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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摘要」文章对目前中国城市化形势进行了概括，从城镇现代部门、乡镇企业、失地人口、流动人口等角度分析了人口转移所受到的梗阻。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所指出的相反，上述情况并非基于资本的不足，在城乡劳动过剩的同时，中国面临着同样严重的资本过剩局面。在此条件下，沿用传统理论并制定有关政策，可能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因此，认为探讨处在双重过剩条件下的人口转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进而提出了构筑我国城市化支持系统的政策观点。
关键词：城市化；双重过剩；人口转移；梗阻
「作者简介」郑文晖，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博士研究生；宋小冬，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上海：200092
1 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1.他假设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收入仅够维持生计，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①「本文对于剩余劳动基本采用发展经济学的定义，也有一定的区别。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下，如果从一个部门抽出一定数量的劳动，没有降低这个部门的总产量，那么这部分劳动就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不仅指公开性失业者，还包括不充分就业者（隐蔽性失业者）；剩余劳动不仅存在于农村传统部门，也存在于城市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弹性无限大的农村传统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现代部门。刘易斯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描述为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步缩小的过程。随着现代部门将剩余用于再投资，传统部门中更多的人逐渐转移进高于生存部门工资水平的现代部门就业，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随着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就从二元经济进入一元经济。只有现代部门工资率上升，才能将更多的劳动从农业中抽出来。之后，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研究②「这项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具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是重要的代表。
1960年代以后，新古典主义特征的二元经济理论学说大量涌现。例如，乔根森（1961）、扎仁布卡（1970）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于农业部门的发展；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在新古典体系下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理论等」。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劳动剩余经济人口转移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一条压缩消费需求、扩张投资需求的"自然节制"的发展道路。
196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并不如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所指出的由于资本的不足，限制了现代部门对于剩余劳动的吸收。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是：（1）劳动过剩。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镇同样存在大量公开性失业与不充分就业，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尤为普遍。（2）资本过剩。一方面，厂商还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而且愿意在均衡价格上扩大生产，但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他们预期到产品无法全部销售出去，从而不得不让机器设备闲置下去；另一方面，居民和银行持有的储蓄资金因为缺少投资方向而只能处于闲置状态。
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出现，是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所无法解释的。作为处在二元结构转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状态中。
2 中国的劳动过剩
2.1农村的劳动过剩
关于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的规模，被广泛接受和引证的提法是，农村存在大约1/3或者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为1.5～2亿人。较低的估计有中国社科院（2007）的报告，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为5212万人2.章铮从种植业、农田水利建设、圈养类牧业、林牧（放牧）渔业等4个方面估算3，2003年实际需要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17754万人，当年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7674万人。较高的估计有周天勇、胡锋（2007）根据农业生产率的国际比较4，推算全国只需要6100万农业劳动力，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达到2.5亿人。
根据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率，作物种植种类、劳动力集约程度、复种指数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性别与年龄构成，中国目前大约需要1.8～2亿农业劳动力。但是，按照实际农业从业人员减去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来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导致超估。
第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底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人口47852万。这是依照户籍口径统计，包括从事纯农业的劳动人口，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和被称为农民工的外出从业者。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全国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3181万《；2006年全国农业统计提要》：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年末数14680万。三者累计达到62735万人，比全部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多出14883万。可见，由于兼业等因素，农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统计。
第二，国家统计局《农林牧渔业统计报表制度》规定：乡村人口中16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年龄、性别的经济活动人口（乡村）》计算：2000年，在乡村经济活动人口中，超过城镇退休职工年龄的达到17.1%.这些劳动力可以从事农林牧渔业中的一些轻活，因此，他们可以计入农村经济活动人口，但是不应计入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上述情况，实际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远比普遍的估计值要少，绝对数量在1亿以内。
2.2城镇的劳动过剩
城镇现有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是研判城镇对于人口转移拉力的重要依据。
失业率指没有工作者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较低的城镇失业率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中国社科院调查并估算的城镇调查失业率，200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7%.稍高的数据有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的2000年城镇失业率达到8.27%，其中城市为9.43%，镇为6.24%.较高的失业率数据有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劳动力研究"课题组在上海、福州、沈阳、西安和武汉5个城市所作的调查，1996年9月以来，5个城市16～60岁人口的失业率一直在8%以上，并持续升高，从2002年2月开始，失业率超过了14%5.
那些想工作、但因找工作屡次受挫而放弃的人，被定义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归入非经济活动人口，不再计算为失业人员。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看，这部分人和失业者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只依靠失业率一个指标并不能完全说明失业的情况，需要引入劳动参与率指标。劳动参与率指经济活动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见图1），2005年城镇劳动参与率为62.5%2.由于统计的分子来源于1‰人口变动调查①「指国家统计局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以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的城镇样本为总体，全国约抽取40万人，主要调查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状况，调查按常住人口进行」，分母按《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标准统计①「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重新界定了城乡统计口径，把城市的区划分为高密度区和低密度区，高密度区（人口密度大于1500人/km2）所有人口都计入城镇人口；低密度区，区人民政府驻地和区辖街道办事处的人口计入城镇人口。镇政府驻地和镇辖居委会人口计入城镇人口。地方政府驻地城区建设延伸到的建制镇（乡）、村民委员会的全部行政区域人口计入城镇人口。常住人口3000以上的特殊地区人口计入城镇人口。
有关人口的指标均为在调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常住人口。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确定了新的城乡统计口径」，均包含在调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就业率较高，而且没有找到工作的流动人口一般不会长期滞留于城镇，因此，如果城镇原有劳动要素的利用程度维持一定的比例，城镇劳动参与率不应当下降，而应当提高。可见，城镇劳动的真实失业率远高于登记失业率，劳动的利用程度是很不充分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3 中国的资本过剩
在农村剩余劳动与城镇失业、不充分就业集合成劳动过剩的同时，中国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中出现了大量过剩的资本。
3.1资本过剩
沉淀的货币资本：自1995年起，我国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关系从贷差转向存差，之后，这种差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始终快于贷款增长速度。中国人民银行历年发布的《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1997年末，我国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额达到018万亿元；2001年末，达到312万亿元；2004年末，上升到614万亿元；截至2007年末，我国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额上升到1217万亿元人民币。每年的存款快速增长，但却缺少合适安全的投资方向。由于中国的银行没有混业经营，扩大的存贷差直接意味着银行效益降低。同期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在快速上升。
闲置的产能资本：1995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国家统计局1996年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在调查的17种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的有8种；其中，化工原料、空调器的利用率不足40%6.到2005年，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煤炭、电石、汽车、铜冶炼、水泥、纺织、手机等行业都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钢铁行业：2005年总产能4.7亿吨，产能过剩1亿吨，在建能力7000万吨，拟建能力8000万吨。电解铝行业：2005年电解铝行业总产能1030万吨，闲置产能326万吨，有11个在建项目、14个拟建项目。铁合金行业：开工率只有40%.电石行业：2005年国内电石生产厂家生产装置平均开工率维持在60%左右，在建、拟建项目还有1200万吨到2200万吨产能。汽车行业：2005年汽车产量近800万辆，而销量只有570万辆"，十一五"期末汽车产能可达2000万辆，比实际需求高出1倍多。纺织行业：在商务部监测的84种纺织品服装中，有86.9%的商品供过于求7.
3.2资本结构性过剩
由于生态退耕、大量的土地流转，以及多年以来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的投资比重较低，农业基本维持着简单再生产，没有出现资本过剩，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势头难以逆转8.在非农产业部门，表现为在部分产业、产业链条的局部环节存在资本结构性过剩，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众多高附加值产业、产业上游链段缺乏资本存量，以及投资进入的能力。外资与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上升，许多产业的上游核心元器件、技术专利、资本品的进口依赖性较强。
4 双重过剩下人口转移的梗阻
4.1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
在1996年以前，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有着巨大的提高。但是，这个部门在1996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吸纳的劳动力增长比较缓慢。乡镇企业产出、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
图2中有8年乡镇企业的资本对劳动就业的吸纳弹性是负值，意味着增加资本投入不但不能吸纳劳动就业，反而同时绝对减少劳动就业。造成乡镇企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总体上呈现减弱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宽，集约化经营日益受到重视，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广泛采用，乡镇企业的资本化程度日益提高，导致乡镇企业完成一定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度下降。表现为乡镇企业用于购置机器设备支出的扩大与用于招收劳动力就业成本的相对减少。
（2）在中国走进买方市场、加入WTO 、城镇现代部门改革深入的背景下，乡镇企业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加上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乡镇企业改制和宏观调控偏紧的影响，乡镇企业出现了分化。大量"散小乱差"的乡镇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
（3）乡镇企业长期固化于农村。例如，2000年全国有89%的乡镇企业分布在行政村，
9%分布在建制镇，只有2%分布在县城或县城以上的城市。农村非农经济过于分散，难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多年来徘徊在15%左右。这就使得第三产业"投资少，劳动密集"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限制了对劳动就业的吸纳。
4.2城镇现代部门的拉力
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潜力递减，凸显了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城镇现代部门发展中呈现的一些特点将弱化对于人口转移的拉力。
（1）高增长、低就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却呈下降趋势，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的特点，并突出地表现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1981～2002年间，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幅度为11.5%，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16.75%，而劳动就业平均年增长3.7%，显示了第二产业不断资本深化的过程。1998～2002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增长10.27%，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年均增长18.02%，这说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更加偏好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并且这种偏好还在加强10.中国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40%.但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其拉动就业的能力却相对减弱。1985～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贡献为2.63；1991～2001年，下降为0.54911.这一方面是由于投资方式的变化。外商独资经营比重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1999年的38.5%，上升到2005年的71.2%.外商独资经营在吸纳就业方面明显低于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另一方面是由于投资领域的变化。外商投资项目呈现明显的大型化趋势，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的偏离。中国在1978～2006年期间，国有单位雇用的劳动力比重从占城镇全部就业的78.3%下降到22.7%；城镇集体单位就业比重从21.5%下降到2.7%；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等新兴单位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6年达到39.8%.然而，新兴单位类型的就业增长并不足以补偿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的减少，在分单位类型统计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有一个差额①「第一，通过国家统计局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获得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第二，通过国家统计局劳动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获得单位就业统计（除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外的全部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第三，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登记，获得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数。差额就是第一项减去后两项之和」，差额部分从1990年代以来逐渐扩大，到2006年达到9859万人，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4.8%.
这个差额的形成和扩大反映了随着经济成份的多样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劳动统计不能充分涵盖实际就业的情况。更主要的是这个差额反映了非正规就业在城镇就业中所承担的日趋重要的作用。城镇非正规就业指数量远超过劳动力吸纳和劳动生产率概念上所要求的人口沉淀于现代部门。
作为一种有效减少显性失业与绝对贫困的方式，非正规就业形式灵活，适宜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剩余劳动的沉淀，但也存在问题，正如Meier （1989）指出的，那些过去属于农村部门的隐蔽性失业，现在转变为城市现代部门的公开失业或不充分就业12.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占到城镇就业的40%以上。1996～2006年，中国非正规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比从大约1∶4提高到1∶1.9的水平，相应呈现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的偏离。中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28.5%增长到2007年的4011%，增长了11.6%；而在就业结构中从1985年的16.8%增长到2007年的3214%，增长达到15.6%（见表1）。其中，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产业还经历了明显的产值比重的上升，但这些产业的就业几乎没有增加。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零售、社会服务、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部门，这些产业占GDP 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却成为吸纳新增就业人口、工业部门转移出来的人口、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吸纳池。
4.3失地人口的城市化
近年来，许多城市和地区兴起了行政区划调整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热潮。但是，在大力推进土地城市化的同时，却出现城市发展中对土地和人口吸纳不同步的现象。1990～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91%，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168%，城镇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为1.8∶1.而且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统计口径变动和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如果扣除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城镇用地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比会更高，土地城市化过度超前于人口城市化。1987～2006年实际征占耕地数接近5000万亩（见表2），按人均占有耕地0.8亩计算13，那么，建设占用耕地导致失地农民有6000万左右。按照中国目前建设步伐，今后每年需征用土地200～300万亩，意味着每年新增加300万左右失地农民。
土地城市化难以成为推进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转移的契机。据中国可持续发展信息网（2004）公布，中国近年来被征耕地农户中，转为城镇户口的仅占5.8%，仅有1.5%的人得以安置就业。由于大多数地方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的模式，部分失地农民处境艰难，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又未获得户籍的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就业、子女入学、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缺乏解决的有效途径。
4.4流动人口的转移
人口流动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领域的显著现象。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乡村到城镇"占乡村流出人口的69.1%.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2003年，中国乡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11390万人；2006年达到13181万人。根据乡村流出人口总量、增长率、"乡村到城镇"流动所占比例，估算目前约有1亿以上"乡村到城镇"的流动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流动极为活跃，以及管理、统计口径等原因，大量流动人口并没有纳入任何统计数据中，在中西部某些地区，存在"1拖10"的现象14，在东部某些城镇，流动人口已达户籍人口的10倍以上。城乡流动人口的特点为：
（1）从事简单劳动为主。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统计，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的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这几个行业集中了跨省流动就业人口的85.6%，从业于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房地产业的只有1.2%.按产业构成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占7.6%，从事第二产业的占65.4%，从事第三产业的占27.0%.
（2）就业正规性不足。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32.84%，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多数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比较欠缺。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北京市有67.32%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比例达到84%15.
（3）就业年限短。劳动密集型劳动对劳动者年龄和体力的要求较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跨省流动人口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45岁，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82.7%.中国社科院2003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显示，4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对于大部分流动人口而言，在有限的非农就业年限内，获取自己和家属能够安排生命周期内城市生活基本支出的收入，是至为困难的。
（4）以个体流动为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是呈"候鸟式"流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5）《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结构与特点》显示，2004年农民工举家外迁的有2470万人，约占农村外出人口的20.9%.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4）《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户均人口为4.33人，流入本地户均人口为2.11人。在有配偶的被调查者中，以夫妻共同流动、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情况为主。
（5）离乡不放土。即便流动人口长期离开农业，少数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他们也只是将土地低价、无偿转包给亲戚朋友，或者是抛荒、降低复种指数，但一般不愿意放弃农村耕地、宅基地给他们提供的生存与就业保障。
从以上情况可以了解：城镇劳动剩余与城乡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现象并行不悖，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并不是绝对上的竞争关系，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客观上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普遍而言，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兼业增收的特征是明晰的，距离实现向城市的完全转移尚存在较大的差距。正如辜胜阻等（2006）指出的，农民工退出农业难，进入非农产业取得稳定的工作进程缓慢，融入城市状况差，这些特点决定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
5 人口转移梗阻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上述人口转移梗阻并非由于资本积累的不足。如果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将那些闲置的资本投入使用，即使没有新投资的发生与投产，在短期内对劳动的需求也会显著增加。不尽人意的是，如此诱人的前景却很难实现17.因此，笔者将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作为当前中国城市化形势的新概括，这也是制约和决定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症结。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城市化所具有的推进经济社会全局性发展的作用相类似，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已成为联系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以及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中轴。根据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背景，我国有必要从城市化评价体系、动力机制、促进机制、调控机制、保障体系等方面构筑城市化支持系统。
5.1评价体系
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首先在于对城市化现状的准确评价和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但是，中国城镇人口规模统计上存在基本概念不统一，方法运用随意，统计口径频繁变更等问题，造成城市化水平、城镇规模等级统计上的偏差和资料难以衔接，进而影响到城市化政策的针对性、合理性，并衍生地方政府通过虚增城市人口套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等弊端。因此，我国除了要推进城镇实体地域统计，统一并稳定统计口径，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建立包括国民收入构成（消费、投资、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率、城镇劳动参与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流动人口统计（就业特点、年限、收入水平、家庭构成），非正规就业统计、社会保障能力等指标在内的统计资料汇编，以构建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为城市化战略的决策与执行整合服务。
5.2动力机制
在双重过剩条件下，均衡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是由总需求水平决定的。推动人口转移的动力主要不取决于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所指出的现代部门资本的积累，而是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总需求不受外生因素决定性影响下的持续增长；第二，GDP就业弹性的增长；第三，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能够普遍越过城市化门槛；第四，避免制度与政策的因素限制现代部门对于劳动力的吸纳。
在中国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表现为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需求，而一般应居于主要贡献地位的国内消费需求却只能维持在50%左右①「截至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仅为51.1%.另外，2007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9.9%，消费仅为35.7%.这一数字明显低于当前国际上一般的80%左右的水准」。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原于：第一，国内消费需求的主体——劳动，在国民收入份额中所占据的分配比例较低。工资总额占GDP 的比例（分配率）世界平均为40%，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60%.而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 比重一直偏低，在12%～17%之间徘徊。这样，即使劳动将收入全部进行消费，也难以有效拉动消费需求。第二，总需求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的增长。
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本期较高的投资需求，虽然有助于弥补现今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却将制造出下期更为严重的资本过剩局面18.第三，总需求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投资。第四，总需求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出口需求。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对我国出口需求将带来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评估。但是，发展中大国依赖出口需求来解决双重过剩总是显得比较被动19.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如果保持现有速度将意味着每年新增一个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显然这是不易达到的。大国需要立足于国内需求为主的基础上，这有赖于将出口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双高"格局，向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于贸易增长的"双快"格局转变。中国需要持续调整分配率，使工资所得份额在国民收入中不断提高，上升到30%～40%，这将是积极有效地以内需置换外需，开拓国内市场，大幅度扩大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提升城市化水平，充实城市化质量的基础。
但是，资本结构性过剩的实际情况导致有多方面因素将制约旨在促进双重过剩条件下城市化拉力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例如，调整分配率将可能弱化中国承接FDI 的区位优势，大幅度削减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出口能力，同时大幅度提高中国的进口需求，从而导致国际收支的恶化。我国与人口小国相比是巨型经济体，国内市场容量很大，片面追求外向度、舍弃国内市场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因此，应当以建立、健全完整的产业门类，延伸产业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以内需为主的产业结构为指向。同时，重视利用比较优势拓宽利润积累渠道，引进先进要素，促进结构转变，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形成动态升级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这些是克服在工业化中期就面临"市场实现问题"，摆脱过度依赖国际贸易，保障人口转移获得持续推动力的支撑条件。
5.3促进机制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是必然的正向关系，就业问题的解决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向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方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当重视到，产业发展政策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状况，进而形成的对劳动力的需求状况，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需求结构决定了供给结构；反过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供给创新又将改变需求结构。在双重过剩的条件下，如果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导致有效需求的进一步萎缩。拉美国家以初级产品出口为比较优势，通过大量进口资本货物组织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的模式，及随即引发收入分配恶化、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非正规就业增加等"并发症"的教训值得借鉴①「拉美是一个劳动剩余、资本缺乏的地区，然而拉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选择却具有资本密集的性质。以哥伦比亚为例，1960～1967年，5个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中，资本-劳动比率翻了一番。这种选择不符合拉美的实际情况，失业问题始终困扰着许多拉美国家，1950年，城市失业率为13.6%，1980年提高到19.5%.在1950～1970年期间，拉美地区劳动力供给迅速扩大，但是劳动参与率却呈现下降趋势，由1950年的50.4%，下降到1970年的44.9%.正规经济部门吸纳不了剩余劳动，使非正规部门不断扩大，1950年，拉美非正规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为13.5%，1990年，上升到44.3%20、21」。Fei 和Ranis（1997）指出，在一个劳动剩余经济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过程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由资本积累引起的射线效应，二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水平线效应。发展中国家除了要尽可能地积累资本外，还要尽可能地推进技术进步，关键是要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水平，进而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22.当前，全国许多地区都在加快推进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但对于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就业增长却没有倾注同样的热情。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偏重于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那么将可能对现代部门就业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根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本国情，我国有必要延缓生产高度资本化社会的形成，鼓励适合本国特征的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大力推进资本浅化，利用更多劳动要素，而不是更多资本要素去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
5.4调控机制
城市化调控机制包括城市化推力与拉力调控两个方面。中国的农业是以家户为单位的半自给自足的生产，这种模式具有重大缺陷，但农户平均占有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并不在农业上，而在于农业担负着13亿人口大国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在目前非农正规就业扩张乏力的背景下，选择适合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以"就业优先"的政策取向适当调控城市化推力是必要的。但对城市化推力的调控导致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土地接续耕种难以进行等问题23，对整合有限的耕地资源、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以及提高整体国民素质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应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积极建立人口转移的渠道。首先，应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完全地进入城市保障系统之中，在合理设计与给付征地补偿之外，解决失地农民的城市户籍，赋予其在社会救助、子女就学、住房保障、再就业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完全市民待遇。其次，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同时，配套建立利用并渐进改进既有制度的"流动人口转移制度"，使长期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具有一定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渐进地、完全地实现城市化转移。
借助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进而调控城市化拉力被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举措在双重过剩背景下的运用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有必要加以重视。第一，在经济繁荣时期，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抑制投资和通货膨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往往难以奏效。第二，财政政策的效率通常较为低下，难以带动民间投资，相反却可能出现投资项目效益低下、重复建设、政府财政赤字加大、金融系统积蓄风险等问题。而且，一味采取政府投资的方式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容易导致新的结构失衡。第三，坚持偏离均衡水平的汇率政策，虽然可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从而带动大量的现代部门就业，但是，这也将刺激厂商展开低水平竞争与外延式扩张，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内需水平的增长，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外需的依赖，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第四，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使各国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影响到各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我国存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高，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外资与外贸依存度过高等脆弱性，因此，在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应当将运用经济政策、促进就业增长、保障金融安全等问题进行统筹考虑。
5.5保障体系
城市化发展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面临现代部门资本增密或高出口依存度下外需巨幅收缩导致城市失业加剧等一系列风险，因此，要全面地建设城市化保障体系。但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动力远远大于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动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税收收支结构、住房政策等制度化因素对完善城市化保障体系所应起到的作用不仅有待加强，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门槛。第一，政府的绩效考评往往重视任期内的发展，这就强化了目前我国以争取外部投入为主、将吸引投资作为政绩指标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幅成为政府调控本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第二，税收结构、征税环节、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所存在的问题造成政府调节居民收入能力较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重于建设性支出，社会性支出的比重过低，造成城市公共物品的短缺，降低城市可容纳人口数量，抬高城市生活门槛，消费需求难以启动等问题。第三，现行的住房政策主要是针对城镇户籍人口展开的，无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适用对象都是本城市具有户籍的低收入人口，为数量更大的流动人口提供住房保障的公共政策仍然缺失，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些人是国家需要扶持的主体。我国应当重视城市化保障体系的建设，有针对性地调整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增加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转移支付，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把非正规就业纳入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和社会保障计划的管理范围；强化城市化、小城镇和城市社区发展的规划和管理体制；建立均等化的城乡教育体系，加强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改革住房政策，增加瞄准待转移人口需求的廉租房供给规模。
6 结语
探讨处在双重过剩条件下的人口转移问题，不论对于政策的遴选，还是对于城市化发展趋势的研判，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从需求视角对供给视角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展开反思，通过对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揭示传统理论在指导城市化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剩余劳动力没有完成转移的同时存在普遍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反映出被传统二元经济理论所忽略的"市场实现问题"对于顺利推进人口转移的重要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与制度化根源，根据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的背景，我国有必要从评价体系、动力机制、促进机制、调控机制、保障体系等方面构筑城市化支持系统，以有效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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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时间：2008-08）
来源：《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