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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二)国内因素影响。
1.稳增长下的宽松投资政策将推动信贷投放与财政支出的更快增长。受美欧经济增长低迷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持续下滑。为应对经济疲软，2012年5月的国务院会议和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提出了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的战略判断。会议明确要求：抓紧落实扩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范围，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中央会议的表态充分显示了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新一轮宽松投资政策悄然启动。为落实中央会议精神，自5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项目审批的速度有加快的倾向。从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发改委公布的批复项目包括25个城轨规划、13个公路建设、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②整个三季度发改委公布的批复项目投资总额达到5.02万亿元左右。不仅于此，从更长期看，中央高层一直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我国当前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发展空间巨大。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落实“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决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力度的加强无疑会带动信贷投放与财政支出的更快增长。这些因素都对物价整体上涨形成潜在压力。
2.当前物价结构性通胀格局没有消除，部分产品(新鲜蔬菜与水产品)价格依旧处于高位运行，通胀明显。当前中国物价结构性通胀的格局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价格始终是导致物价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远高于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而食品价格上涨中鲜菜与水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又远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上涨幅度，部分月份已经达到两位数，对食品价格总指数的上涨起着主要的拉动作用。出现这种结构性特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产业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出现更为显著的上升。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适龄劳动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没有出现明显提升，务农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最终导致农业劳动力的成本显著增加。以粮食生产为例，2006-2010年，农业单位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由35.1元/日大幅提高到65.4元/日，年均递增16.8%，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形成明显推力。这种现象对于农业中劳动力投入较大、技术需求较高的鲜菜及水产品生产尤为突出。此外，作为易腐易烂的鲜菜与水产品，其仓储与运输成本相对高于其他农产品，导致其价格上涨的幅度也最大。
其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也是导致食品价格相对较快增长的原因。2012年上半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涨幅持续高位，虽然相比2011年同期有所下降，但累计涨幅仍达到7.8%。其中，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5.7%，农业服务价格同比上涨8.7%，造成种植养殖成本快速增加并传导至食品价格。据测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食品价格上升0.4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每上涨1个百分点，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3个百分点。因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每上涨1个百分点，CPI上涨约0.12个百分点，拉动效应十分明显。
图8 中国物价水平变化
再有，中国2013年以来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春旱和持续低温寒潮天气，露地蔬菜、设施农业产量受到冲击，对食品和鲜菜及水产品价格高于CPI平均涨幅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3.物价回落速度减缓，正在筑底回升，通胀预期已现端倪。2012年1月份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然呈现逐月下降趋势，但是，从环比数据也可以看到，居民消费指数下降的速度在逐月减缓。从1月份最高4.1%下降到7月份的0.8%，随后又徘徊于1%左右，至10月份出现上扬态势。由此可见，在美欧经济体先后抛出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国实施宽松投资政策作用下，对未来经济恢复性增长的预期已经阻止了物价持续紧缩的走势并呈现上扬态势。预期未来通胀的呼声也越来越多，通胀预期端倪已显现。
4.国际热钱流入冲击资产价格，诱发投资品价格上涨，助长物价上涨与通胀预期。随着美国、欧盟、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集中出台以及全球金融秩序的逐渐恢复，投资者避险情绪的日渐消散，国际投机资本逐步活跃。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先行恢复性增长，吸引了全球投机者的目光。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9月份，印度尼西亚债券市场的资金净流入已达到13亿美元，而此前8月份该国还有5.4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资本流动非常频繁。整个三季度，FDI季度环比增速高达22%。同期，越南FDI也持续增加，9月单月已达到10亿美元。热钱冲击最为明显的是中国香港，为应对国际热钱的冲击，2012年10月份，香港金管局两周内五次卖出港元，向市场注资170.8亿元。香港金管局预计，热钱仍将继续流入。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全球投资趋势跟踪》报告指出，2012年1-6月，我国共吸引591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全球最大FDI目的国。国家外管局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和国内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投资资本的关注。从2001-2010年10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平均为每年2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期外汇储备的9%。另据我国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达257707.62亿元，环比新增1306.8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创下近8个月以来的新高。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热钱已经在我国暗流涌动、蓄势待发。
因此，可以预计，在连续三轮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目光，成为国际投机资本重点配置的区域。未来几年内，持续大规模热钱流入中国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国际投资资本的进入短期内会带来中国房地产、股市、商品现货期货以及民间借贷的投机炒作，诱发资产价格泡沫，助长中国物价上涨与通胀预期。
图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变化
5.人口红利下降推动产品成本上升，成本推动通胀压力增大。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日益老龄化，这一“人口红利”正在趋于下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公司2012年联合发布的《发掘银发市场的金色机遇：保险公司如何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中获利》报告预测；15岁至59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传统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日趋上升。根据China 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2-3倍，是亚洲国家第三高，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如果进一步考虑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目标，未来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几成定局。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建设等体制机制的日益完善，高收入部门对低收入部门的薪酬拉动作用亦日趋显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可能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也将日趋显著。
6.资源税费改革推动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剧成本推动通胀压力。近年来，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步伐加快。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全国范围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目前，这些改革正在全面推进。资源性产品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整个社会价格体系的重要基石。相对其他产品，其成本转嫁的能力更为突出，影响范围更为广泛。因此，世界各国都将资源型产品价格的监控作为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和物价控制体系的重要环节。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资源税费改革都伴生有物价的跳跃性或者缓慢上涨。中国的资源税费改革总体上是尊重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朝着从价计征的方式转变。在当前物价水平较低时期，开展资源税费改革可能不会带来物价的明显上涨。但是，这种价格机制一旦形成，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对资源性生产要素需求持续增加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加速上升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资源税费改革完全有可能加速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7.收入分配改革加快了非富裕阶层居民财富的增长带来消费需求长期上升趋势，拉动物价长期上涨。根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城乡差距近3倍。财富的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而社会的不和谐将是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如何确保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关键就在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显然，如何促进非富裕阶层居民财富的增长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高于高收入者，因此，可以预见，随着处于人口多数地位的非富裕阶层居民收入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居民消费需求也将呈现长期增长的趋势，对物价上涨形成长期持续拉升力量。
三、近中期国家调控物价的宏观思路与财政政策建议
(一)基本思路。
针对近年来中国物价走势的特征及今后物价形势预测分析，我们认为近中期国家调控物价的基本思路为：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物价动向，加强政策之间特别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善于运用积极灵活的价格干预措施，积极构建稳定物价的长效机制，政策的着力点应更多地转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方面，以促进实现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物价保持基本稳定的三重目标。
(二)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既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又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调控物价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关系。
1.处理好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这四大目标之间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之间，世界各国经常面临两难选择。改革开放到2011年33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5.4%，其中1978-1999年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7.1%。在2000-2006年间，中国曾出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年均增长1.2%所谓“高增长、低通胀”时期，但普遍认为这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是特殊现象，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③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另外，解决各种经济社会各种矛盾客观上也需要经济保持一定增速。而且同期中国也面临物价上涨来自于结构性变化方面的较强压力。一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价格会出现上涨趋势。二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率低，资源性产品价格、劳动力工资和环境保护成本等会出现上涨趋势。
在上述背景下，尤其需要处理好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在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两大目标的平衡上要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主、兼顾物价稳定目标，毕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要更加注重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解决各种矛盾问题。要认识到在经济转型、快速发展阶段，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是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物价基本稳定。努力将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内，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使物价上涨让社会可承受。
2.处理好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针对经济增长与物价涨幅的变动趋势，未来稳定物价的重点应从控制需求转向改善供给和完善体制机制。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立足国内保障供应始终是头等大事。当前，中国主要工业品总体供大于求，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农业生产基础比较脆弱，农产品供应的变化容易引起价格波动。近些年，中国几次幅度较大的物价上涨，几乎都与农产品涨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