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 简称三“高”一“低”) 的粗放 型增长方式实现 GDP 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一 系列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问题(比如部分 产业产能过剩以及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唯一途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或者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随即成为 我国经济学界热烈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 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其实证研究大 部分都采用了基于对数 C-D 生产函数的线性研 究方法，但是该方法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之 处：首先，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体化为全要素 生产率(在线性模型中体现为一组解释变量的线 性组合)的变化难免过度窄化了对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理解。其次，基于上述方法衡量全要素生 产率及其解释变量的贡献份额时会面临一种难 以克服的不确定性：选取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将 会意味着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因为全 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是实际产出增长率扣除要 素贡献份额之后的剩余部分)。而假设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化情况能够用一组解释变量的线性组 合完美刻画也显得过于苛刻。从理论意义上讲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变量对产出的影响方 式有别于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影响方式。然而，在 上述研究框架下，两类变量对产出的影响方式完 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区分，而是混同对待。这种做 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为了克服上述线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准确描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序特征，文章将生产要素划分为 5 个组成部分，即劳动力投入、资本 投入、人力资本投入、资源投入和环境承载力占 用，并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解为实际产出同资 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 污染排放之间关系的变化(亦即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率和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继而采用 一种改进的平滑转移回归(STR)方法测度和呈现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 时变性。基于该方法，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 要素产出弹性的时变特征得以详细地呈现，不仅 如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背后的复杂影响因 素也得以完整纳入研究视野(不像在传统 STR 框 架下，只能考虑一个影响因素，即转移变量)。通 过采用改进的 STR 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序列 进行拟合后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 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但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 的主要来源，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 征；除资本以外，其余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都呈 上升趋势，表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持续提 升；资本边际产量一直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经 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从而导致投资过度； 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此外，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内在动因进行分析，据此得出以下主要结 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方式发生显著变 化，具体表现为：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各生产 要素的产出弹性都表现出明显的时变性，而且都在1970 年以前出现大幅波动；改革开放之后，全要 素生产率和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波动幅度虽然 有所减小，但其波动性依然不可忽视。这同王小 鲁等(2009)所报告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加的发 现略有不同。文章的研究还证实一个现象：粗放 式增长模式在 2001 年之后又重新主导我国经济增 长。关于这一现象，国内其他学者也曾有所述及 (张军等，2009)。要素投入的增长在绝大部分时间 内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在 1961～1965 年、1991～1993 年和 1997～2000 年期间稍稍超过要素 投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这说明在绝大 部分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都表现出粗放型特征。 除了资本以外，其余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都呈现 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持续的 提升。我国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提升应该主要归 因于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的结构调整和要素 重置。资本边际产量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则说明 我国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投资 过度。改革开放以后(除 2003 年和 2004 年外)，我 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水平基本都维持在中度不 可持续、轻度不可持续和完全可持续等级上。这 表明改革开放显著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水平。我们还通过研究发现，科技资本存量、城市 化率、非国有经济占 GDP 比重、外贸依存度、人均 教育水平、固定资本存量、外资存量、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改革开放虚拟变 量 10 个变量构成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内在动因。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过程中暴露出两个突出问题：其一为全要素 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大；其二为资本的 使用效率过低。针对这两个突出问题，我们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组织创新、专业 化分工和协作等方面着手，多管齐下，持续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推动国有 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具备相应的行为特 征，同时构建以促进企业创新和使大中小各类企 业都能享受普遍的规模经济为导向的、合理有效 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各生产要素的配置和 利用效率。文章认为我国应该继续推进改革开 放并采取适当措施切实提高我国的城市化率、非 国有经济占GDP 比重、外贸依存度、人均教育水平、固定资本存量、外资存量、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等宏观经济指标，从而带动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如果资本投入量不 再增加，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就意味着资本边际 产量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改革开放不仅是提高我国资本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水平的重 要途径。
    第三，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出口，降低经济增长对财政投资的依赖程度。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增加居民收入。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时构筑牢固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消费增长才有坚实基础。” 为了增加出口，我国当前应该将重点放在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以及拓展新产品出口等方面。为了使这些战略有所支撑，我国应该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仅事关我国出口增长，更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作者单位：彭宜钟，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 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童健，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吴敏，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自《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京）,2014.6
    原文约14000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