7%。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揽子计划”的全面退出；市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从31.3%降低到-7.74%）；国内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的投资增速持续大幅降低（2010~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4.5%降低到8.1%）。经济增长新基础的形成：政策方面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从强刺激转为适时适度调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发力；从偏重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并重，在保就业、稳收入、促消费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从偏重需求扩张转向稳需求与调结构、转方式、深化改革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明显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加。市场方面，一是外部经济环境趋稳，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向明朗，受其影响，我国出口形势开始好转；二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正在积极解决，支持投资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特别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支撑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
      
    全球化、国家战略等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2017年经济增长情况好于有关政府部门和多个权威机构的预期，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预测值应给出个区间，不是定数也许更好。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式在不断改进，政策分析的内容也应深化，以发挥预测应有的作用。
    从我们对国家战略的研究工作看，国家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在增大。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从“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发布的资料看，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见，这体现了战略的引导作用，要把握经济发展就需要考虑并体现战略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准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新阶段，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把握经济总体态势，必须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做深入分析，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变化规律，在预测工作中体现这些规律，对于全国和地方而言都应这样。
    从实践来看，新的发展理念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是国家战略和新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战略定力作用，成为我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我国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成为制定宏观政策要稳、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战略基础。新发展战略和新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我们要研究它的影响，以把握中国经济的今天与明天。
    蓝皮书另外指出，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并行的，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提升，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值得重视的情况。各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利益不同，一国参与全球化的初期和后期所获利益不同，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各阶层获利不均，甚至有的阶层利益相对受损，引导全球化的国家可能感受到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比对本国更有利，而且全球化利益分配具有动态特征。各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我们是要面对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能进入或参与搭建享受全球化利益的平台，这也是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原因。
    有的国家表示出逆全球化的态度，这对经济全球化是不利的，但这是各国的选择，我们在对其非议时，应理性分析其中原因，衡量其参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利弊，分析总结其态度转变的原因。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近期和远期影响的利益评估，以及以“命运共同体”的思路评价共享结果等都很重要。要谋划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包括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建议将此列入2018年的谋划日程。谋划全球化有助于我们参与全球治理和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
    现有对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没有能够将间接税有效地纳入分析框架，这对于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其财政再分配效应的影响较小,然而，由于我国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因此，将间接税排除在外，将极大地影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蓝皮书根据间接税归宿原理，将间接税划分为居民收入来源端间接税和使用端间接税，并纳入财政预算归宿分析、居民收入核算框架和MT指数测算组成的分析方法中。在此基础上，蓝皮书对我国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类重要的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综合测算，并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从全国、农村和城镇来看，财政再分配的效应均为负，其对农村的负作用大于城镇，即财政再分配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使用端间接税的负作用远大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支付税费的正作用，其对农村的影响大于城镇。
    （2）不同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存在明显差别。从全国来看，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缴费和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为正，其合计贡献为93%，而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端间接税的再分配效应为负，其合计贡献为-191%；从农村来看，来源端间接税、转移支付的效应为正，合计贡献为8%，支出端间接税的效应为负，贡献为-107%；从城镇来看，来源端间接税、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效应为正，合计为14%，社会保障缴费和支出端间接税效应为负，合计为-120%。
    （3）中国与5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财政再分配后也低于其他国家，但财政再分配的效应为负，不同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与10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显示，初始收入分配差距也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为负，而其他发达国家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正且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大，因此财政再分配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直接税的正向调节力度较弱，同时间接税的负向调节作用强。
    为了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适应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变化，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为此，蓝皮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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