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商业银行“资金归农”活动评述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一些商业银行面对城乡金融状况的巨大反差和社会呼声，开展了“资金归农”、“救济农村”活动。此次活动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外敌入侵、社会动荡及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等社会政治原因外，其直接根源则是农业金融制度的缺失。
    关键词：农村金融枯竭 资金归农 农村金融制度
    作者简介：刘永祥(1961-)，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侧重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现为广东商学院思想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20世纪30年代，在全社会一片“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唤声中，金融界开展了“资金归农”活动。这项活动一度轰轰烈烈，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何在?本文试以几家参与较多的商业银行为例，予以评述。
    一、城乡金融状况的巨大反差
    1927年《东方杂志》组织过一次农民生活状况调查的学术活动，出版了《农民状况调查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篇调查报告一致认为，中国农村“衰落已达极点”，农民“负债累累”，生活“今不如昔”，“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如在鄂西北农村，“佃农自作农，差不多都要破产”；在湘中，“可怜农夫每年辛辛苦苦挣得来的几粒谷，看看都送到地主和财主家里去了，自己一家还得不了一顿饱食”，若遇灾年，“农民倾家荡产还纳不清所欠的租谷，只得典妻鬻子，或是自尽”；在安徽合肥，“一般的佃农，虽数日一饭，数年一衣，而节下之款，仍不敌亏欠，借债过日，卖妻质子，以填债台，固常事也。”[1]
    金融枯竭是农村破产的主要特征，首先表现为农民负债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1933年全国农民负债户数占总农户的62%，其中借款户平均占总户数的56%，借粮户平均占总户数的48%[2]。从地域来看，全国各地农民负债情况有所不同。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农情报告，西北地区农民负债者最多，借款利息也最高；中部、东部、东南部的借款利息较低，但负债农户也达60%以上；北方及西南两区农民，负债户虽在60%以下，然借款周息几至4分[3]。有学者对1929-1931年间河北定县5个村庄526户农家借贷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当地借贷家数1931年比1930年增加33%，比1929年增加78%；借款额1931年比1930年增加42%，比1939年增加133%；年借款次数1931年比1930年增加54%，比1929年增加117%。[4]
    经济进一步恶化，便会出现告贷无门的状况，高利借贷亦不可得，“近年来农民之所苦，实以金融窘迫为最甚。就以（浙江）崇德而论：崇德为蚕桑之区，其利息最高之时，厥在蚕汛初起。当其时养蚕之家，皆须购买蚕种，需要资金者多，年利常达三分左右；今虽给以四分五分之利，亦无贪图高利从事放借之人。”在四川农村，“近年以来，农民贫乏益甚，典当业遂日益萧条。如灌县之当商，认为月利五分，方免亏损；炉县当商，因月利减为三分，竟至停业。农村金融之枯竭盖可窥知。而高利贷之典当业，近因农民破产之加强，失其剥削之对象，亦随之而没落矣。”[5]
    与农村金融枯竭状况相反，城市里则淤积了大量资金。章乃器指出：“近年以还，农产输出减退，而工业品之输入农村，则旦夕滋长，农村入不敷出之结果，现金一味外流，而甚少运回农村之机会。往昔适应于农产季节之金融季节，至是而渐失其作用。”[6]中国银行在其1932年度营业报告中统计了当年各地流入上海的资金数量：“本年由各地流入上海之现金，平均每月六百万元。往年四月，为内地需用现金最繁忙之时期；乃本年竟流入上海二千二百万元，实为向所未有之事。全年输入上海之银元，计八千九百余万元；而输出各地之数，除大连外，不过二千万中元。上海一地，银两库存达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较二十年底，增加一倍以上；银元库存达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二万元，较二十年底，增加五千余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对于市镇，市镇对于都市，都市对于通商大口，均立于入超地位，现金纷纷流出。”[7]
    针对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人们提出了各种解救方案，大多把金融救济发放视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如有学者认为，各种救济农村的基本方法，如重新分配土地、减低高额地租、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等，因种种关系，一时难以实施，“在短期内求其能真实办到，并能收得相当成效，以济燃眉者，恐只有救济农村金融之一法”[8]。
    银行业切身感受到“资金归农”的迫切性。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认为：内地农村破产，与上海金融资本具有密切关系，会危及上海前途。金融界投资困难，存款停滞，势必群趋证卷公债的投机，只能增加恐慌的程度。唯一救济办法，就是上海有资产者立即送钱送入才到内地去。[9]该行呼吁金融界转变营业方针，联合降低存放款利率，转移投资视线，“以集中之资金，散而还诸内地”[7]。章乃器1932年在中国银行演讲时指出，农村金融枯竭固然是很坏的事情，许多资金集中在无组织的上海金融业手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没有正当的出路，上海金融业会再掀起投机狂潮。“所以我们为调整全国金融计，固然要设法使金钱流向内地——使输血管的功用恢复；即为上海金融安定计，也得使金钱流向内地。”[1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同样认识到，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农村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则为农民金融之不能流通，故救济农业首在繁荣农村，而繁荣农村之先决问题，则当使资金流入内地。农民生活安定，不感受经济上之压迫，则生产可以改良，工商随之发展，此系全国金融界之整个问题，不仅救济农业而已也。”[11]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以自救为出发点，开始了“资金归农”、“复兴农村”运动。
    二、商业银行的“资金归农”
    在这场“资金归农”运动中，虽然先后有多家银行涉足其中，但是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最终取得一些成效的，主要有上海银行、中国银行及金城银行等几家银行。
    上海银行从1931年开始从事农业金融业务，曾与金陵大学乌江实验区及北平华洋义赈会合作办理。1933年，因业务扩大需要，在总行设立农业合作贷款部，次年改称农业部，并在南京、郑州、蚌埠、济南、西安、长沙、汉口、广州等分行设立农业科（或课）。该行开展的农业金融业务主要有：（一）棉花产销合作贷款，包括生产贷款、轧花打包设备贷款、运销贷款；（二）其他产销合作贷款，主要用于烟叶、猪只、茶叶、草纸、茭白、杏仁、小麦等农作物的生产运销；（三）农业仓库，用于农产品押款，形式有自办、特约、合作三种；（四）信用合作，放款给农村信用合作社，由其转贷给农民。此外，还有农业贷款所、耕牛会等。
    中国银行在此方面也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们先是对内地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天津分行于1930年曾对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绥远、宁夏等省及郑州、开封、许昌、灵宝、咸阳、安国等40个市（县）进行调查，了解当地农副产品的产销状况。总经理张家璈在1933年及1934年两次率人对西北各省和四川各地进行考察，鼓励本行并呼吁上海金融界向农村投资。
    中国银行对农民的直接贷款主要为农产品押款。1932年，中行开始与江苏农民银行合作，在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试办农民米谷押款，其后业务不断扩大，到1934年，自建和租用存放押品的仓库已达509处，累计押款7600余万元。押品除米谷外，还有棉花、烟叶、茶叶等。和其他银行一样，中国银行也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贷款。至1934年底，与中行发生借贷关系的合作社有944个，社员5万余人，贷款197万元；1936年扩大到3200个合作社，20余万农户，贷款额808万元[12]。
    金城银行的农业放款主要有合作生产贷款、运销放款、合作凿井贷款、仓库押款等。1934年3月，金城银行联合南开大学及设在河北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建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不久清华、金陵、齐鲁3所大学相继加入。改进社在定县设办事处，在无极、南宫、蠡县、赵县、晋县等地设分办事处，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4种贷款，兼从事棉种的试验与改良，宣传棉花栽培知识，培训技术人员，设置运销机构，指导组织合作社等。到1934年10月，金城银行已通过改进社发放生产贷款十余万元，同时代棉农运棉至天津销售。
    各家银行在农村金融实践中，认识到联合行动可能更有利于这项活动的开展，遂于1934年6月，由金城、交通、上海、浙江兴业、四省农民（即后来的中国农民）等银行，联合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在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代理各行举办生产、运销、利用三种贷款，当年贷放总额达89万余元[13]。各银行经过此次联合贷放，“尚觉未克充分发挥其机能，而感于健全之中心组织亦不可缺”，乃以“集中力量，投资农村，期达改良生产，调剂农村金融”[14]为宗旨，于1935年2月9日，合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同时又有四行储蓄会、中南、大陆、新华、国华等五行加入，共为10行，设总办事处于上海，由参加银行各推理事一人，组成理事会，处理银团一切事务。银团设定若干区域，由理事会指定该区域某参加银行之分行为办事处，负责该区贷款业务。1935年度，各区放款总计81.46万元，直接贷放之合作社35所；1936年度，贷款区域增加安徽一省，贷款种类增加米麦储押放款—项，各区共放款70.29万元，直接贷放之合作社增至333所[15]。
    1937年抗战爆发后，“资金归农”活动也宣告终止。
    三、“资金归农”的成效评价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这场“资金归农”、“救济农村”活动，—度轰轰烈烈，蔚然成风，对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也有所帮助，但对其成效的总体评价不应过高。
    这项活动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时中国遭受外敌入侵、社会动荡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剿共”内战上等社会政治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是未能建立完备的农业金融制度。
    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迅速，银行家数与资本总额不断增长，然而其中农业银行却少之又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江苏省农民银行为首的一批农业银行相继出现，截止1934年，已有23家之多。不过，这些银行虽然冠以“农民”、“农业”或“农工”之名，却大多名实不符，有名无实，当时即有学者对这些银行提出批评：“在名义上，它们虽然都以农工或农民为重，但实际上它们既不重农，又不重工。它们有的只在努力于钞票的发行；有的转变为商业银行，竞以投机为务；有的曾经经营不正当的业务；有的只是某一省的省银行或某一市的市银行，与农无缘，与工无涉。”[16]当时国民政府制定的银行法规虽有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合作社之质押放款”和“以农产物为质之放款”总额，“不得少于存款总额五分之一”等规定，但并没有具体的保障措施与监督机制。加之农业贷款所具有的周转迟滞、富季节性、需要低利及金额零碎等特点，银行大多对其望而却步。即使如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银行等一些银行，鉴于自身资金的过剩和社会各界的呼吁，对农村金融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可是面对农村经济的日趋衰落，资金投放农村的较大风险，他们在向农村放款时，也不免显得谨小慎微，顾虑重重。比如，放款大多集中于相对发达的江苏、浙江、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省，“在富庶肥沃，有利可图之地，彼此竞争；穷乡僻壤，需要最切之区，裹足不前。”。[17]这些省份内，又麇集于较为发达的区域，像1934年9月，金城与中国、上海等六家银行同棉统会合作，投资陕西，对“关中区之交通便利或水利兴办之各县”相继放款，对“灾情较重，农村破产尤甚之各县”，却“寥无贷款”[18]。此外，他们一般不直接贷款给农民，而是通过各地农村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转贷，且附加各种条件，如要求短期归还，借款农民要实行连带保证责任等。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转贷时，也不得不限定贷款日期和金额，期限长则一年，短则半年甚至几个月，金额一般在50元以下，少的只有几元或十几元，超过100元的很少。
    由于借款期限短，农民借到钱后，难以将其用到改进农业生产特别是见效期较长的生产项目上，同时金额过小，也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用钱的需要，加之加入信用合作社的农民只是少数，所以大多数农民为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仍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及商人借钱，遭受高利贷剥削，高利贷者依然是农民借款的主要来源。根据对1934年各地农村借款来源情况的调查统计，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放款仅占农村借款来源的5%，而从事高利贷活动的典当、钱庄、商店、地主、富农、商人的放款却占95%，其中尤以地主、富农和商人的放贷数量为多，分别占24.2%、18.4%和25%，合计占67.6%[2]，亦即农村借款的2/3来自地主、富农和商人，两相比较，银行与信用合作社的5%份额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由此，这项运动的成效距人们的期望相差甚远，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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