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如何才佩称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解读《吴敬琏传》之十

    误导中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GDP冲动
    改革开放30年，主导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GDP。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我国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鞭策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个GDP是世界范围的统计指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森说，“GDP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发展到现阶段，GDP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第一个矛盾是容易单打一，GDP指标系统集中在经济数量和经济规模的扩张上，而忽视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环保等其他指标。我们这几年在追求GDP的同时，环境破坏非常严重，对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第二个矛盾是GDP容易重复计算。这就是GDP的典型缺陷，经济学家称之为换子效益。换子效益就是两个妇女各带一个孩子，闹着玩，你把你的孩子卖给我，我把我孩子卖给你，双方谁都不亏，但社会上就增加了一笔交易费。虚假的GDP会对一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的干部带来所谓的政绩工程、虚假工程，也就是“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最典型的就是当过阜阳书记、后来成为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他在阜阳当地大搞政绩工程，临走时留下34亿元的财政亏损。
    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时，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它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
    GDP与GNP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核算的内涵有所不同。GDP是个生产概念，它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只要是本国领土范围内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无论是由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均应计入本国的GDP。GNP是个收入概念，它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或者说是一个总收入。这个总收入的基础是GDP，GDP既是一个总生产成果，又是总收入的起点。由于本国常住者在国外进行投资或创办企业获得了一部分生产要素收入（资本和劳务收入），如果资本收益再投资了，或利润和劳务收入直接汇回国内了，就要加到本国的GDP上，形成GNP，否则就不能加到本国GDP上，不计算做GNP。反之，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人从本国（我国）获得了资本和劳务收入，且将收益再投资或将利润和劳务收入汇回去了，则在计算GNP时要从我国的GDP中扣除，否则就不需要扣减。这种计算方法是国际上通行的。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核算原则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同时计算GDP和GNP，在实际的运用中更多地使用GDP。1992年我国建立了在SNA框架下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了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继续计算GDP和GNP，但在实际运用中主要使用GDP。主要原因是：首先，GDP是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的经济状况，能更好地反映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总成果。用GDP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更直观。而GNP是个收入的概念，它无法在总量下面分出产业结构，不便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控。其次，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同时开展，对地区而言，GNP数据的准确程度受基础资料制约较大。
    从数量上看，1981年至1994年，GDP与GNP两者间的差额很小，均未超过100亿元。1995年至2004年，由于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步扩大，而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还很小，我国对外支付的要素收入大于我国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因此GNP持续小于GDP，年度之间两者差额在300亿元至1500亿元不等，一般约占当年GDP的1%。从2005年起，由于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对外投资大幅增加，我国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大于对国外支付的要素收入，GNP超过GDP。尽管如此，我国的GNP与GDP之间差距仍然不大，2009年的GNP仅比GDP多295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7%。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GDP冲动危害中国经济的争论，在《荒谬的经济现象来自于荒谬的经济理论》一文的论战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下面是几位貌似“主流经济学家”的评论：
    “这是一个矛盾的两个面，取舍两难。有些观点有失偏颇！目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出口货物、出卖地皮都换回美元。大量美元拿在手中不投资怎么办？因此考虑买美国国债！你在此大加批驳，有没有站在国家角度，站在发展角度，全面看问题”？
    “楼主对于经济理论的分析漏洞比较大，比如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以萨米尔森为代表新古典综合派，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别的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区别，叫做美国式资本主义，也可以叫做自由资本主义，但是其他国家很难真正学来这个制度，因为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三权分立呢，否则美国就不会这么强大了。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因素很多，并非楼主说的这么简单”。
    “后面说的国内问题主要集中在二点，对我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对于招商引资的不解。第一，当今世界是以美元结算，也就是说我国出口的商品和外商的投资换来的是美元，所以我国有巨量的外汇储备，可是这些外汇储备，我国政府既不愿意去购买美国的产品，只是想得到美国的高科技，可是美国和欧洲一直在严防高新科技流入中国，如果像楼主所说，把美元都花在国内的建设上，那么我国势必要购买美国的商品来花掉美元，这是我国不想要看到的局面，所以只能买债券和海外投资。如果把美元都换成人民币那么势必造成通货膨胀。那么问题很简单了，为什么我国不愿意购买美国的产品呢，因为这样就会失掉贸易顺差的优势，给美国的制造业和商业注入强心剂，将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那么就会造成中国劳动力大面积的失业，所以我国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稳定高于一切。第二，我国对于外商的照顾和鼓励外商投资，真正的目的是让外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同时引进国外的技术，并消化和吸收，再创新，这个政策也很正确”。
    “至于现在我国的社会问题，只是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而已，想要进步就必须付出代价”。
    在回答这些妄称“中国经济学家肖像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前，我们来看一则来自他们向往之地的新闻：据《国际金融报》报道，美国“两房”改革方案有了新的消息，其结果令中国人心痛万分：美国准备终结“两房”——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中国亏损将高达4500亿美元。美国媒体2月9日援引两位知情者的话称，美国财政部正计划提出一项方案，逐步削弱房利美与房地美在美国住房市场中的中心作用，并最终将这两家抵押贷款公司关闭或彻底私有化。2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财长盖特纳会面时已经确定了“两房”转型的最终方案（共有五个备选方案），即最符合美国利益同时对中国打击最大的方案——美国政府退出房屋按揭市场。美国政府最早将于2月11日宣布这项事关“两房”前途的计划书，其中将详细说明美国政府准备如何逐渐从房屋按揭市场淡出。
     过去40年来，美国“两房”几乎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但自从2007年初中国大量买进“两房”债券后，“两房”迅速变脸，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2009年3月“两房”更是因股价过低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预计中国投资“两房”债券亏损可能高达4500亿美元。换言之，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要为美国“两房”担负2300元人民币的亏损。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2009年3月12日所援引的熟悉外管局运作的分析师和其他人士的话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从2007年初开始大笔投资于海外股票，并坚持执行这一政策，已经产生了巨额的亏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巨资投资美国房贷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上述人士表示，中国外管局已将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资金，投入美国垃圾股票和垃圾公司债券等风险较高的资产。而就在三天后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在提到中国投在美国资产时说：“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
    报道同时称，中国的外管局从来不对外（特别是不对中国人民）披露其持有美国垃圾股票和垃圾公司债券的情况，因为那将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巨大愤怒与不满。中国的外管局从2007年初开始大量买入美国的股票，在高位接下西方国际资本抛出的垃圾股票与垃圾债券，替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以求博得西方社会的好感。而且，中国的外管局似乎并没有被次贷危机所吓倒，而是继续大量高位购买，这令西方社会甚是高兴。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表的年度调查，到2008年6月底，中国所持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达到12050亿美元，为中国在2007年6月持有总量的3倍还多。中国财政部也不敢公布把主人们的财产扔到哪儿去了，又是美国财政部在日前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中显示，截止到2008年12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达到6962亿美元，居世界各国首位。为缓解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中国在2008年继续加大了增持美国国债的力度，在2008年9月到12月期间，中国每月都要大量增持美国国债，9月增持446亿、10月增持659亿、11月增持290亿、12月增持143亿美元，中国外管局的这一举动大大支援了美国政府，赢得了西方世界的高度赞扬。截至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约为1.95万亿美元，照此算来，中国外管局所持美国国债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是垃圾股票与垃圾债券，而我们能够动用的外汇储备已经少得可怜。
    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宝贵外汇储备，在西方金融危机前夕，还被中国的高级公仆们疯狂地抛到美国“救市”。中投公司50亿美元救大摩，30亿美元救黑石，54亿美元被套PrimaryFund，损失惨痛。至于中国各大机构的海外投资，随着诸如雷曼兄弟破产这样的事件，也一个个陆续浮出水面，动辄数亿美元的损失，被认为无关大局。不仅金融机构，诸如航空公司、中国远洋这样的企业，也在动辄扔出几十亿美元而不眨一下眼睛。
    据《华夏时报》报道，中投公司的海外投亏损资远不止上述的在黑石与大摩两家公司身上亏损的60多亿和在Primary基金上身上亏损的54亿美元，它还持有超过110亿美元的美国垃圾基金，还有小摩公司（摩根大通）的主要货币市场基金23亿美元、Invesco Aim Liquid Assets Portfolio 21亿美元，以及德国资产管理的DWS货币市场信托15亿美元，等等。　
    “大道至简”。中国不断增持美国国债，将巨大的外汇资源押在美国这个精明的强盗身上，中国必将受到美国的挟持。但外管局副局长方上浦却强调指出，中国外管局在外汇储备经营中始终是以长期的、战略的眼光，从安全、流动、盈利三者结合的角度，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状况、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的特征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多元化的配置，其中也包括美国国债以及其他机构债等金融资产在内。他说，外管局及时调整了风险管理政策，采取审慎果断的措施，保证了外汇资产的安全。“国家外汇储备总资产保持总体安全，同时为应对危机准备了充足的流动性，并取得了相应的经营收益”。
    这则新闻报道，很好地注解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在他们指导下的大小“精英”的卖国救美行为。面对人民群众普遍的质疑，按照民主的正常程序，应由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机构启动对央行和外管局的问责、调查程序，然后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布调查问责结果。
    他们所说的“萨米尔森”是美国的一位计量经济学家，研究出了一套风靡世界的“GDP 指标”，并认为“GDP 这套指标的提出和核算方法的运用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但仍然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
    它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在中国的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中一一找到对应。一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二是市场化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三是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四是全球化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对经济发展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国情条件。一种产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理论，是不能作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导国家的改革蓝图的。这在俄罗斯国家经济转型中已有深刻教训，否则就会出现荒谬的经济现象。而这种荒谬的经济现象就来自于这种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来说是十分荒谬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时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凯恩斯先生说的是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情景；而伍德罗•威尔逊先生说的是现在的美国正在做的事情。
    从现实中国的经济主权状况来看，再搞所谓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经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如何把手中的“白条”兑换成真金白银。因此，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的国内市场，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国的引进外资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我国政府应该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的外资企业，在我国主要行业中处于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在收归国有后，一部分保留为国企，大部分拍卖给民营企业。一些外国友人和独立经济学家也建议中国政府用手里多余的美元买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认为“决定谁拥有和控制自己的工业、银行信用创造特权和其他资源，理所当然地属于任何一国的主权。国际法长期以来在贸易、投资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贯支持东道国。我期望这是外国——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买回美国境外投资时的出发点。或许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辩论这些未来买断资产的公平价格。但这类问题的解决恐怕旷日持久”。对于中国政府没有收购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应该重申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基本条件：申报人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或个人，坚决把外资独资企业排除在自主创新产品支持之外。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资企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促使外资企业在中国使用新技术。对在华跨国公司提高各种资源的价格和征收相关税收，以限制跨国公司把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中国。
    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蛊惑，携带着行政官员的GDP冲动，使中国经济误入新殖民主义经济的泥潭。在信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所谓精英眼里，只要GDP能高速增长，就不惜大量向美日欧输送廉价物资商品，哪怕换回的只是国债“白条”；宁可“掏光养贿”，即把国内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掏光，放任容忍腐败公行，也要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GDP统计数据。
    这种放弃对国家经济命脉的保护，无原则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卖国求荣行为，日益受到广大中共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抗。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为人民服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已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国人民已经不可能再去认同任意加在我们身上的剥削与压迫的合理性。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成功，这是中国能够永远避免再受百年屈辱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