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

    毋庸讳言，由工业化阶段高增长向城市化阶段的过渡，将是一段充满风险的增长历程。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供给面因素的变化，如人口转型、服务经济发展、城市化等导致的投资增速下降，以及收入分配结构变化诱致的要素弹性变化等，都会使增长速度下移。因此，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路径在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收敛期间，结构性减速无法避免。为了缓解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导致的宏观风险，我们需要在制度、政策上做好准备，借助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革，改善供给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一是深化改革。包括：（1）动员型经济的转型，也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的行为。在动员型模式下，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低价工业化”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高价城市化，扩张城市建设，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大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跳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已势在必行。（2）竞争性市场的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成型，特别是商品市场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市场准入未完全放开，投资主体未多元化。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给所有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市场待遇，从而形成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
    二是提高资本效率。中国经济增长中重复建设和低效率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主导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张平、刘霞辉，2007）所诱致的低效率企业风险累积。在有利的开放环境下，累积的风险往往为高增长所吸收，但是，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自然资源价格扭曲为支撑的高投资不可能持续太久。中国经济要完成由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过度，建立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是必由之路。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这意味着异质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打破行政分割和行政垄断，以中小企业的活力支撑起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劲发展、缩小工业与服务业效率失衡的缺口。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同时意味着制造业部门摆脱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国际竞争的模式，让制造业增长方式逐步转型到高效率竞争路径上，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
    三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网络建设要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标准过高，相互攀比。这种状况的延续，不仅破坏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空间拓展（因为缺钱），而且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风险，扭曲政府行为，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以，我国社会保障网络统一标准和量力而行势在必行。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需要花大钱的社会事务，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以后才敢做的事情。有些福利国家因为大量资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导致用于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够，而使经济长期陷入低水平的增长状态；有些政府因为要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负债过度，国家风险加剧；部分拉美国家追求社会保障的赶超，许诺过高，不仅损害经济增长，还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社会不稳。
    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们对国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不断提高的福利水平有越来越強的要求，特别是老龄化冲击日益临近，以上愿望越来越迫切。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网络，还适应不了社会的要求，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够宽，而且保障制度不统一，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保障标准相互攀比，给地方财政造成困难，负债增长快。从长期看，社会福利具有很大刚性，人们的要求并没有上限。社会福利如果转向税收融资，必然会带来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更快上涨，损害经济增长。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网络应该是覆盖面广而享受标准不能过高，这也是东亚经济体的共性。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负责人：
    张平、刘霞辉、袁富华；执笔人：袁富华、张平、刘霞
    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自《经济研究》（京）,2013.10
    原文约16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