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路径和成效

    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北京的城市病，实际上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首都优势与大都市优势叠加，吸引人口过度集聚，超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供给能力所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北京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城市规模过大，在很多方面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因而，治理北京城市病，首先必须从控规模入手，通过人口控制和用地、用水、用能的管控，为北京“消肿减压”。
    北京城市病问题，既有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总量矛盾，也有空间布局不合理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北京应抓住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契机，对空间布局进行再规划、再调整。
    北京治理城市病，要加快修补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短板”，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北京最明显的短板是交通拥堵问题，还必须加快修补公共服务短板和生态环境短板。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准确把握全球经济科技竞争新形势、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选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北京治理城市病提供了新理论、新思路。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北京的城市病，实际上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首都优势与大都市优势叠加，吸引人口过度集聚，超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供给能力所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破解城市病，应该从理顺供给和需求关系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需求合理增长，增强城市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北京治理城市病、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治本良策。
    控规模：从源头上化解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总量矛盾
    北京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城市规模过大，在很多方面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因而，治理北京城市病，首先必须从控规模入手，通过人口控制和用地、用水、用能的管控，为北京“消肿减压”。
    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是北京治理城市病的重中之重。北京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群租房和地下空间等，在控人口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设定了北京到2020年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人口红线。守住这条红线，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北京调控人口，不是简单地控制人口规模总量，还需要同步调整人口结构。比如，北京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面向全球吸纳创新创业人才，这又会增加新的人口。因此，北京必须充分考虑人口结构性增长因素，在调控人口方面做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
    现在，北京调控人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有效抓手不多。继续沿用户籍政策调控人口已很难奏效。以业控人、以房控人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稳定成效，需要深化政策创新。比如，国家出台的住房限购政策，对控制北京人口过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行政策仍存在一些空白点。目前除通州外，商住两用房在北京其他区没有纳入限购范围，成为房产投资者的炒作对象。如何进一步健全以房控人机制，避免炒房者打政策“擦边球”，还需完善相关政策。再比如，北京住房限购，房价高企，一些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有意愿使用住房公积金到临近北京的河北的县市购房置业，但按照现行规定，只有具有河北户籍的人才可以享受这一政策。所以要创新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供给，合理引导北京的购房置业需求向周边释放，带动人口向周边疏解。
    土地调控是政府控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的“牛鼻子”。北京“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面积从目前的2886平方公里缩减到2800平方公里。从“增量规划”转向“减量规划”，需要深化土地供给制度改革。比如，利用好批发市场疏解后的空间资源和一些工业企业腾退的土地资源，使其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避免形成新的人口聚集，需要创新土地开发利用政策。
    用水、用能调控也是政府调控城市规模的重要抓手。水资源、能源已成为制约北京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以水资源为例，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仍然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每年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北京要推进水资源、能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高耗水、高耗能行业实施差别价格，以经济杠杆倒逼节能减排与产业调整；研究实施用水、用能的分区域价格政策，大幅提高企事业单位在北京中心城扩张的门槛，引导其向郊区、周边区域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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