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属性、AB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

    粮食并非经济学视角下的单一商品，而是具有多种属性，并由此带来它的三大国家安全功能———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然而，在当前以发展为主义的时代，粮食属性逐渐被单一化，农业多种功能不断丧失，形成了一个以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贯彻“为钱而生产”这一资本逻辑的农业与食物体系（A模式）。A模式缓解了“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数量安全问题，带来了“怎样养活中国”的食品安全与食物主权问题。
    粮食的基本属性
    第一，社会属性：生存必需品、战略品和国家公共物品。首先，粮食的生存必需品属性是从微观层面上而言的，粮食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其次，回顾历史，其实人类早已认识和掌握了粮食的第二个重要社会属性———战略品。从原始的部落争斗，一直到当前各国的国家战略，粮食始终是一个战略品。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粮食一直与军事、能源、金融等相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国家战略。而且，粮食比军事、能源、金融，更具有国家战略的基础地位。需要注意的是，粮食的第二属性从属于第一属性，且不能超越第一属性，否则，会引发生存危机。最后，国家公共物品。生存必需品的微观基础，加上战略品的宏观考虑，汇总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国家义务———保障国民最基本的食物需求。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需要把国家粮食体系的稳定，上升到国家公共物品的认识层面并始终保持。不过，粮食作为国家公共物品的功能，是在现代国家出现以后才具有的。所以，只能当作第三社会属性。
    第二，经济属性。经济学将物品划分为两类：自然品和经济物品。前者指不经过人类劳动就可以自由取用的物品，比如空气、阳光、水，被称为生命三要素。人类参与生产的其他物品属于经济物品，经济物品又可再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可以说，粮食是唯一同时具有这三种经济属性的产品。首先，准自然品。粮食的属性接近自然品，虽然不可自由取用，但支付的费用很低。其次，私人物品。粮食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在生产上它突出的表现为谁生产谁占有。第三，准公共物品。这一属性是从宏观的区域与国家层面上来说的，“但愿苍生俱饱暖”是自古至今的国家义务。粮食同时具备三种物品的经济属性，使其与其他物品区别开来。一个基本事实是，除了粮食以外，还没有哪种产品同时具有数量安全（粮食安全）、质量安全（食品安全）、国家和人民主权（粮食主权）这三项国家安全职能。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只是把粮食作为私人物品，忽视了它的准自然品和准公共物品属性，这带来了很多经济属性的扭曲。
    第三，消费属性。所有的食品消费都具有三大特性：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粮食也不例外。搜寻品属性，即消费前可以了解的，如色泽香味，这是一个信息对称状况；经验品属性，即必须在消费以后才能了解，比如食物本身的味道，是指可体验的一部分，存在信息的部分不对称和时滞问题；信任品属性，即使通过事前的观察、事后的了解仍然不足以了解整个食物消费带给自身健康的潜在影响，消费者是存着信心去消费的。
    一直以来，在对粮食及农业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整套“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的话语和制度。这一套话语和制度，简单地强调了粮食的某一属性（如战略品属性、私人物品属性），简单地将农业定义为单一功能（如生产功能），认为粮食和农业问题是内生的，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的办法，也在于农业内部。
    粮食遭遇发展主义
    粮食属性之所以会被扭曲，走向单一化，是因为粮食遭遇到了发展主义时代。在发展主义时代，将发展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将发展主义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理念。发展主义的威力之大，普及之广，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既是目的，也是工具。人们不再询问“谁问题”（“发展是什么”，“要不要发展”），而只回答“如何问题”（“怎样发展”）。从而，在发展问题上，出现了全球性的失语，也使得人类丧失了对“发展”的彻底反思能力。
    第一，农业与二、三产业同台比武。在以发展为中心的时代，粮食的属性被扭曲，农业功能被单一化，农村社会普遍凋敝。原因是在三产间展开了一场类似于发生在罗马竞技场的自由竞赛，农业被迫与二、三产业同台比武打擂，竞争各种生产要素。
    第二，发展成为硬道理。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发展”本身不需要被质疑，需要反思的是发展的下落者这一端。当一栋栋楼被建起来，一批批产品被生产出来时，粮食及农业，和生态、资源、环境、农民、第三世界等一道，都被挤到了发展主义极化发展的边缘。在发展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农业被推到弱势的另一端，由此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AB两套食物体系
    第一，AB两套食物体系的形成。在发展主义框架下，粮食的多种属性被肢解，仅仅具有短期财富创造和转移功能的经济属性中的私人物品属性被强调，农业功能的单一化和粮食属性的单一化相伴随。随之而来的就是发展主义框架下农业分化和农业多功能性的肢解、丧失和重新找回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强调单一功能和强调多种功能的两套食物体系，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已经形成。
    在A模式下，只是将农业当作提供食物的部门，尽可能按照产业化、标准化、工厂化的方式生产，仅就食物增多而言，率先采用福特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对狭小，很快就出现了粮食的过剩。过剩的粮食必须要找到相应的市场，否则，这些国家就会出现持续性的农民增产不增收，导致国家的农业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于是，这套体系经过产业化之后，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变成地区化的食物体系，然后再进一步扩张，变成全球化的食物体系。
    B模式则是在A模式出现问题后，遵循着解决问题，寻回失落的农业功能的路径上发展出来的。当A模式走向产业化后，B模式认识到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石油化学农业发挥的是环境负外部性，具有不可持续性，于是发展出可持续农业，找回农业的生态功能。当A模式走向地区化后，B模式则兴起本地化农业以及都市农业，找回农业的生活、就业功能。当A模式走向全球化后，B模式又通过社会农业的发展，找回农业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功能。这样，与其说B模式是一个替补者，更不如说是一个守望者。
    当A模式以单一经济思维不断剥离农业多种功能的时候，B模式却一项项发现并重新寻回这些功能。第二，AB模式大战。AB模式形成的背后，是亲资本和亲劳动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食物体系的变迁。A模式的推动力来自“亲资本”的手，将农业仅当作提供食物的部门，把食物仅当作赚钱的工具，最终走向了食物的商品化和政治化，形成了一个以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贯彻“为钱而生产”的资本逻辑的农业与食物体系。B模式的推动力来自“亲劳动”的手，尽可能走劳动替代资本的路线，维持食物的天然性，认为食物最主要是为生命服务的，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作为替代角色，B模式意图寻回粮食多种属性、农业多种功能，遵循“为生活而生产”这一生命逻辑。
    文章建议回到基本常识，认识粮食至少是生存必需品，而非仅仅换取货币的商品，重新把粮食当粮食，认识粮食的基本属性并且保有它的基本属性；明白农业是个公共部门，而非单一的产业部门，不再进行不同农作制度之间、工农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是每个人应有的常识，也应是国家制定各项涉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维护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食物主权是国家的义务，需要放在战略高度去考虑。农业部也不应该仅仅是粮食生产部，更应该在保持食物主权和保证食品安全上有所作为，推行大农业部或大食品部制度，有利于形成一整套的政策协调体系，来解决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每个公民在自己的位置上正在行使扳道工的职责，要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与消费者社会责任缺失有很大关系，需要对涉及农业和食品的国民行为进行回到基本常识的引导，由此促进平衡的农业与食物体系的形成。重新找回尊重、和谐、公平、合作、公益、平衡的观念，重建社会道德基础，促进三律平衡的社会机制形成，从而为农业与食物体系重大变革的实施创设制度空间。
    作者：周立，潘素梅，董小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摘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