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事实说话”──评朱伯康、施正康著《中国经济通史》

    著作简介：《中国经济通史》，朱伯康，施正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该书着重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各种经济成分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图景，探索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包括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揭示中国经济盛衰的规律和制度演进的特点。
    朱伯康、施正康两教授合著了万言的《中国经济通史》，以下简称《通史》。该书以其篇幅之巨，囊括内容之详，跨越时代之久远，在迄今国内的同类著作中可谓是绝无仅有同时《通史》一书在史料的攫取，体例的安排，研究的方法，叙述的气势等等方面，也都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开卷阅读，《通史》一书予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它那磅礴恢宏的气势。全书上下两卷共分十三章，所述内容，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者从浩如烟海的经济史料中去粗取精，大跨度地论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显示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长卷。如果说，《通史》全书具有一种高屋建瓶、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势，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庞然整体，那么社会生产力就正是贯穿这一庞然学术整体的主线和灵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清晰的论述主线，尽管全书洋洋百万余言，所叙经济史实按时期、按朝代，纷纭复杂，千姿百态，貌似杂乱，但有了生产力这一主线，使得全书的论述能够做到清晰不乱。貌似杂芜的社会经济一旦赋予了一条清浙的发展主线，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不再是历史的凌乱和跳跃，而是社会经济连贯、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人力能够推动的，但绝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
    作为一部名副其实、气势磅薄的中国经济通史，所论内容不仅要涵盖中国历史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主要朝代、主要的经济内容，同时也应涉及诸如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朝代以及经济内容。在这一方面，《通史》的论述可以说是极具特色的。例如，在《中国的原始公社制》一章的论述中，作者不仅例举了大量的汉民族的原始人群和原始村落，同时也用专门的篇幅论述了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公社遗址。同样，在《中国的奴隶制》章节中的论述中，作者专门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奴隶制，通过对凉山彝族奴隶制和其它少数民族奴隶制的论述，使得全书对中国奴隶制的分析更加完整，更加丰满。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论述唐宋元代经济的章节之间，作者还专门插入了以北方少数民族经济为主要论述内容的第八章《辽、金、西夏经济》，其中尤其是过去研究较为薄弱的西夏经济，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历史上这个由党项羌建立的多民族王国建国前、建国后的经济状况，以及它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它经济制度等等。
    在研究和论述的方法上，《通史》一书最具特色，给人影响最深的是它那“让历史事实说话”的研究方法，以及在具体的研究论述中不时采用的历史研究的比较方法。同其它的历史著作一样，一部好的经济史著作，其意总不外乎或是最忠实地描述历史发展的进程，或是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一般说来，忠实于历史，一切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应该是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这方面，《通史》一书堪称典范。凡书中所言、所论可以说皆是有所可据，有所可依。对于史料缺乏或者史料语焉不详的，作者决不妄加断论正是这种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使得《通史》一书对于初涉中国经济史者来说，完全可以将它视之为入门之“信史”，而对于专业的经济史学工作者而言，《通史》的严谨广博也使得它不失为一部可考可鉴的通史大作。
    比较研究自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已经普遍为中外历史学家所接受。纵观《通史》一书，作者在全书的论述中，处处体现出一种把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思想，并由此出发在书中许多方面的论述中都广泛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通史》一书在论述中国奴隶制经济时，就不失时机地将其与西方典型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制相比较，从而地揭示中国古代奴隶制经济与世界各国奴隶制经济的共同点之后，还进一步揭示了东方社会不发达奴隶制所固有的特点以及演变前景。再如，《通史》在叙述西周的领主制经济时，又将其和古代欧洲以及日本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农奴制经济相比较，以求说明中国古代的西周社会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奴隶社会，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封建社会。《通史》作者这一独到之见，如果不是从中外比较研究入手，可以说是难以有成的。
    《通史》一书虽然是一部专门的中国经济史的学术著作，但是透过这部学术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史料、理论的学术底蕴之外，体会到作者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执着追求，以及力图将貌似枯燥的经济史研究置以“经世致用”之途的良苦用心，和从这种良苦用心所体现出的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以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代表作《国富论》为例，认为对于一个中国的经济史学工作者来说，研究中国经济史，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简单地做学问，而还应该在于富国利民、富国裕民。经济史学家著书立说，应当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使政治家和立法者看后受益，从而促成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者孜孜治学，一切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时时不忘一个中国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读后不能不令人油然而生仰慕之情。
    从总体上而言，《通史》一书不乏为一部有特色成功之作，但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其中似乎也存有一些缺憾和不足之处《通史》在内容叙述和篇幅的安排上，近代经济部分似乎显得份量过轻。这不仅在总体上多少给人有一种虎头蛇尾之感，而且也使得近代经济中不少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未能得到充分、细致的论述。也许由于成书以及出版的时间过长，以致在最后成书和出版时，那些最新发现的史料以及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却未能为《通史》作者全部采用和吸纳。也许作者在《通史》的论述中，过于格守自己所定的“不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原则，而刻意追求一种“意在使读者接触史实，自得结论”的治学和论述方法，因此《通史》一书在全部的论述中，相比于旁征博引的大量史料，作者自身的议论显得过少。这不仅使得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在引证和运用了大量的史料之后，相对忽略了作为著述者自身对于所论问题的看法和结论，而且也使得《通史》全书缺少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上的论述和概括。
    作为一部百余万字的中国经济通史，《通史》一书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瑕不掩瑜。全书所显示的磅礴气势以及学术功力终究会给每一个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当这样的一部鸿篇巨著主要是出自高龄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前辈之手时，就不能不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节选自《“让历史事实说话”──评朱伯康、施正康著〈中国经济通史〉》，原文载于《社会科学》，作者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