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SFA和DEA方法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TFP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2002年以后持续呈现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最初的资本、劳动和TFP三驾马车式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中国要想在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的转换，对此，我们在探讨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投资拉动/TFP改进
作者简介：武鹏(1983- )，男，河北秦皇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836。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①。这一醒目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浓厚兴趣，并掀起了一系列重大争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投入要素具有边际产出递减的倾向，在具有资源约束的现实情境下，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不可能依靠要素投入的拉动，而只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的不断进步来实现。如果“中国奇迹”的解释中不包含足够的TFP内容，那么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无疑将遇到一场严重的现实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理论是可以解释现实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若不包含显著的TFP进步，则不远的将来势必将面临增速下滑乃至陷入停滞的危险，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弗里德曼说：“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歧并不在于理论，而是在于经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首先，绝大多数研究者均遵从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大家并不否定边际递减规律，即使对理论的修正也往往是通过对TFP黑箱的进一步挖掘来实现。Aghion and Howitt(2009)通过总结既有实证文献对这一研究途径表示了支持，其指出，总体来看，经验性证据倾向于支持报酬递减，从而倾向于支持新古典模型。其次，相关研究即使提出新的观点或对以往的结论进行修正，也均借经验性的实证结果来予以支持。总结来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探究与解释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中国奇迹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其隐含着很多内在的问题和矛盾，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类似观点以Krugman(1994)最为著名，近期的相关研究，如张军(2002)、赵伟等(2005)、Wu(2006)、Quo et al.(2006)、江春等(2010)、Laurenceson and O'Donnell(2011)等，均表示了这方面的担忧；另一方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包含着显著的技术进步，其中有的研究还认为其在长期中仍具有持续的动力(易纲等，2003；Heytens，Zebregs，2003；陈宗胜，黎德福，2004；林毅夫，任若恩，2007)。
    综上所述，无论相关研究的结论如何，其证据均是来源于经验事实的支撑，而鉴于核算方法、数据上的差异，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研究结论差异甚大。为此，我们的研究将从方法调整和数据讨论入手，以期尽量得出准确的核算结果和客观的研究结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现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实证性研究大多侧重于客观数值的计算，而缺乏诸如郑京海等(2008)研究对核算结果的较为深入的讨论。对此，我们将力图在描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基础上，对其成因加以进一步地探讨。
    二、方法设计及说明
    1.估算方法的设计
    增长核算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利用统计资料直接给定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参数，进而求出产出与投入间的TFP余值：二是基于样本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来估算生产函数中的参数或者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来求得TFP。前一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参数设置的可靠性，通过探讨间接的统计资料所得出的弹性值，其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直接验证的。对此，理论上的一个可操作性方法是通过资本、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来估定，但是排除相关统计资料可得性的限制，②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发育过程中，近乎真空世界中实现的一般均衡结论很难套用于中国，尤其是不能运用于改革之初计划经济仍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后一种方法在中国一般是基于分省数据展开，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索洛余值法。但是，这种方法假定所有生产者在技术上都是充分有效的这一点，明显不符合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为此，Farrell(1957)提出了生产前沿面的概念，并指出现实中往往只有部分生产者能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其余大部分的生产者的效率往往与前沿面所示的最优生产效率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具体的测定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参数方法，也称为数学规划方法，在目前的应用中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DEA)最具代表性；另一类是参数方法，也称为统计方法，目前以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以下简称SFA)的应用最为流行。关于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已有相当多的探讨，本文这里不再系统性地介绍，而是针对本文的研究加以讨论。
    我们认为将DEA和SFA方法相结合会获得良好的收益。首先，各地区在经济结构、禀赋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异质性,DEA方法以原始数据直接计算会将这些地区性的特征加诸到全国生产前沿形式之上，将会使得计算过程中的生产形式无法反映全国整体性特征。如上海、北京等以城市经济部门为主，且往往处于前沿面之上，那么以此中心城市作为前沿计算，将会有很多其所对应的径向范围内的普通省份的效率被低估。而SFA方法可以通过剔除随机产出来解决省份间的异质性问题，进而可将投入数据加工成与全国生产结构更为贴近的样本集合。其次，SFA方法需要建立生产函数模型来测度效率，而模型的形式是受到实践限制的，虽然有的研究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克服这一点，但是效果依然不会理想。估计结果的系数显著性难以保证，且具体计算各样本点的效率时很可能会出现异常值。尤其是，超越对数模型在跨期计算过程中经常引入时间趋势项，这等于赋予了要素弹性和技术变化以某一固定的上升或下降轨迹，而现实中的情形却又往往是非线性的。这种模型与现实的差异往往会导致时间与要素的交互项估计结果不显著。而DEA方法灵活的前沿面构造可以克服这一问题，尤其是当剔除随机产出后，投入产出样本集的数据将更加具有一致性趋势，进而前沿面上的样本很可能增加，前沿面将变得更为平滑，这将明显增进分省样本偏少情况下的计算精度。有鉴于此，我们将首先利用SFA方法来逐年剔除分省样本的随机影响，然后基于加工后的数据利用DEA方法来计算TFP。
     
     
    对于无法得到单独归类的余额部分所占比重，我们可以计算如下：
     
    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无法得到归因的耦合部分越大，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要素和TFP构成比重变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研究计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以TFP变动率比上经济增长率来表示，这事实上是将要素和TFP耦合部分的贡献全部纳入TFP的贡献之中，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度量误差。具体的误差变动规律较为复杂，我们这里不再展开讨论。此外，个别年份中要素和TFP耦合部分的贡献有可能偏大，对此，我们在分析中将更多地注重于总体趋势。
    三、数据及相关讨论
    本文的考察时段为1978～2010年，时间跨度涵括了改革开放至今，样本截面为中国29个省级地区(重庆与四川合并为一省)。考虑到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多，且其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极低，不会明显影响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本文未予考虑；由于物质资本计算中需要较长的年限来平抑初始资本存量设置的误差，而重庆的初始年份数据距今较近，为了尽量保持数据的精确性，本文将重庆和四川合并计算。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产出，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两项。其中，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2000年不变价进行了平减处理；物质资本采用张军等(2004)提供的方法计算获得，并同样按2000年不变价进行了平减处理；劳动力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以上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类似上述对数据的简要说明常见于相关文献，下面我们将对此进一步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这是因为，对于要素与TFP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贡献的估算，其准确性首先源于对要素投入规模的合意度量。应当说，这在现有文献中的相关讨论是极为缺乏的，同时这也是造成难以客观评判各种莫衷一是的研究结论的关键。
    就物质资本来看，由于中国没有直接的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相关研究均需对其自行展开估算。然而，各种研究的估算结果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Wu，2007)，根据永续盘存法，差异的来源可能包括初始资本的设定、投资流量指标的选择、折旧率的选择三个方面④。其中，初始资本设定的误差将会随着估算年限的延长而不断被稀释。考虑到本文所采用的张军等(2004)所提供数据的估算起始期为1952年，距离本文考察的起始期1978年有26年的间隔，我们可以认为初始资本设定的误差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是很微小的。⑤
    在投资流量指标的选取方面，主要的争论在于是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还是利用新增固定资产指标。《OECD资本度量手册》(2001)中建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流量，张军等(2004)、单豪杰(2008)等大部分相关研究均对此表示了支持。然而，Holz(2006)认为新增固定资产指标更适合作为投资流量指标，李宾和曾志雄(2009)沿用了这一口径来计算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根据“进入总量生产函数的资本投入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张军等，2004；单豪杰，2008)的原则，我们认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较之新增固定资产指标要更为适合作为估算物质资本的投资流量指标。这是因为，新增固定资产中仅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等内容，而不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所涵盖的“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以及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等无形固定资本”这些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投资，⑥也就是说，相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新增固定资产的统计口径偏窄，这会遗漏部分要素的贡献，进而高估TFP的贡献。⑦尤其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革命，将软件排斥在资本范畴之外也是明显不妥的。
    在折旧率的选择方面，现有研究之间的分歧较大，被广泛采用的数值高度集中于5%左右和10%左右两档。设若5%的折旧率，依中国法定残值率3%～5%计算，资本的平均服役年限要高达58～68年，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首先，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外先进设备的不断引进和设备自主研发能力的持续提高，设备的精神磨损是比较快的。对此我们在下面讨论资本弹性时还要涉及相应的论述。其次，随着改革之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经历了持续快速的重构过程，⑧建筑普遍未达到设计寿命便被拆毁重新设计建造，如今，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已难以轻易觅得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旧建筑。再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档次的提升，城乡住宅和商铺以及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也多在未达到设计寿命之前便被拆掉后重新设计建造。综上所述，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资本的实际使用寿命要大大短于其设计使用寿命。那么，一边是接近于设计使用寿命的5%左右的折旧率，一边是接近于实际使用寿命的10%左右的折旧率，如何取舍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认为，Maddison(1993)、Maddison(1998)、张军等(2004)、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王志刚等(2006)、单豪杰(2008)、李宾(2011)等研究在对折旧率的处理上相对更为可取，避免了计算过程中资本对TFP贡献的“侵蚀”。
    劳动要素的合意度量应兼顾数量与质量，即应以人力资本存量来代理劳动力数量指标，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还很难将劳动质量方面的内容纳入进来，因为关于人力资本的度量还远未形成统一意见，实践操作中困难重重：首先，人力资本包括技能和健康两个方面，但是各自的相对重要性或者说权重却难以确定，并且两者间很可能存在无法捕捉的非线性关联；其次，现有研究在实证中更多关注了劳动技能，但受数据可得性限制，都只能以受教育程度来代理，鉴于应试教育下的高分低能、学非所用现象在中国是广泛存在的，受教育程度能否较为精确地代理人力资本仍存在疑问，如果不能确定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之间有接近于1的相关性，那么人力资本的弹性估计将会是有偏的,进而生产函数中的物质资本和TFP估计结果也会被“篡改”；再次，就我们的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有文献之间观点和数据打架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以致我们难以确定各种人力资本代理变量可能出现偏误的方向。⑨因此，我们的研究采用了原始的劳动力数量指标——由于中国的人力资本是逐年提高的(易纲等，2003)，就这一指标而言，我们可以确定偏误产生的方向是持续向下的。进一步地，如果劳动要素的弹性占比和波动幅度均是较小的，我们可以预期这一向下的偏误所带来的影响也是较小的。如郑京海等(2008)在调整了劳动力质量之后所估计得到的要素弹性及其变化方向，与我们下文的研究结果便十分接近，未产生显著的偏离趋势。
    四、实证结果
    1.中国改革以来的TFP变动
    我们首先利用SFA方法逐年剔除了样本异质性的影响。计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与资本的弹性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我们同时也计算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结果，其除了资本与劳动项的系数显著外，其余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同期内各省份的要素产出弹性并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展开估算是适宜的。基于加工后的样本，我们计算了DEA-Malmquist指数。跟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采用样本简单加权的整体效率变动结果，而是采用GDP加权计算的方法，具体权数采用的是跨期的几何平均值。⑩这是因为，简单平均是针对各个样本进行独立考察所设计的，主要用于评估个体的效率水平在总体样本中的相对位置及其表现优劣，而我们要计算整体效率则必须考虑不同样本的重要性差异，如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的效率变动将对整体效率表现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其变动幅度与全国平均值之间的差异较大，那么，简单平均计算将会令全国整体效率变动结果亦随之产生较大的误差。下面，我们将加权计算得出的中国1978～2010年分省TFP及其构成变动列于表1之中，为了展示加权计算的必要性，我们同时还列出了简单平均计算的TFP变动结果。
     
     
    由表1的内容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直观认识：
    第一，虽然整体来看，改革以来TFP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贡献，但是，一方面其数值水平相对于快速的经济增长而言明显过低，积极作用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其时间趋势上的变动较大，阶段性特征明显，尤其是近9年其持续保持着负增长态势。具体来看，中国TFP变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92年，该阶段中由于改革进程的骤起骤落，TFP变动也显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其极差高达近11%，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值，但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效率改进是最为突出的，年平均达到了2.74%。第二阶段为改革重启至经济软着陆的1993～2002年，该阶段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已经巩固确立，TFP变动的波动性特征亦随之消失。虽然该阶段TFP变动整体上为正，年平均改进0.67%，但已明显表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第三阶段为国民经济由通缩转向快速增长的2003～2010年，该阶段中虽然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高位，但TFP变动却始终为负值，年平均退步1.32%，且表现出了一定的逐年恶化趋势。
    第二，从构成来看，技术进步是中国TFP改进的最主要来源，其年均进步速度达到1.33%，要高于TFP的表现。规模效率提高对中国TFP改进也具有正向的影响，其年均进步速度相对较慢，为0.27%。纯技术效率对中国TFP改进具有负向影响，其年均退步速度为0.27%。综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技术前沿的推进难以完全转化成TFP的改进，这意味着技术创新缺乏向全社会快速有效传播的渠道，技术引进难以被充分地消化吸收。着眼于区域样本而言，则意味着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相比，技术优势日益明显，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分化现象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
    第三，比较几何加权平均计算和简单平均计算的TFP变动结果，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是前者的水平值接近后者的两倍；二是前者的波动性要明显小于后者，经计算，前者的变异系数仅为后者的一半多。(11)这说明，很多研究以简单平均值来核算整体TFP变动情况是不妥当的，其有着近一倍的测算误差。即使排除研究数据与方法上的差异，基于中心极限定理和大数定律，我们也可推测不同研究方案下的结果差异依然不会得到明显弱化。这从一个侧面显示，经济体量大的省份较之经济体量小的省份在TFP进步方面有着更好的表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随之更为明显地依赖于经济大省的表现。
    2.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根据前述方法我们计算了中国改革以来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具体结果列于图1和图2之中。
     
    图11978～2010年中国资本、劳动和TFP的变动
     
    图21978～2010年中国资本、劳动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
    由图1和图2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改革33年来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92%，占要素与TFP能够独立解释部分的九成。贡献值数据显示，考察期间仅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便可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除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突出外，投资拉动作用还具有长期中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特征，尤其是近10年其持续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以贡献值来看，平均每年都要提高近1%。图1显示，自1993年以来，资本投入增速长期明显高于GDP增速。目前来看，这一高投入的趋势尚有一段时期的持续能力，但是随着能源、矿产等要素价格的提高，投资拉动的持续性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二，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这一方面是源于人口更新换代速度的客观制约，其在投入量上的变化幅度较小，另一方面源于长期过剩的劳动力供给抑制了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同样由于人口更新换代速度的客观制约，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未出现较大的绝对值波动。排除1998年前后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外在就业冲击，可以看出劳动的贡献水平具有缓慢下降的总体趋势。这主要是源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耗，而与此同时受结构转型滞后的困扰，劳动力市场并未对此作出足够积极的回应。最明显的事例便是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
    第三，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略高于劳动投入，但绝对水平仍较低。随着TFP进步的逐年下降，2002年之后，TFP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逐渐拉大。目前来看，中国TFP停滞所导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态势已愈发令人担忧。此外由图1可以发现，中国的TFP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同步变化关系非常明显，这表明从整体上来看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TFP的变化内生决定了要素积累的变化速度，进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对于GDP的直接贡献(Barrow and Sala-i-Martin, 2004)。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可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85年，体制改革与治理“文革”之后国民经济的创伤一道展开，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为平衡的贡献,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三驾马车各显其能的态势。第二阶段为1986～1997年，正值改革由徘徊的多事之秋到重启之后的第一轮经济增长热潮结束，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剧烈起伏，资本投入和TFP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波动，但在波动过程中，资本投入逐渐拉开了与TFP之间的距离,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来源，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以资本投入为主的一正二负式格局。第三阶段为1998年至今，此间中国经济经历了软着陆和重启改革后的第二轮经济增长热潮，政府宏观调控的技术和手段逐渐成熟，对经济干预的力度逐渐增强，资本积累率也随之进一步提高，但是经济转型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12)此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的态势，劳动投入的作用逐渐趋于中性。虽然目前来看，粗放的高投入式增长暂时抵御住了效率维度缺失的制约，但是这一反向角力态势的逐渐强化将可能随着资源约束的触顶而引发严重的增长危机。应当说，中国表面上仍维持着的经济快速增长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要想在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变。
    五、成因解释
    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明显特征，即投资拉动的作用持续保持很高的水平；效率驱动的作用逐渐弱化，直至走到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动力转换成因的探讨。
    改革之初，中国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迅速地恢复与增长，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掌控为实现贫穷状态下的高积累创造了制度条件，从而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跨越了贫困陷阱，走上了持续增长道路。需要提到的两点是，农村改革的率先实行，不仅夯实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也保证了高积累状态下群众基本生存资料的满足；当物质极度匮乏时，平均主义大锅饭能够尽最大可能释放生计水平以上的收入转作积累。以上两点是保证改革之初“低收入、高积累”能够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所猛烈激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对外开放所引进的先进技术，也带来了改革初期TFP的较快增长。因此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要素积累与TFP进步两个方面均有较为突出的表现。
    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改革过程表现为时进时退的态势，而这与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缺乏经验与制度规范的银行体系在竞相发展的年代中超发了大量的投资资金，引发了改革期间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旧有计划体制根深蒂固的城市经济、工业厂矿，改革的任务相当艰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成了当时形象的写照，时放时收之间所带来的经济秩序紊乱也引致了投资和TFP的剧烈波动。
    1992年改革重启之后，被压抑已久的国民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样由于缺乏经验与制度规范的银行体系，造成了不久之后的改革期间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从这一次通胀开始，投资与TFP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以较低的管制配给价格获得贷款之后，资金使用者缺乏有效利用资金的足够动力，其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率往往也会相应较低；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往往与资产泡沫接踵而至，过多的资金造成了资产价格的上涨，而资产泡沫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等缺乏创新的产业出现虚幻增长，如在此期间便爆发了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充斥资金的时候，意味着积累率在提高，消费率在下降，这时候将资金用于生产消费品势必面临缺乏国内市场的问题。由此，一方面消费品生产者利用人口红利提供的价格竞争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资金更多地运用于了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面对产能的持续扩大和国内消费能力的持续降低，投资和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循环累积的作用下，消费变得愈发乏力。当国外市场仍未饱和、劳动力价格持续低廉时，低效率的生产模式便难以在强有力的竞争压力和资源约束的作用下得到转变。
    1997年的经济软着陆和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国走向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道路。在从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之后，由于社会投资乏力和经济停滞的连带风险增大，政府利用不断增长的财政能力直接参与扩大投资，从而保持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持续重要贡献。(13)由于政府职能的限制和在公共品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这一时期的财政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方面间接扩大了社会产能，另一方面扩大了钢铁、水泥等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的传统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与此同时，人民收入的增长却相对缓慢，相对于生产能力增长而言的全社会消费水平持续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虽然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便已被广泛觉察到，但限于对改革风险的畏惧和意识形态的掣肘，本可以通过渐进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最佳的启动时机。党的“十五大”之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被动推进，城镇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岗浪潮，这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阵痛。大量下岗职工在较短的期间内一同涌进劳动力市场谋求再就业的同时，由外资、民营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却非常有限，大多数的下岗职工又难以骤然适应直接面对市场的自主创业，(14)这便压低了全社会的劳动收入水平。二是在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的同时，各种社会保障体制却未及时建立起来，随着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收购的推进，旧有的与所在单位捆绑在一起的保障制度也随之被打破，与此同时，原本价格较为低廉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价格却随着市场化而快速攀升，这迫使人们要更多地去做预防性储蓄，进而压低了消费水平。三是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通常只是半个凯恩斯主义的，即在撬动投资方面表现得异常积极，而在通过减税、补贴国内消费和再分配等措施来促进内需扩大的方面却乏善可陈，相反地，大量的消费补贴则被用在了出口方面。(15)结合起来看，投资的持续高水平运行和内需的愈渐乏力引致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体制内冗余劳动力的释放压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促使以低成本为依托的外向型出口经济模式被再度强化。
    2003年国民经济迈出通货紧缩状态之后，货币政策被重新拾起,并开始进入了一轮长达近10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周期。在此期间，除税收快速增长带动下的财政性投资继续保持了通缩时期的水平外,资本价格管制下的低融资成本和地方政府“增长饥渴症”驱使下的融资平台建设，推动前一轮通胀下的情景得以再度重现：对铁、公、基等生产建设的狂热投入，进而带动了生产资料行业的快速扩张；房地产投机泡沫与建设高潮再度重现，且疯狂的程度远超20世纪90年代中期。(16)在此阶段，国有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拥有诸多或明或暗的政策性保护得到跨越式的成长，但由于缺乏竞争没有提高效率的足够动力，生产经营过程中铺张浪费严重,并且其在诸多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挤出也使得可能的效率改善无法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政府用于再分配的资源持续被投资占用、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行政垄断引致的行业收入差别持续扩大，这使得居民收入水平依旧难以跑赢GDP，两极分化的分配模式被持续强化。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脱离需求低迷、成本攀升的实体经济领域而转向房地产、艺术品的投资和炒作，这进一步做大了经济泡沫，引致社会生产资源的高度错配；另一方面，过剩的产能依然要依靠国外市场来解决，出口优势被长期固化在了低成本而非产品创新的路径上。Jacobs(1969)曾以底特律的发展为例指出，过分专注于汽车出口方面的优势，削弱了该城市在其他方面的开发工作，充满创造性的新兴产业无法兴起，进而将该城市的经济发展引向了末路。就中国而言，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环节，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出口部门更专注于过程创新而非产品创新，即其创新更多地体现在以更经济的方式生产一种旧有的产品，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与对手形成价格优势。与此同时，更富效率的产品创新长期由发达国家或地区来主导。由于基于产品创新的研发环节的绩效要大大高于基于过程创新的生产环节，以及生产环节中厂商的竞争强度也要高于研发环节，使得中国在整个价值链收益的分配上所获甚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强大能力，令社会投资率总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不至于因社会投资意愿的缺乏而陷入低谷；二是政府将大量税收收入用于投资而不是转移支付，这在造成高投资率的同时，还挤压了居民收入；三是居民收入的相对持续下降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降低了社会消费能力，资本投入只能投向基础设施和大宗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但这些缺乏创新的产能部分的扩大将会拉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表现；四是人口红利除降低了居民收入水平外，还降低了劳动投入价格，国外市场未饱和时，这一成本优势使得缺乏创新的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得以长期存在，即使是被普遍视为技术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实际上也是大量分布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贸易领域。
    六、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以资本投入为主要动力来源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不可持续性的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于现实中资源瓶颈的约束，而且还来自于经济结构转换的紧迫性。近来的经济状况表明：国外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过度的投资及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难以被进一步消化，单纯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长期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及限定低廉的名义资金使用价格、通过资金的行政配给和土地杠杆撬动的天量信贷，将不可避免地引致资产泡沫化和通货膨胀高企，即使经济紊乱的情况能够得到控制，也将给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会降低经济体系的效率表现。对此，我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和相应的金融体系改革，将资金的机会成本充分反映到资金价格中去，从而在根本上抑制低效率的粗放型投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同时也将提高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还应积极推进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打破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率资金配给状况，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仍明显地具有银行主导型特征，围绕银行体系展开的改革是当下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核心环节。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推进两个方面改革的深化。一是要逐渐卸下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在微观层面业务的经营上弱化政府意志的影响，从而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富有效率的经济主体，降低金融体系的坏账率以及由其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连带风险。二是要避免过多地依赖银行机构来执行频繁的、幅度较大的货币政策，以防止政策失误的成本向银行体系的转嫁。
    第二，政府需要有选择有计划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劳动收入的GDP占比，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增进居民福利，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以化解预防性储蓄压力，进而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提高，引领经济发展由畸形的“过度积累—扩大再生产”，转移到供需平衡的发展轨道上来。此外，还应重视缩小居民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缩小构成了居民整体收入差距一半内容的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抑制过度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将相应的资金疏导到具有创新性和成长前景的新兴产业中去，从而降低技术进步缓慢的传统产业的比重，改善产业结构。当然，对于已有研究指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TFP增长的正面效应(刘秉镰等,2010；刘生龙，胡鞍钢，2010)，本文并不否认，只是说，在发挥其正面效应的同时，应考虑到公共投资边际成本过高和配置的问题，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机会成本。在房地产开发建设方面，应充分意识到鄂尔多斯、温州、海南等地已爆发的危机，限制目前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已普遍存在的过度开发建设行为。这在引导投资合理配置的同时，还将有助于降低经济体系运行中潜在的巨大系统性风险。
    第四，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性质的转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和参与，把政府由兼职的运动员打造成专业的裁判员。当下还尤需注意的是，采取有力的制度性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地方债务本质上是以当地的财政和居民财产作为背书，由于官员任期制所引致的即时效应偏好，以及问责制度的缺失，政府官员倾向于过度发债，其结果将导致巨大的财政风险，乃至引发波及全国的信用链条断裂和金融危机。当务之急，一是要建立独立的地方政府信用体系，明确剥离其与国家信用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公开地方政府债务，让市场资金可以根据明确的信息来规避可能的风险；三是要在禁止利用土地等大宗资产进行抵押的同时，进一步限制其他可能引致金融风险、损害社会福利的获贷方式；四是要在清查地方政府债务的基础上，制定清偿方案并予以严格执行，同时对未来的债务规模、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等作出一定的规范性限制。
    第五，改进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有意识地促进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质性放开某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以期通过平等的、较充分的竞争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表现。与此同时，这还将有助于扭转持续扩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提高国民经济中消费的比率，引导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逐渐走向均衡。目前，虽然国有企业的总体盈利状况要大大好于国有企业改革三年攻坚前的时期，但这在较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的明显改进,而是源于对行政权力所构筑的市场垄断租金的攫取。如，国有企业的整体利润大多来自于行政垄断行业的企业，而处于竞争性较强行业的国有企业，在盈利方面的表现则往往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考虑到银行体系给予国有企业外源融资时的低廉价格和国有企业在土地使用过程中的较低成本时，国有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还将更为糟糕。然而，垄断利润和政府背景所带来的经营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国有企业现存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垄断租金催生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也在阻碍着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推进。面对已驶入深水区的改革，迫切需要通过国家意志来予以强制推进，此时对下一步的改革展开“顶层设计”便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成为包括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各种领域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注释：
    ①2010年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有个分组标准：按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计算，1005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1006～3975美元是中等偏下水平；3976～12275美元是中等偏上水平；12276美元以上为富裕国家。
    ②生产税净额难以分清多少是来自资本、多少是来自劳动。
    ③在中国，年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出水平变化虽然较大，但一般不超过12%,近似线性分解是可行的。只有在对个别极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进行分解时，这种方法才会造成较大的误差。
    ④1993年之前中国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核算国民收入时有可直接利用的积累数据，但其后中国转而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这时投资流量和折旧率便需要纳入物质资本估算的考虑视野。
    ⑤李宾(2011)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其得出的结论是“1952年资本存量的选择对于1978年及之后的估算结果影响甚微”。具体地，依张军等(2004)所提供的折旧率9.6%计算，初始资本设定中的误差规模将在26年后衰减至仅存留8%的水平。后面，我们还将进一步说明使用这个折旧率的适宜性。
    ⑥我们这里并不是重复张军等(2004)、单豪杰(2008)等研究所提出的理由，因为在他们提出了上述投资流量取舍原则后，并未其在论证过程中指出本文所提出的理由。他们文中用这一原则是为了论证生产“劳动”的固定资本也应作为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投资流量而纳入物质资本的估算。
    ⑦李宾和曾志雄(2009)的研究结果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TFP对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较为稳定的正向贡献。
    ⑧一般性的重构规律是，城市中心地带的工业和居住区逐渐演变成中心商务区,工业区从城市内部搬离至土地成本较低、所产生污染对人群生活健康影响较小的城市外围及郊区,居住区则位于中心商务区和工业区的中间地带，以最小化日常出行成本。
    ⑨根据Mincer(1958)论述，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率是有差别的，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彭国华(2005)在计算TFP时运用了Mincer方程估算人力资本，其所采用的不同教育阶段的收入弹性来自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2004)，但事实上他们的数据是转引自Hossain(1997)利用1989年的微观数据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一次估算。以某一个别年份的估算结果直接应用于跨越30余年的样本显然是不妥当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重大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言。
    ⑩如计算1979年的加权效率变动,我们将某个省份1978年时GDP占全国比重和1979年时GDP占全国比重分别算出，进而取这两者的几何均值作为该省效率的权重值，这一取几何均值的思路与Malmquist指数是一致的，其较之拉氏指数、帕氏指数和以上两指数的简单平均处理可以更好地避免偏倚。
    (11)几何加权平均计算下历年TFP变动的变异系数为2.647，简单平均计算下历年TFP变动的变异系数为4.727。
    (12)资本投入和TFP的贡献围绕着8%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呈对称分布。
    (13)当时大范围的下岗失业、流动人口的大幅增加均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一旦经济增长无法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将有可能引致社会动荡，缺乏足够经济支撑下，政府也难以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措施来应对危机的发生。
    (14)虽然同样是施行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不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长期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而在中国，当一个走向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被分配到了某个单位之后，通常其一生的生活和工作便与该单位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关系甚至可以通过“顶班”等方式延续到其子女一辈。因此，当时赶上下岗风潮的中国城镇职工，在择业上多已习惯于由组织分配来主导，在工作上多已习惯于拥有编制保障的安稳环境，在岗位上多已习惯于同事间较弱的竞争压力,进而一时间难以适应被迫向自主择业或创业的突发性转变，以致城市中生活困难的家庭数量骤然增多。
    (15)由于中国接受补贴和退税的出口商品基本上均属于竞争性的，这就使得对产品的出口补贴和退税大部分都转化成了商品价格的降低，进而实际上是给国外消费者提供了消费补贴。
    (16)政府的增长饥渴症常被归结为官员升迁激励的结果，但是实践中发生的诸多事例表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公共建设资金是寻租的重要目标，分配公共建设资金是官员致富的重要途径。部分政府官员热衷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在花钱的过程中才能够将部分钱财收入自己的囊中。如，众所周知的，政府采购的中标价格往往要大大高于实际市场价格。此前《新世纪周刊》在铁道部腐败窝案曝光后对动车采购的报道显示，“大理石洗面台,记者在北京居然之家看到的市场零售价为每延米3000元，量大还可打折到2000元；动车上2延米左右的洗面台一个购买价为2.60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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