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管仲变法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任何没有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看成是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分为两段，从春秋时期到10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人少、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一位“三好先生”和一位失意商人，他们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管仲变法，有一项很为后世熟知、也是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是：“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o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其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为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o恒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o程典》曰，“士人夫不杂于工商”。《礼记o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的，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o地官o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与上述立场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构成了“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理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国策》中记载姚贾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时就说：“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觉悟，而更是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商人，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扩增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专门设立了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的外商供给本人饭食，来两乘车者供给马的食料，来三乘车者更要供给仆人的饭食。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办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国际商旅，并大收其税。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国策 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不可一世的繁华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口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治理，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实行商品粮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仁政，“什税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兼并”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握，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样道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国际”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待“国际”价格水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他主张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这样就可以引导外货的输入。如果要奖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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