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北地区商埠的开辟与区域经济的近代化

内容提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陆续在东北地区开设了29处商埠。随着商埠的大量开辟，外商纷纷涌入，东北经济迅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对外贸易日益发展，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商品化，促进了东北传统手工业和流通业的近代化，成为影响东北区域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清末 东北 商埠 近代化
    作者简介：衣保中，男，1962年6月生，黑龙江省木兰人，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6月在南京农业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科学技术史），现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邮编130012。
    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腹心，自清末大规模开发以来，东北迅速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粮豆等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林矿业生产基地，成为英、日、俄、美等列强角逐和争夺的焦点。资本主义列强为在中国东北倾销商品，掠运原料，迫使中国政府在东北地区陆续开辟29处商埠，占近代中国开放商埠总数（107个）的27.1%，是中国近代开放商埠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大量商埠的开辟，外商的纷纷拥入，使中国东北经济迅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城市贸易也因此而畸形繁荣，对中国东北近代城市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下，本文拟对东北地区商埠开辟的历史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近代化的影响进行初步考察。
    一、东北地区商埠开辟的历史过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根据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允开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5处为商埠，商埠从此在中国产生。1858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强迫中国与之订立中俄《瑗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又占去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完全夺去了中国东北的北部出海口。在这种强权侵略下，俄国一方面强开瑷珲港，要求自由通商直抵京城不受限制，另一方面要求贸易全部免税。清政府以《南京条约》中有关协定关税为蓝本，规定两国边界贸易百里不纳税，超过百里应纳进口正税三分减一，否定了俄人全部免税的无理要求。
    俄国企图独占东北的一系列举动，加剧了俄国同英、日、美等国间的矛盾，引起激烈冲突。沙俄为了阻止其他列强经济势力向东北地区渗透，维护其独占东北的利益，一直竭力阻止在东北增设商埠。与此针锋相对，英、日、美等列强为了打破沙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争夺东北权益，则竭力主张开放东北全境，增设更多的商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于1858年6月26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依此条约的第一款规定，开放东北地区辽宁的牛庄为通商口岸。1861年4月，位于东北地区南部辽东湾的牛庄被迫开辟为商埠。不久，英国侵略者觉得“牛庄不如营口，遂强取营口以代之”，对外则仍以牛庄称之①。这是近代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国开放的商埠，也是中日甲午战前东北地区唯一的对外开放商埠。
    随着营口的开埠，英国势力开始渗透到东北地区。为此，俄国加紧推行其独霸东北的远东政策。中日甲午战后，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强行租借旅大港。1900年俄国借口镇压义和团运动出兵侵占东北地区，使其与其他列强的矛盾白热化。在中国人民强烈反抗下，加之其他列强的干涉，俄国被迫于1902年4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出东北地区。但俄国并未依约撤军，反而于1903年4月18日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的要求，作为撤军的交换条件。其第三条规定：“中国若不预先知照本国政府，不得立意开新商埠在东三省，及准在新埠驻外国领事馆。”②这立即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英、日、美等国都起来抗议，令中国不得签约。当时美国正与清政府谈判签订新的《通商条约》，于是一面率先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一面加紧订约。1903年10月8日，《中美通商续订条约》正式签订，其最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规定：“将盛京省之奉天府又盛京省之安东县二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③同时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载明：“将盛京省之奉天府，又盛京省之大东沟两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④这些显然是针对俄国的。但由于俄国拒不撤军，上述两处开埠之事便无从着落。
    俄日争夺东北斗争的白热化，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在英、美等列强支持下，日本打败了俄国。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东北地区南部的权益转让与日本。同年12月22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强迫清政府承认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取的在东北特权，并在附约中规定开放“奉天省内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即宽城子）、吉林省城（今吉林市）、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瑗珲、满洲里”等 16处为商埠⑤。从1906年起，上述条约中规定的地点及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中所规定的沈阳、丹东、大东沟等地先后被开辟为商埠。同时，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也被转让给日本。由于日本的多次强迫，1907年7月，清政府正式在大连设立海关，辟作通商口岸。不久大连便成为东北对外经济联系与贸易的主要商埠之一。1909年9月4日，日本借所谓间岛问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定条约》，其中第二款规定：“速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⑥11月2日，这4处正式开埠。“1910年，日本将旅顺口西澳开放为商埠，准许商船进出。”⑦“1908年，满清东三省总督奏准筹备开放辽宁之葫芦岛为商埠”⑧，至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宣布自开。“1914年1月8日，应公使团要求，北洋军阀袁世凯宣布黑龙江之洮南为商埠，准许各国自由通商。”⑨此外，“应日本领事要求，北洋军阀奉天巡按使段芝贵、军阀头子张作霖于1916年4月18日、1917年4月公布开放辽宁之锦县、郑家屯为商埠”⑩。总之，从1861年至1917年的半个世纪中，东北地区相继增设了29处商埠，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清末开辟的。
    二、清末东北商埠贸易的发展
    由于这些商埠有的地处东北地区经济、交通中心，有的地处东北沿边贸易口岸，地理条件优越，加之又实行对外开放，内外经济联系逐步加强。尤其是大连、营口、安东（今丹东市）、珲春、哈尔滨等商埠在东北内外经济联系中所占的地位及其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东北商埠的内外经济联系，早年以营口的地位最为重要。“查营口一埠，在日俄未战以前，商务繁盛，出口土货每年约二千余万，上海商业营运华洋各货全恃东三省为销场，故与营口有密切的关系。”(11)但1906年，“自日人经营大连以后，奖励商人转运，由彼国直达内地。输入品物络绎于途，充斥于市。三省销场之利，遂为所侵占。即美国运销东三省之纱布、面粉向归华商之手经理，日人恃其海道之便利，即承运美货直由横滨而向大连。不独上海与营口商人失其所业，即旅居横滨、神户之华商亦日渐衰落，束手无方。”(12)
    在大连开港通商以前，营口“为东三省农产出口之首要区，历年辽河流域所多余之粮食，皆从内地用大车或船装至营口，分发各处”(13)。奉天（今沈阳）为东三省之中枢，营口又为奉天之门户，在国内，“沪商营运各货，恃东三省为一大销场，故营口与上海有密切关系”(14)。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营口输入额的2/3来自中国关内，1/3由欧洲、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分割。但甲午战后，外国商品充斥营口市场，逐渐排挤本国土产品的输入。营口对外贸易主要内容是出口土货，进口洋货。该埠的洋货进口额1867年为335160海关两，至1898年增至1453318海关两；该埠的土货出口额1867年为9607海关两，至1898年增至3555929海关两(15)。
    光绪33年（1907年）3月安东设关收税，开设大东沟分关。同年，奉天、哈尔滨亦设关收税，大连湾辟作通商口岸。此后，营口港地位逐渐有所下降。“近数年来，营口商务日渐疲敝，……陆运权利既失于人，水道又复淤塞，水陆运输交困，商务焉得不衰乎。”(16)
    日俄战争后，旅大租借权完全转让日本。日本强占大连港，并将大连辟为自由港。“满铁”把持大连的经营权之后，制定了同中东铁路及其出海口海参崴以及辽河水运和北宁路及其出海口营口竞争的政策，实行“海港发到特定运费制度”，规定对由“南满三港”（大连、营口、安东）发到奉天或奉天以北，或由奉天以北发到上述三港的货物，实行不等距离的等价运费政策。其目的在于扩大大连同东北内地各商埠的经济联系与贸易，使大连港垄断东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1907年7月，清政府正式在大连设立海关，辟作通商口岸。该埠的洋货进口额1907年为10423003海关两，至1911年增至26071864海关两；该埠的土货出口额1907年为3231145海关两，至1911年增至33730976海关两。从输出入情况看，由大连港埠向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有大豆、豆饼、煤炭等。主要输出地为横滨、神户、关门、武丰、四日市等地。由日本输入的棉制品、食品及其他杂货，主要由大阪、神户、关门及横滨地方输入，木材由北海道输入，大米多由朝鲜输入。大连港向欧美输出以豆油最多；大豆输出以英国为最；输出美国的豆油多由日本神户港转运。由欧美输入铁路建筑材料、金属类、机械类、染织料等，内以英国输入额为最，德国次之。由美国输入石油、金属品及棉制品等。大连港同关内各口岸的商业往来以上海为首位，香港、广州、烟台次之，青岛、龙口及天津有增加的趋势。输出货物以大豆、豆饼及煤炭为主，其次向烟台输出柞蚕，向上海输出水泥等(17)。
    随着东北商埠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内外经济联系逐步加强，并呈现出由南向北、由沿海转向内地的趋势。1909年，南部的大连洋货进口额减少了425万两，而北部的绥芬河、满洲里进口额却各增一倍，计增6381000两。该两埠进口棉、杂两货，多由俄国输入，满洲里纯系俄国输入，绥芬河则不然，由海参崴运入者不尽俄货，大半掺杂别国之货。与此同时，东三省各埠出口土货也迅速增长，1909年比1908年增加3278万两，增长率高达72%，出超之数达1350万两。所增之数，内有1400万两属于大连，650万两属于营口，将近700万两属于绥芬河。从东北各埠进出口情况看，1907年至1911年，东北各埠进出口额如下表所示(18)：
    
    与此同时，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大肆建铁路、办航运，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各商埠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使得这些商埠城市在东北对外贸易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重要。
    三、商埠与东北区域经济的近代化
    清末东北商埠开辟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入的产物，这一过程充满了暴力、屈辱和破坏。在商埠内资本主义列强引用不平等条约中关于租地建屋的规定，划设租界，建立统治机构，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资本主义列强在商埠广设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等，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和原料，直接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列强还把商埠作为他们开拓的商品市场，大肆推销本国的剩余产品，造成商埠城市贸易的畸形发展。因此，商埠经济具有鲜明的殖民地经济性质。
    但是，商埠作为国内外联系的窗口和纽带，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放和经济开发。清末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松弛，移民迅速增加，土地开发全面展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东北从清朝封禁的边疆落后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业基地，在经济近代化方面很快走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前列。
    1.商埠与区域农业的近代化
    1861年牛庄（营口）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东北渗透。1863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豆禁”，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19)。“豆禁”开放后，大量外轮进入营口。1862年，营口外轮仅有86艘，1865年猛增至274艘，其中约有90%的外轮出租给中国商人进行粮豆转口贸易。外商参与东北粮豆运输和贸易后，营口大豆、豆饼、豆油的输出量逐年增加，1864年为166.5万担，1867年增为216.2万担。1869年，清政府又解除了将大豆运往外国的禁令，从此东北大豆不仅运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开始向日本、香港、南洋等地输出，东北的粮豆市场进一步扩大，输出量也日益增加。1875年，营口大豆的输出量为275.9万担，1891年已达731.4万担。
    1906年以后，东北除了营口和大连外，又新开辟了大量商埠，这样就给外国贸易商敞开了大门，大量外商深入到东北内地从事粮豆贸易。1908年，东北大豆在英国试销成功，同年沙俄纳坦索公司将东北大豆、小麦等粮谷五千吨输往美国，哈尔滨粮食交易所也在同年将在东北购买的1000吨大豆销往敖得萨。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也先后取消对东北大豆进口的限制。从此，东北大豆对欧美的输出明显增加，东北粮食生产迅速被纳入世界市场中。1908年以后，东北的大豆三品输出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很快由向关内市场输出转向国外市场输出。1908年东北大豆输往日本者占35.9%，输往欧洲者占5.4%，输往中国关内者占总额的58.7%；1910年，输往日本者占12%，输往欧洲者占67%，输往南洋者占 1%，输往中国关内者仅占20%。东北大豆迅速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拳头产品，“其声誉几超丝茶”。1909年，东北北部新垦区小麦的输出率为80%，大豆输出率为70%，东北迅速成为以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大豆商品生产基地和出口贸易基地。
    粮豆贸易的发展还带动了区域农业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粮豆国际市场的扩大，刺激国内商人纷纷涌入东北购买土地或承揽官荒，形成了一批拥有巨额土地的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其中有些是以公司的形式运作的农垦企业。清末东北设立了天一、礼耕、敬业、有丰、厚生、瑞丰、兴东、元亨、天乙、富宁、天利等20余家农牧垦殖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采用西式新农具从事垦殖，同时兼营商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已经初具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清末东北陆续设置了一些农业行政、科研、教育和推广机构，开展了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试验、推广和普及工作。据清末各种资料统计，当时东北各地设立的农业试验总场、分场及农学研究所计23处，各场普遍运用西法进行土壤分析、选种、播种、施肥等多种技术的试验，大量引进试验国内外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清末东北林业、牧业、渔业及养蚕、植参等各种副业的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采木、畜牧、渔业公司，参圃、蚕场等近代专业生产企业。因此，清末东北农业已开始向近代农业转化。
    2.商埠与区域工业的近代化
    商埠粮豆贸易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东北传统农产品加工业的近代化。东北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油房和磨房，近代以前曾以家庭手工作坊的形式而广泛存在，生产方式极其简陋，产品主要供当地居民消费。营口开港后，随着东北粮食贸易市场的扩大、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农产品加工业日趋繁荣，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方式有所变化，由封建性的自给生产逐渐向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过渡。
    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竞相进入东北，尤其在商埠大量设厂投资，近代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手段也经由商埠迅速传入东北，对东北传统的手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东北传统手工业为适应新历史潮流，逐渐采用新工艺和新设备，传统手工业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榨油业营口的怡兴源油坊和怡东兴油坊，分别于1899年和1900年舍弃了人力操作木榨，采用机器榨油。到日俄战争时，营口已有新式机器油坊4家。其后日商小寺油坊在营口设立，采用水压式（俗名冷气榨）机器，完全不用人力，效率比手推螺旋式压榨机更高，旧式油坊愈难立足。本地各旧式油坊遂纷纷改用蒸气及煤油发动机，到宣统年间，营口旧式油坊完全绝迹。日本控制“满铁”和大连后，大连被经营成东北大豆的集散中心和输出基地，榨油业也迅速崛起，逐渐取代营口而成为东北榨油业中心。1906年，大连只有1家华商榨油厂。1908年发展到16家，1911年发展到42家，全部采用机器生产，资本总额达110余万元。安东在开辟为商埠后，机器榨油业迅速发展，1907年，安东有华商榨油厂8家，年产豆饼30万块。
    面粉业东北的机器面粉加工业俗称“火磨”，是伴随着俄国资本家的足迹而在东北北部各商埠城市陆续设立的。1900年俄商在哈尔滨设立了“满洲第一面粉公司”，此后在哈尔滨陆续设立了6家机器面粉公司。在俄商的影响下，中国商人也纷纷设立机器面粉厂。1903年，双合盛火磨在哈尔滨开业。翌年又有永盛第一、第二面粉厂的设立。1908年开办了政记、成泰益两家面粉厂。到1911年，哈尔滨共有华商经营的大型火磨7家，成为东北机器面粉业的中心。此外，吉林、齐齐哈尔、长春等地，也开办一些华商火磨。由于面粉业主要面向俄国市场，清季火磨主要分布于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南部仅有两家机器面粉厂。
    缫丝业1904年，道台钱嵘在安东元宝山麓设七怀丝厂，生产小杂丝。与此同时，还传入了烟台的脚踏机器，开始生产大杂丝。1909年和1910年，世界丝业产生波动，烟台的很多丝厂迁往安东。1909年，烟台丝商在安东设立华安丝厂，拥有缫8个茧子的缫车100部。次年又开办第二家丝厂——福增源，有缫车120部，1911年产丝120箱，每箱价值240～260海关两。远记丝厂和恒兴丝厂也是安东比较著名的大丝厂。清季安东已有大小制丝厂二三十家，其附近亦有丝厂四五家或十余家。大丝厂一般有丝车80台或百余台。安东成为东北缫丝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心。
    3.商埠与区域流通业的近代化
    随着商埠的开辟，外国金融势力也侵入东北。一些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东北各地设立。如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于1900年设分号于营口。日俄战争后，又设分号于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1906年中日合建正隆银行于旅顺、奉天等地。华俄道胜银行是中东铁路的机关银行，也是帝俄侵略东亚的金融机构，在哈尔滨、长春、营口、奉天等地设有分行。俄国人还在哈尔滨组设了第一、第二两个借款公司，专以放商家款项为业。 1910年俄人在哈尔滨南岗区又设立了“远东借款银行”。英国汇丰银行也在东北的营口、大连、沈阳、哈尔滨设有分行，美国花旗银行则在1910年设分行于大连和哈尔滨。此外，麦加利银行、极东银行、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法国的露亚银行、美国的极东借款银行、极东犹太商业银行、犹太庶民银行、中法合办的法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也先后在东北成立了分支机构。
    在商埠商易和国外金融机构侵入的刺激下，东北民族金融业日趋活跃。营口的银炉在 1896～1906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十年间增设银炉26家。各银炉发行“过码炉银”，演变成代收代支的信用转账机构，“成为商业交易上资金交流中枢渠道”(20)。1904年，益发合在长春设益发钱庄，辛亥革命前其支号已遍布乐亭、营口、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双城堡等地。光绪年间，吉林城钱庄已是“比户相望”，其中功成玉钱庄势力尤大。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中央通货不敷需求，造成通货奇缺，于是清廷允许各省设立纸币发行机构，东北三省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官方金融机构。奉天省1905年设立了奉天官银号，1907年改为东三省官银号(21)。吉林将军延茂在1898年设永衡官帖局， 1908年又在官帖局内附设官钱局，1909年两局合并为永衡官银钱号。到1911年，吉林省永衡官银钱总号已拥有资本1342128两，在长春、哈尔滨、依兰、宁古塔、珲春、延吉、密山、榆树、营口、天津、上海等地的分号亦拥有资本1660871两(22)。黑龙江省广信公司 1904年开业，为官商合办有限公司。1908年又成立黑龙江官银号，属官办企业，发行江省字样的小洋票及东三省通用小洋票。
    东北粮栈的出现由来已久，但其迅速发展则与东北商埠的开辟及其粮豆贸易繁荣密切相关。1910年，营口、安东、奉天、长春、吉林等29个城镇就开设有大小粮栈449处。而各地杂货店、大车店、火磨、油房、烧锅、酱园等也往往兼营粮食贸易。茧栈、丝房、烟麻席店、杂货铺、鱼铺、酒局、饭馆、肉铺、牛羊猪店、五金行、山货店、皮货店、旅店、大车店、布庄、京货庄、衣庄等各类商业资本也都很活跃。奉天省在光、宣之际开业的各种商号达594家。奉天省城在1900～1909年间增设丝房17家，杂货铺在1896～1911年亦新增39家。据1908年调查，大连有经营杂货的华人300人，果品商50人，粮商20人，旧货商60人；旅顺经营杂货的华人有1720人，菜商947人，绸布商92人，饮食商531人。吉、黑两省的华商经营也十分兴盛。据1906年记载，吉林府有粮米铺350余家，药铺十余家，杂货商百余家，饭店50余家，肉屋30余家，烟馆70余家，旅店百余家。齐齐哈尔城内豪商巨贾林立，有粮米铺和杂货商各百余家，烟馆300家，旅店30余家。
    列强为保证商埠贸易利益，以商埠为纽带大力兴修铁路，开辟航道，促进了东北近代交通业的兴起。1903年横穿东北北部满洲里至绥芬河，纵贯东北中南部哈尔滨至大连的“丁”字形铁路干线“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在航行方面，日俄战争后，旅大租借权完全转让日本。日本强占大连港以后设立海务局，管理航路标识、海港检疫、船舶测度、检查船籍等事务及船舶职员领港等海事行政，完全控制了大连通商航行。沙俄也以《东清铁路通车合同》中关于运送铁路器材免费和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为依据，从19世纪末开始在黑龙江、乌苏里和松花江上组织沙俄国营的“黑龙江汽船公司”和“黑龙江商船公司”。二公司享有15～ 20年的专利，拥有上百艘轮船、拖船，定期航行在三大江河之上。中国政府为了夺回权利，于1908年在哈尔滨成立了“吉林官轮总局”，从俄国、德国购得汽船、拖船共8艘，行驶在松花江中下游，与强大的俄国船队相抗衡。
    总之，清末东北商埠的开辟和商埠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东北传统手工业和流通业的近代化，是影响东北区域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薛虹等主编：《中国东北通史》，第45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②柏森辑：《1903年沙俄侵占东三省文件辑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③④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87页；第18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⑤楮德新等：《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37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⑦⑧⑨⑩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46～47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1)熊希龄：《第二次调查营沪商务禀》，明志阁《满洲实业案》，上海广智书局1908年版。
    (12)(13)(14)徐世昌等：《东三省政略》，卷11，实业，奉天省，纪开港计划，宣统三年原刊铅印本。
    (15)(16)(17)(18)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537页；第540页；第551页；第534页，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20)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6页， 1963年版。
    (21)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第15页，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版。
    (22)吉林行省档案，1(7-2)-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