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刚：西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

    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潮在近代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反映了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与要求，以及资本运行的逻辑与法则，是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规模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相适应的一种意识形态与理论逻辑。这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并且愈益走向绝对与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它形成的时刻起就已经包裹着深刻的自我矛盾。坚持一己利益的绝对正当性，可能导致完全否认他人的利益。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最终导致的，并非是真正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和“个人自我实现”，很可能是如存在主义者担忧的“他人为地狱”、“人对人如狼”的丛林生存法则的滥行。
    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隐喻，构成了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解决个人功利与他人功利的对立冲突。但斯密始终没能勾画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运作的端倪和详密，也始终没有能够证明这只“看不见的手”怎么能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严格证明，后来的经济学家只是称这一理论为斯密“信条”，而不是斯密“定理”。
    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自诞生以来，虽然一直被西方主流学者视为理论经典，但仍受到来自不同流派的质疑、修正与批判。
    与斯密不同，帕累托关注的是个人利益增进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帕累托那里，个人自利行为并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并为市场运行过程中个人利增导致他人利损而担忧。为此，帕累托提出了解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帕累托法则。帕累托试图为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个人逐利行为，制定一条社会福利规范与道德伦理底线。
    庇古对“看不见的手”更加不信任，他关注个人自利行为对社会和他人产生的负“外部性”。他主张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管理与调节，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庇古”税，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庇古认为，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要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除了在生产方面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还应该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国家应该通过累进制向富人征所得税，以用于改善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状况，通过“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途径，促进全社会实际经济福利的增加。
    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两极日益分化的现象，罗尔斯同样深感不安，主张对市场运行和自由竞争过程进行干预，并对其不平等结果加以修正。他采用两种途径论证社会正义原则。（1）设置一道“无知之幕”，消解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差异。（2）用旨在“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最大最小值法则”作为社会分配的基本正义原则，以实现减少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社会公平效果。该法则强调社会最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提升，而不仅仅是默认他们的收入不减少。
    凯恩斯认为，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市场投资者与消费者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预期和流动性偏好心理，可能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并引起生产过剩危机。鉴于围绕个体理性展开的微观理论分析的局限性，凯恩斯创立了从宏观总量角度对经济运行进行认知和分析的宏观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史上，首次展示了与个体目标和个体理性不同的国家总体目标和国家总体理性的视野与方法。他批评道：“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相互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开明的利己主义总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也不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得出的正确结论。”可见，凯恩斯与斯密的理论分野起源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区别在于从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出发。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企业家行为动机理论作了重大修正，认为企业家不仅对自身承担责任，还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强调，企业不应把承担社会责任当作改进形象、扩大社会资本、培养消费者忠诚，从而更大程度增加收益的一种经营手段，而应该出于企业家内在的社会道德与责任担当意识。与罗尔斯正义论一样，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把整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道德伦理规则，引入自身的理论逻辑域，对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采取了远离与拒斥的立场。
    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理论呈现了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为公共理性的存在即整体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提供了合法性证明。该理论表明，在一个利益冲突的博弈情境中，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互惠互利与合作共赢，而很可能是由于投机背叛而导致双方利益共同受损。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为了防止出现这种“集体非理性”局面，行为人需要采取的并不是更加“精致的个人理性”，而是需要与个人理性不同的公共理性立场。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