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发展历程及其传导机制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从Auty提出“资源诅咒”假说以来，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阐述了“资源诅咒”假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资源诅咒”假说的发展历程、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根据相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对“资源诅咒”假说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资源诅咒/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传导机制作者简介：马宇，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E-mail：my555@163.com，电话：13964524312，山东省烟台市滨海中路191号264005；杜萌，E-mail：dm19880128@126.com，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电话：15966549496，山东省烟台市滨海中路191号264005
        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活动中，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成为一国未来潜在的收入。近代历史表明，英、德、美、俄等国依靠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地解放，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与资源贫瘠的国家相比，资源富足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很多盛产石油、钻石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生活质量低下，例如，安哥拉、尼日利亚、苏丹、刚果等国，而东亚的一些资源相对贫瘠的经济体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引发了学者对此进行重新思考，Gelb、Auty等经济学家对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经济表现显著弱于资源贫瘠的国家。由此，英国学者Auty提出“资源诅咒”这个假说。
    一、“资源诅咒”假说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探究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产生的负效应。Prebisch(1964)认为由于人工合成材料的不断发展，初级产品相对国民收入的弹性变得很低，根据恩格尔定理，低弹性的商品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会不断下降，因而，初级产品的价格将会长期地下降，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将会恶化资源出口国的贸易条件，不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Hirschman(1958)和Baldwin(1966)从产业关联度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与制造业部门相比，资源开采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前后关联较小，因此，资源部门的繁荣发展不能带动其他部门共同发展。
    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学者将研究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出口国。Monroe & Mabro(1974)分析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原油的价格大幅度上升，阿拉伯地区石油出口国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但是由于投资不力等原因，这并没有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1977年《经济学家》杂志提出了“荷兰病”这个命题，“荷兰病”是指在一些中小国家经济中，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Corden & Neary(1982)提出经典的“荷兰病”模型，在模型中，存在资源和制造业两个贸易出口部门和一个服务业非贸易出口部门。资源部门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对本国非贸易产品的需求，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快速发展的资源部门也在不断削弱本国的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资源部门的兴隆吸引了原本应该留在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造成资源的非对称流动。另外，资源大量出口导致本币升值，这也是降低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的原因之一。Matsuyama(1992)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引入非齐次偏好，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于商品平均需求弹性，而且制造业部门是以“干中学”为特征，技术进步能够向其他部门扩散，而农产品部门无此特征。结果表明，在封闭的小国经济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开放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会挤占制造业发展所需的资源，阻碍技术进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Auty(1993)在研究矿产资源出口国家时首次提出“资源诅咒”这个概念。通过对玻利维亚等资源出口国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福音”而是一种“诅咒”。在外部利好的影响下，玻利维亚资源出口所得直接用于消费，并没有用于投资发展本国工业，并且基于对矿产资源价格的良好预期，政府大肆向外国举债，当矿产价格下降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类似的国家还有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墨西哥。“资源诅咒”假说的提出为后来研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也激发了学者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研究“资源诅咒”现象。一些学者在验证“资源诅咒”现象时，开始考虑政治体制、制度质量等初始条件和适用范围，使“资源诅咒”假说更加贴近现实。总的来看，此后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实证或者案例分析探讨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Auty(1995)对巴西进行分析，资源富足的巴西采取自给自足的政策，将自然资源租金用于补贴幼稚产业，政府通过将初级产品的价格压低到世界价格水平之下，通过对进口工业品提高关税或者使用配额等贸易壁垒阻止外国工业品的进入，因此，自然资源租金重新进行了分配。这种政策使巴西的重化工产业(HCI)在开始时快速扩张，之后发展越来越慢，最后，由于初级产品部门的萎缩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型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之后，Auty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转型国家的研究。Auty(1999)在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转型期间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时，将转型国家矿产资源开采所带来的问题划分为三类：第一，大量资本投资于矿产部门提高了本国的汇率。这在短期会造成衰退，而在中期会使经济增长放缓。第二，当矿产资源收入增加时，就会出现“荷兰病”现象。第三，资源部门的繁荣使政府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资源收入上，而在作出复杂的政治决定方面则显得犹豫不决。哈萨克斯坦投资矿业提高了该国的汇率水平，阻碍了经济多样化，经济结构单一，因此，其经济复苏速度比模型预想的要慢。具体表现为，大量的资本投向矿产部门和初级产品部门，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向劳动密集型转变，经济多样化受到阻碍，受到严重的经济紧缩。
    Sachs & Warner(1995)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选取了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使用1970-1990年这21年的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的“荷兰病”模型分析“资源诅咒”现象，运用Barro & Sala-i-Martin的跨国增长条件收敛方程构建实证模型，以初级产品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作为该国自然禀赋，测算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结果显示只有2个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2%，说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和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Sachs & Warner(1999)在Sachs & Warner(1995)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大推进”理论中的回报，对七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依旧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而且分析了拉丁美洲和东亚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产生这种差距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它们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拉丁美洲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以这些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制成品，而东亚各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历经劳动密集型出口之后，逐渐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出口，最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Sachs & Warner(2001)在模型中加入制度安排、地理因素和价格波动等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资源富集与经济发展同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且结果非常显著。一些支持“资源诅咒”假说的学者将Sachs和Warner这种研究方法称为S-W框架。S-W框架下都是把人均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用资源丰裕程度作为自变量，然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例如，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地理因素等等，探究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源诅咒”假说是成立的，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对此产生了质疑。Davis(1995)以矿产收入占GDP的份额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结论是资源丰裕度有助于经济的发展。Papyrakis & Gerlagh(2004)发现在加入教育等变量以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Stijins(2005)使用每千人所拥有的矿产储量、生产量以及土地禀赋作为指标，发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第二，自然资源丰裕度指标选择。
    在此后的实证研究中，研究重点转向自然资源指标的选择和度量上，选择不同资源丰裕度指标，实证的结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Wood & Berger(1997)以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研究结果支持“资源诅咒”假说的成立。Glyfason(1999)使用的指标是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人数比例，Hamilton(2003)使用矿产资源租金与GDP的比值作为指标，这些实证结果都显示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速度呈负相关。
    Auty(2001)首次将自然资源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s)和分散型资源(Diffuse Resources)。棉花、糖加工、烟草以及石油和硬矿产等资源一般与高度集中的所有权有关，这些被称为集中型资源，而分散型资源主要是指玉米、小麦等农产品。由于农产品进入门槛很低，所以并没有被少数人完全占有，财富分配更加分散，这样国家的自治程度较高，有利于民主制度的产生；而集中型资源通常被少数财团控制，容易出现寻租和腐败等问题。与分散型资源相比，集中型资源更容易引发“资源诅咒”现象。这一观点已经被众多学者所证实，Isham et al.(2005)认为与其他类型资源相比，出口铜、煤等矿产资源更容易发生“资源诅咒”现象，而且集中型资源还会对一国的制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分散性资源对一国制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Ding(2005)首次区分了资源依赖和资源禀赋的差异，资源禀赋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点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财富总量。而资源依赖是指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数量。资源禀赋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会随着开发而不断减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的发展对资源依赖的程度也不一样。在工业化对资源依赖中前期会增加对资源的依赖，在工业化中后期，由于信息产业以及节能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不断降低。在实证中，Ding发现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资源依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Brunnschweiler(2008)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尽管初级产品出口总量占GDP的份额具有数据易得性等优点，但是作为资源丰裕型指标，它还是存在一些不合适的地方：第一，指标的选择具有内生性。在S-W框架中，经济发展指标通常使用GDP或者人均GDP来表示，而资源指标用初级产品出口份额占GDP份额来表示，二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负相关性，一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越快越倾向于“资源贫瘠”。第二，在不同的年份，国家初级产品出口量波动剧烈，因此使用初始年份的出口额具有随意性，他建议使用最初几年的平均值。第三，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占GDP份额较高且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可能是由于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而并不是“资源诅咒”直接造成的。Norman(2009)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源依赖会显著影响经济发展，而资源禀赋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资源诅咒”产生传导机制分析
    大部分的文献都证实了资源丰富的国家容易出现“资源诅咒”现象，而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何种途径阻碍经济的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Gylfason(2001)最早提出了“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这个概念，他认为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荷兰病”、寻租、政府决策失误以及忽视人力资源投资这四条传导途径影响经济发展。Auty(2001)把“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分为两类：内生原因和外在原因。内生原因包括结构主义政策，“荷兰病”和出口导向理论。外在原因有两方面：政策失误和无效投资，寻租和政治经济。Papyrakis & Gerlagh(2004)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说明了腐败、投资、经济开放度、贸易条件和教育都是“资源诅咒”的传导渠道，而且投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传导途径。此后，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学传导机制和政治学传导机制两大类，其中经济学传导机制包括收入波动和“荷兰病”，而政治学传导机制包括制度质量和政府决策失误，其中制度质量有包括体制类型、寻租、国内战争等方面。
    (一)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是由Singer(1950)提出的。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相比，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价格是不断下降的，因此，大量出口初级产品会恶化本国贸易条件，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个国家遵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资源丰裕型国家专业化生产初级产品，这种选择对于这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来说并不明智，如果他们不进行工业化，那么这些国家将会永远贫困下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研究“南北”贸易时发现从1980-1984年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南方”国家损失高达55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1980年出口商品总值的63%。出口收入的下降对于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Prebisch反对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他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要想摆脱这种发展的困境，应该设置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的幼稚制造业，以实现对国内市场的供给。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了这种“进口替代政策”，旨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二)收入波动
    Auty(1998)认为收入波动可能是“资源诅咒”发生的原因之一。自然资源价格波动剧烈主要在于供给弹性非常低，较小的价格变动都会引发需求量的较大变化，由价格引起的收入波动对一国的投资、收入分配、教育投入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很多文献的实证结果都支持这一观点。Mikesell(1997)研究发现在1972-1992年期间，初级产品出口份额较高的国家收入的波动幅度是工业化国家的2～3倍。收入的剧烈波动使一国很难执行审慎的财政政策。收入波动对于家庭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收入的不断波动降低了他们的效用，而且，意外之财往往会被人们消费，而不会被用于储蓄或者投资。
    (三)荷兰病①
    荷兰病是较早被发现的“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荷兰病是指大量资源收入引起对进口商品和国内非贸易产品的需求(服务业需求)，自然资源部门和国内非贸易部门的繁荣挤占原本属于制造的稀有资源，这种造成制造业萎缩的现象被称为“荷兰病”，当然，自然资源出口所引起的实际货币升值也是制造业萎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荷兰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挤出效应、支出效应和实际货币升值这三个方面实现的。
    1.挤出效应
    当一国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带动自然资源部门的繁荣发展，这就打破了原本均衡的经济结构。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劳动力等稀缺资源，制造业为了挽回这些稀缺资源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提高了最终产品的成本，影响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资源部门挤占制造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也被称为“去工业化效应”(de-industrialization effect)。Matsuyama(1992)认为制造业是以“干中学”为特征的部门，对其他部门具有“溢出效应”，容易引发技术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而且，制造业与其他部门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较为紧密，可以延长产业链，带动其他部门共同发展，而资源部门不存在这些特征。所以，人们通常认为资源部门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2.支出效应
    出口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收入会增加对贸易产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和非贸易产品(主要是指服务业产品)的需求，由于资源的挤占和本币的实际升值，导致本国制造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同类国际产品的价格，购买外国制造业产品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另一个打击，对于非贸易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不能通过贸易来实现，这样会带动本国非贸易部门的繁荣发展，这种效应被称为“支出效应”。
    3.实际货币升值
    初级产品的出口拉升了实际汇率(或者是实际工资)，这损害了其他商品的出口(Corden，1984)。此外，资源部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加大了汇率的波动性(Gylfason et al.，1999)。有时候汇率变动会对出口总量产生很大的影响。高科技和制造业部门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汇率的上升降低了这些部门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阻碍了高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导致本国高科技和制造业部门日渐衰落。
    (四)制度质量
    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制度质量一直被认为是“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的传导途径，但是很少有学者能够用实证的方法去证明。Papyrakis & Gerlagh(2004)以腐败作为制度质量指标，验证制度质量是“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之一。Kolstad & Ame(2007)通过实证发现寻租是“资源诅咒”现象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体制类型、内战等制度变量也是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1.体制类型
    良好的政治体制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研究表明，资源丰富国家的民主程度并不高，例如，Wantchekon(1999)利用1950-1990年期间141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自然资源丰裕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产生独裁政府的可能性就提高了8个百分点。他还发现资源富集的国家向民主体制国家转变的速度较慢。Ross(2001)研究了不同类型自然资源对国家体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依赖石油或者矿产出口的国家民主程度较低，对于其他类型的初级产品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关于资源富集如何阻碍民主体制的形成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政府集权的角度来看，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税率来减轻要求实行民主化的压力，阻碍该国民主化的进程。Wantchekon(2003)认为社会上的精英撬走大部分资源繁荣时所形成的财富，他们通过寻租等手段继续赢得政府的支持，巩固他们的实力。在这种独裁体制的国家，只有很小的部分可以进行民主改革。持类似观点的还有Jensen & Wantchekon(2004)、Beblawi(1987)、Ross(2001)。
    第二，从战争的角度考虑，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倾向于扩大国内安全防务支出，拥有更强的防卫力量，资源富足的国家通常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更大的余地去限制其反对者组建反政府联盟，维持现有的独裁统治。相反，反对党为了取得政权，不能通过宪法的途径，只能通过暴力的手段，导致国内战争的爆发(Ross，2001；Jensen & Wantchekon，2004)。
    2.寻租
    丰富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家的活动。在Mehlum & Moene(2006)的模式中，假设政府通过资源出口换回大量的公共财富，如果企业家发现进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比进行生产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那么企业家就会停止生产产品，而向政府官员进行寻租。公共资源以及产权不明晰等问题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会集中精力去争夺现有的资源财富，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如何生产上。
    公共资源的特性就是开发的成本属于所有人，而利益则属于自己。这就会导致超额支出以及跨期非最优配置。一国居民希望自己花费较少，因此要求个人缴纳较少的税赋。尽管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非常普遍，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资源丰富的国家税赋明显偏低而且资源租金较高，原因可能在于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这种低税赋的要求非常强烈。在一个动态模型里，按照这种逻辑可能会发生过度借债和贪婪效应(Tornell et al.，1999)。最合理的资源利用方法就是平滑各时期的收入，然而，由于是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会要求现在获得更大的份额，而担心以后将会被分配给其他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石油出口国人均收入在增加，而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
    Rigobon(2006)提出一个模型研究政治家为了寻求连任而对赞助人进行政治寻租。政治家为了获得赞助者的支持，会对国有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满足赞助人的愿望。在Rigobon的模型中，资源部门兴盛一方面会增加资源的开采量，另一方面，将会吸引更多的赞助者进入资源部门，造成公共部门投资效率低下。当社会的制度健全时，资源部门繁荣会带来国民收入的提高。当制度质量很差时，资源的繁荣将会减少国民收入。政治寻租模型在制度质量很差的前提下才会成立。与企业家和个人寻租模型不同，这里的制度是指公共部门对资源的管理制度和公共部门的人事任命制度。政治寻租不仅仅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
    3.国内战争
    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世界上最混乱的地区莫过于海湾地区，这与那里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不无关系的，长期的战乱不仅使国内的生产停滞，还破坏了国内的投资环境，因而严重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丰富的资源引发战争的原因可以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和理性行为者的观点来分析。前者认为战争的爆发主要是源于自然资源的开采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政治权利的限制以及宗教等社会问题(Ross，2002)；后者则是出于理性人的假设，人们为了获取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形成反叛集团，最终战争爆发(Collier & Hoeffler，2000)。Collier & Hoeffler(1998)在研究98个国家的27场战争中发现，以初级产品占GDP份额为资源丰裕度指标是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估计系数非常显著。他们还发现，资源丰裕度和国内战争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一组更好的数据集证实了他们之前的观点(Collier & Hoeffler, 2000)。
    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仅会引发战争，而且还会影响到战争的类型、持续时间。Collier & Hoeffler(2002)研究了自然资源对不同类型国内战争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是分裂的内战(secessionist civil wars)还是非分裂的内战(non-secessionist civil wars)，自然资源都会增加它们爆发的风险，但是对前者的影响更严重，前者爆发的概率大约是后者的三倍。Reynal & Querol(2002)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他选取1960-1995年期间138个国家作为样本研究自然资源与道义战争(ethnic wars)和非道义战争(non-ethnic wars)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非道义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冲突中，自然资源富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而自然资源富集并不是道义战争爆发中的主要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富集的自然资源会延长战争的时间。Doyle & Sambanis(2000)认为自然资源财富与希望达成和平共识的动机是呈显著负相关的。Ross(2004)研究表明不希望达成共识的动机与战争的持续时间是呈正比的，因此可以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延长战争的时间。Fearon(200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发现盛产像鸦片、古柯等违禁品资源(contraband resources)的国家将会经历更长时间的战乱。类似的研究还有Ballantine(2003)等等。此外，Ross(2004)认为自然资源富集可能使一国经历的战争更加激烈，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五)政府决策失误
    政府获得大量意外之财之后容易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石油等矿产资源带来的意外之财，人们倾向于享受这些财富，人就会变得懒惰，因此政府是否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显得不是特别重要了(Sarraf & Jiwanji，2001)。第二，获得的这些意外之财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决定，从而偏离最优政策(Auty，2001)。国内投资政策失误、产业政策选择失误和忽视教育投入是政府决策失误的三个主要的方面。
    1.投资决策失误
    由于丰裕的自然资源能够带来巨额的财富，资源丰裕型国家忽视对经济中生产部门的投入。此外，基于对未来资源收入的良好预期，这些国家借入大量外债进行国内投资，在偿还外债时还需要考虑那时汇率的水平，这无疑将问题复杂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Usui，1997)。另外，资源丰裕型国家总是倾向于投资一些非生产部门。Lal & Myint(1996)认为资源丰裕型国家投资效率不高，主要原因是将资源所得投入非生产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和一些投资回报率特别低的一些项目上。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还将大量的收入用于建造宫殿和国际机场等一批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项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2.产业政策选择失误
    资源富足的国家在产业政策的选择也经常会出现失误，这些国家没有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来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资源富集型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都选择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这种政策最早是为了解决贸易条件恶化论而提出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通常会采取补贴和贸易保护这两种产业政策。
    对于本国幼稚的工业部门，当资源资源部门繁荣的时候，会转移一部分财富补贴工业部门，然而当资源部门不景气的时候，这种补贴政策就会被迫中止，因此，这种补贴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同时，采取补贴的产业政策会滋生寻租等社会现象(Sarraf & Jiwanji，2001)。资源部门为了减少转移补贴和工业部门希望增大补贴都会促使他们向有关权力机构进行寻租，最后导致政策僵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同样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一国希望通过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加快工业化步伐，降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然而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化工工业)的成长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长时间的贸易保护政策会使工业部门失去提高竞争力的动力，长时间积累会使经济结构受到扭曲，产业结构单一。另外，这种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控制着自然资源的租金，延长了政策失误和投资分配不当的时间，造成经济的进一步恶化(Auty，2001)。
    3.忽视教育投资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教育的差异是未来各国生产率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资源丰富的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不高，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资源部门和以资源部门为基础的工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不高，这些部门的兴盛，吸引了其他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降低了技能水平(Corden，1984)；第二，资源丰裕型国家的当局者对本国经济发展过度自信，因此忽视对教育的投入，他们把资源财富看作是最重要的保障，不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Gylfason(2001)进行跨国研究时，发现学生的入学率和资源丰裕程度呈负相关。具体来说，欧佩克(OPEC)国家青少年的入学率为57%，教育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而这两个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64%和5%。
    三、政策建议
    (一)套期保值
    对于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来说，建立一个能够平滑价格波动的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稳定收入可以使政府执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增强国家财政对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期货市场对初级产品进行套期保值是减少价格波动的一种有效途径。锁定未来商品的价格即确定了未来的收入，不再担心现货市场价格的波动，墨西哥为了防止石油价格下跌，使用期货套期保值的方法，稳定石油收入。
    (二)建立商品基金
    很多自然资源生产厂商都建立商品基金，或者进行储蓄作为未来的财富。最早也是最大的商品基金是由科威特和阿联酋在波斯湾共同创建的。商业基金专业化、透明化的运作以及不受政治干扰都会以基金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使基金财富实现稳定增长。商品基金的建立主要可以在以下三方面避免陷入“资源诅咒”：第一，商品基金的建立可以使“意外之财”与国内经济实体隔离，有利于防止通货膨胀发生。商品基金可以投资于海外市场，获取海外稳定的收益。第二，商品基金可以平滑各时期的收入。根据以往的价格走势制定出一个公允的价格，当世界市场价格高于所定的公允价格，基金吸收多余的收入，反之亦然。第三，这样的基金可以作为一种财富留给下一代，让下一代也能从可耗竭的资源中获益。此外，建立商品基金可以减少寻租和腐败的发生，也可以防止本币升值。建立商品基金成功的案例很多，例如挪威、印度尼西亚、智利以及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三)产业分散化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源部门，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降低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部门在经济中的比例，推动其他部门快速发展，这也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报告中所推荐的方法。沙特阿拉伯为了摆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投入巨额资金扶植本国非资源类产业，结果大量的公共资金进入了无效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Rumaihi，1986)。沙特阿拉伯产业分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政策通常是由政府指定，而实施这些政策的企业大都是国企，形成产业垄断，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与外国同类企业相比，没有竞争优势。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政府的引导下，将大量的资源收入对私人部门进行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资源丰裕型国家可以避免资源的“诅咒”。因此，在实行产业分散化政策时，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尊重市场规律，将资源形成的资本投入效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投资政策
    对于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来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投资既可以避免宏观经济陷入“陷阱”，而且有利于促进产业分散化，使经济能够实现持久的增长。Bevan et al.(1993)认为投资于私人部门是最合理的，因为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普遍高于公共部门。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博茨瓦纳的公共投资协助该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Love，1994)。此外，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挤出教育的投资也是破解“资源诅咒”的有效途径之一(Gylfason，2001)。
    (五)政治与体制改革
    建立民主制度被认为是切断“资源诅咒”传导的有效途径。加强法律的作用，做到依法治国，用法律约束统治阶级，杜绝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提高司法系统对于资源开采利润转移的监控，严厉打击腐败、寻租等行为，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同时，建立自由竞争市场，减少政府对国内市场的干预，让市场作为调节价格的主要方式，从客观上减少了寻租和腐败的发生，而且减少了利益分配的纠纷，减少了国内战争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四、启示与研究展望
    本文对“资源诅咒”的发展历程、传导机制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且根据相关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尽管有大量的文献支持“资源诅咒”假说，但是挪威、博茨瓦纳、马来西亚等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引发了我们对“资源诅咒”问题的重新思考。自然资源本身并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没有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缓慢的罪魁祸首，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资源就显得格外重要。尽管目前学者已经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探究了“资源诅咒”的成因及传导机制，但是我们需要从更宽广的视角去研究这一问题。
    从宏观经济背景来说，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该国在国际合作中分工的地位，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拥有较少的话语权，不平等的交易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就不能单纯考虑国内因素，还需要结合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进行分析；从研究方法来说，现在研究“资源诅咒”假说使用的方法更偏向于宏观，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入一些微观基础，例如可以使用博弈论和委托代理机制研究寻租行为，在研究个体行为时加入风险偏爱理论；在变量选择方面，应该恰当地选择资源丰裕度指标，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区分资源丰裕和资源依赖这两个概念，明确且合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是研究“资源诅咒”的前提基础；在研究制度因素对“资源诅咒”的影响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避免内生性的存在。此外，作为“资源诅咒”的另一条重要传导途径，资源开发所造成环境污染也应该引起广泛的关注，环境恶化阻碍了当地的招商引资，尤其是当资源临近枯竭时，环境问题及由失业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
    JEL Classification: Q32 L81
    注释：
    ①很多人对荷兰病存在着误解，认为“荷兰病”的发展意味着效率或者福利的损失，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荷兰病”的实质就是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人为造成的。人们之所以认为“荷兰病”不利于经济发展，是由于制造业存在着规模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而资源部门则不能，而且当自然资源枯竭，制造业发展日渐衰弱，经济就会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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