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由刘易斯最早提出，由费景汉、拉尼斯等人加以完善。他们提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将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过剩劳动力，使之维持不变的劳动力成本，直到某一点，过剩劳动力开始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这一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检验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数量标准，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趋于枯竭，剩余劳动力被界定为边际产出等于零的农业劳动力；二是价格标准，即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显著上升。
    一、研究假设
           国内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经验研究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难以达成一致，目前的估计从5000万到接近2亿，无法据此做出确定的判断。其次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尚缺乏长时间的观察和足够大的样本做出判断，一些学者认为工资上涨和“民工荒”现象更有可能是周期性或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文章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识别刘易斯转折点。首先，从跨国比较研究的角度，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简称WDI)1980～2004年100余个国家的数据来识别刘易斯转折点。如果刘易斯转折点成立，则有理由假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普遍地(即统计上显著地)存在刘易斯转折点。通过较大样本量的平行数据来识别转折点，区别于目前仅就个别国家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更为稳健的经济统计意义。其次，研究中采用了数量标准，考察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随经济发展如何变化。通过考察劳动力总量(所占比重)，避开了所谓剩余劳动力衡量的复杂问题。同时，将经济发展(以人均GDP衡量)而非时间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符合刘易斯模型对于工业化(或现代化)进程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的想法，也有利于利用不同国家收入差别的较大变异做出更精确的估计。再次，我们将刘易斯转折点界定为随国民收入的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由逐渐加快向逐渐减慢变化的转折点。与通常认为的转折点是瞬间到来的看法相反，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成是一个不断发生的相对平滑的过程，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转移速度的变动，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为此，我们引入人均GDP(对数值)的三次多项式来回归农业劳动力比重并估计这一转折点。三次多项式是可以得出连续变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最简函数形式。最后，我们还引入了一些影响刘易斯转折点前移或后移的自然禀赋和政府政策变量，从而能够评估影响转折点变动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
    文章通过简单的理论分析表明，刘易斯转折点的移动(甚至存在与否)依赖于许多因素———最低工资、相对价格和技术进步等这些因素，有的因素影响方向不明确(如技术进步)，有的因素相互影响(如最低工资与相对价格)，使得我们难以做出准确的理论预测。文章的理论分析总结为以下供经验检验的假说：随着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将经历先加速下降然后减速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下的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加速过程转变为减速过程。
     二、经验分析
    
    为验证是否存在刘易斯转折点，文章使用跨国多年的平行数据来进行验证。回归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的确存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二者的分界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大致在3000～4000美元之间。这一结果在不同的回归模型设定下都是稳健的。根据这一标准，在2004年的样本国家中，已越过转折点(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为81个，其中包括中国(人均GDP为5419美元)。正在跨越刘易斯转折点(3000～4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9个。尚未进入转移区间的为28个，其中印度即将进入转移点(2885美元)。
    除了发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世界规律之外，文章对中国在这一世界平均规律之中的位置进行了验证。然而得出了对于中国两个看似矛盾的预测。根据中国所处的人均收入区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似乎还有较多的剩余劳动力。这里面应该有两种可能存在。一种可能是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潜在的可转移劳动力较少，也就是说，中国会在更高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就进入这一阶段。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的潜在可转移劳动力和世界平均水平是一致的，中国最终应该收敛到同等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平均水平，目前的比重过高是由于政策和制度限制导致的，则按照这一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在回归分析中，政策控制变量至少部分是显著的，说明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文章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鉴于中国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但尚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理由有几点：首先，从数据中得出，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总是上升的———从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逐渐拉大差距。这更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其次，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并未随之相应拆除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壁垒。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往往只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事实，而忽略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转移本来就是世界性的规律，特别是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正是劳动力加速转移的时期。相对于世界平均规律来说，就中国所经历的快速发展阶段而言，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这也提醒我们，经济发展固然是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终动力，但政策同样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下的城乡分割格局，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由于文章数据所限，难以衡量到一些重要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如土地制度、医疗与收入保障制度、税收制度和就业政策等，而这些因素有可能解释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偏高。这暗示中国仍有可能通过政策手段来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推迟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作者单位：汪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钟笑寒，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京)，2011.5
    原文约16900字
    原题《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