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按语
    本文节选自田国强教授即将于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中文教材第一章前半部分，略作编辑调整，全文4万多字，将以连载形式刊发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7、8期。文章主要针对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现代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性认知上的误区，探讨和阐述了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包括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等内容。文中讨论的不少主题和内容曾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去年下半年与许小年教授在微信群的讨论中论及。
    摘要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逐渐确立，现代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然而，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于现代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性还存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厘清。为此，本文主要探讨和阐述了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包括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等内容。现代经济学由假设、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解释和/或预测）组成，其中一个核心假设是利己性假设，这些结论从假设、约束条件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理论，一是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及明道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更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相为促进，并且均可用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理论，又得益于经济理论的发展。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和好的治理只有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互动互促的综合治理框架下才能运作有效。这样，唯有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及其视野之下的市场制度，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真正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的本质；现代市场制度；核心假设和关键要点；国家治理。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资源稀缺和个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决策的社会科学，通过内在逻辑分析方法及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个体和社会选择问题，是建立在对选择问题的系统探索上。具体说来，它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含个人、家庭、企事业、团体、政府、国家）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最佳权衡取舍的学科。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欲望（即需要，wants）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矛盾和冲突才产生了经济学。贯穿经济学的整个核心思想就是在资源有限（信息有限、资金有限、时间有限、能力有限、自由有限等）和人们欲望无限这一对基本约束条件下，迫使人们对资源的配置作出权衡取舍的最佳选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资源配置中，任何经济制度，无论是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自由经济，还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半市场、半统制的混合经济，都离不开以下四个基本问题：（1）生产什么及生产多少？（2）产品如何生产？（3）产品为谁生产、如何分配？（4）谁来作出生产决策？这四个问题是一切经济制度都需要回答的问题，但不同的经济体制却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判断一个制度体制是否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本因素就看是否能够较好地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类：（1）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安排。所有四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回答，政府决定大多经济活动，垄断经济决策和行业：决定行业准入、产品目录、基建投资分配、工作分配、产品价格和工资等，风险由政府承担。（2）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大多通过自由交换体系组织起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决策由企业和消费者分散作出，风险由个人承担。
    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每一个经济制度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关键是以谁为主。面对个体的逐利性和信息的分散性，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安排的根本弊病，就在于不能解决好信息和激励问题，而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采用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安排的国家无不以失败告终，而中国要搞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降，现代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然而，现实中人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和方法还存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厘清。对此，尤其是经济学的方法论，笔者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等多篇文章中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回归本源、回归常识，正确认识、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一、现代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制度
    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上世纪4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它以个体通常逐利为基本出发点和通过引入和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对现实进行历史和实证的观察，进行严谨地内在逻辑分析上升到理论，然后再回到现实进行观察、检验——来系统地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系统探究，既涉及到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由于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需要既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往往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及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三者缺一不可。现代经济学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同时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体进行学理性分析，既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有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及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加以检验和考察。的确，在最终的分析中，所有知识皆为历史，所有科学皆为逻辑，所有判断皆为统计。这就是为什么熊彼特认为，一个经济“科学”家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作经济分析时是否采用了三要素：第一，理论，要有内在逻辑分析；第二，历史，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第三，统计，要有数据，有实证的分析。
    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是一门看似简单，其实是难以学好、掌握、透彻理解和真正领悟的一门非常艰深学问。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个体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家庭或个人层面，在通常情况下逐利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性的：一个人说了一番话，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即使两眼盯着看，好像聚精会神地在听讲，也不知道是否真正听进去了，从而增加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样，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应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就成了经济学各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和主题。由此，它与自然科学有三大重大差别：（1）经济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而自然科学一般不涉及到人的行为。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比如生物学和医学有时候也涉及到人的行为。不过，这些学科基本不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经济学考虑人的行为时则主要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旦涉及到人，由于人心隔肚皮，信息极度不对称，处理起来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和复杂；（2）在讨论和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作描述实证性分析，也要作价值判断的规范性分析，由于人们价值观不同和涉及到利益，如有人偏重资源配置效率，而有人强调资源配置平等，个体间对经济改革和政策看法往往也不同，往往容易引起很大争议，而自然科学一般只做描述性的实证分析，结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3）一个经济结论或理论作为政策一旦实施，影响面会很大、很宽，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或医死只是个别人，经济学应用不好影响的却是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到社会、群体和个人，因而不能轻易地拿社会作实验检验，而自然科学绝大多数领域没有这个问题。这三大差异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为复杂和困难。
    从而，正确理解、学好和掌握及深刻领悟现代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都十分重要，不仅可用于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经济行为，确立目标，指明改进方向，更重要的是以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和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作为辅助，根据成因进行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从而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和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占首要地位，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就是由于它有非常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其分析工具，其基本思想、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威力巨大，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并被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及日常生活当中，甚至也有助于当好领导、搞好管理、做好工作，以致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无所不能的学科。
    1.1 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分类及相互关系
    如前所述，现代经济理论是一种从给定前提假设下演绎结果的逻辑推理，与数学类似，是一种公理化的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由假设或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解释和/或预测）组成，这些结论从假设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这种逻辑分析方法对清晰地阐述问题非常有帮助，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复杂性。经济学就是基于经济理论对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进行评估并作出预测。按照功能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远离现实的基准经济理论，而另外一类理论则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从而这两类理论都异常重要，是一种递进的相辅相成关系，都可用来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结论和进行预测。
    第一类理论主要是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环境作为理论背景的，提供的是在相对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因为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论断都是相对而言的，否则无从进行分析和评价。自然学科的物理学科如此，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也是如此，因而需要提供基准理论。比如，有摩擦的世界是相对无摩擦世界而言的，信息不对称是相对信息对称而言的，垄断是相对竞争而言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是相对技术、制度固化而言的，因而我们必需首先发展出相对理想情形下的基准理论。就像物理学里的一些基本定律、原理是在无摩擦的理想状态下成立的，现实中有吗？没有，但是这些定律、原理的重要作用谁能否认？它们为提供解决现实的物理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准定律。同理，为了更好地研究更为现实、有摩擦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我们也先要研究清楚无摩擦的理想情况，以此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一日千里，发展迅速，没有这些理想状态下的经济理论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是不可想象的。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假定经济信息完全、交易成本为零、偏好和消费偏好和生产集都是凸的等正则性条件，就是第一类基准经济理论，提供基准点和参照系。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想状态的经济作为基准点，尽管没有人为设置的目标，论证了只要个体逐利，自由竞争市场就自然地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严谨表述），
    从而应该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参照系，为我们提供了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以此改善或改革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建立竞争市场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人认为理想参照系离现实经济太远而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作用，这是一个经常听到的特大误解。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就是由于现实和基准点和参照系太远，这正说明了中国需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中国要改革、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根据这些基准点界定的经济环境，我们需要进行松绑放权的自由化、民营化、市场化的改革，反对政府垄断资源和控制行业准入。同时，我们知道市场在许多情形下会失灵，一般均衡理论正好严格地界定了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起到了界定市场有效边界的巨大作用。所以，研究经济问题，推进改革，特别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都要从经济学的基准点说起，违反这些经济学常识，改革只有失败，这些基准点和参照系严格地给出了市场导致有效配置，从而成其为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正好指明了改革方向。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称之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理论，都严格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基准点，经济环境就是相对理想状态，同时，它一定是作为参数给定的，否则什么都是变动的，就无法讨论任何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中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理论中，经济环境包括基本制度、生产技术，因此必定是作为外生给定的。当然，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理论就是专门制度演化、技术进步的，从而也就不作为给定了。但不管怎样，即使为了研究制度变迁、技术进步，我们也需要先研究清楚制度固定、技术不进步这些给定的情况。既然在理性状态下的市场制度人类追求的目标，就是目标，不妨先将外生制度安排作为给定，先研究清楚具有什么好的性质。但由此将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是研究制度给定的情形，那就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范畴理解地过于狭隘了，许多关于现代经济学的争论由此而起，以为提供的只是第一类基准经济理论，从而将主要提供基准经济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价于现代经济学，认为新古典考虑的理想状态与现实世界不符合，就将现代经济学看作是固化的从而否定现代经济学，这是极大的误区。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起源于由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将斯密的理论整合而成的古典经济学，它不仅包括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样的基准理论，也包括许多更为现实的经济学理论。由于许多基准理论提供的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尽管有指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和现实相差较远，不一定能照搬用来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对基准理论进行修正，考虑有摩擦、更为接近现实的情形，发展出更多、更为接近现实的第二类经济理论，以此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解决具体现实经济问题。比如，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都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发展，新古典是将制度作为给定，而诺斯和赫维茨却将制度内生化，视作为可变化、可塑造、可设计的，制定出符合客观环境的各种制度安排，从而它们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学中每个严谨的经济理论都有其自洽的内在逻辑体系，无论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的第一类基准理论，还是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第二类理论，都必须给出适用的边界条件和范畴。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要用到这么多数学，就是因为理论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不认识和理解边界条件而盲目应用，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而需要借用数学来严格地界定其边界条件。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基础，非常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现象，强调从假设到推理到结论的内在逻辑，强调用数学和数理模型作为基本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证性和自然科学性，与其他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大不同。这也许是经济学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得到各界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许多人由于对现代经济学误解和偏见的原因，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具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从以上说明可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正如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
    1.2 现代经济理论的三大作用与市场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经济理论至少有三个功能或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提供基准点和参照系，以此给出追赶或打造目标，从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指导改革、变革及创新来促使现实经济运行不断向理想状态逼近。第二个功能是，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经济世界，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以此解决具体现实客观问题，这是现代经济学主要的内容。第三个功能是，作出内在逻辑的推断与预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是预测真理的唯一标准，许多时候如果仅用历史检验和已有的数据进行经济预测也可能会出问题，因而需要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许多理论上的不可能性结果可以用来避免实施许多现实中不可行的目标和项目。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结论在理论上需要很强的前提假设条件才能成立，那么客观现实更难满足这些前提假设条件，那么这个理论结果在现实中更不可能成立。
    通过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环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作出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以此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只要理论模型中的前提假设条件基本满足，就能得出科学的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基本正确的预测和推断，而不一定需要用实验，就能知道最终结果。例如，哈耶克关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论推断就有这样的洞察力。一个好的理论不用实验也能推断出最终结果。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一般不能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人们需要做的只是检验经济环境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假设是否合理（近些年来非常热门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就是从事检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假设等理论基础性方面的研究）。例如，社会不允许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而乱发货币。像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样，经济学家大多时候只能利用现有的数据和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和检验理论。
    当然，我们也不要将经济理论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期望经济理论能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经济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适合所有发展阶段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只有最适合某种制度环境前提的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市场的客观规律及个体（如消费者、厂商）在市场中的行为。具体地讲，研究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市场中如何达到和谐；市场通过什么途径配置社会资源；以及如何取得经济稳定、可持续性增长等问题。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主要就是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近年来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基础性界定为决定性。从而，研究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需要对什么是市场与市场制度，以及现代市场机制的功能及优越性有一个大致了解。
    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自愿交换的一种交易方式，它不仅指买者和卖者进行交换活动的聚集地，如现场交易和网络线上交易，也包括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易活动，如拍卖、讨价还价等机制。在学习微观经济学时，需要牢记市场中的任何交易都有买卖双方是重要的。对任何货物的买者而言，都有相应的卖者。市场过程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市场中卖者和买者相对力量的较量。这种力量的较量有三种竞争形式：消费者-生产者竞争、消费者-消费者竞争、生产者-生产者竞争。在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讨价还价的地位在经济交易中都受到这3种竞争来源的限制。任何形式的竞争都像一个惩戒机制引导市场过程，对不同的市场影响也不相同。
    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则是以价格作为引导，个体作出分散决策的一种经济制度，它通常是市场制度的一个较为狭隘的定义。市场制度或称之为市场体系则是所有与市场紧密相关的体制、机制（包括市场法规体系）的集合。市场制度是一种信息分散决策、自愿合作、自愿交换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迄今为止人类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最成功的手段。市场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经过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设计，而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演化过程。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秩序是社会世界中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的一种，“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制度而产生、发展，从而不断扩展延拓的。乍看起来，市场的运作是一件令人费解而惊叹的事实。在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的决策是由追求各自利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独立作出的，没人指挥和发号施令。市场体系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任何经济体系都逃不掉的四大基本问题：怎么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作决策。
    在市场体系下，由企业和个人作出自愿交换与合作的决策。消费者追求最大需求满足，企业追逐利润。为使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精打细算，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也就是说，对于效用相近、质量相当的资源，尽量拣便宜的用。企业的物尽其用和社会的物尽其用本不相干，但价格把二者联系起来了，其结果协调了企业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的高低反映了社会资源的供求状况，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情况。比如，市场缺木料不缺钢材，木料就贵钢材就便宜。企业为了减少开支多赚钱，就得尽量多用钢少用木料。逐利的企业这样做时没有想到社会的利益，但结果却完全符合社会的利益，这中间悄悄发挥作用的正是资源价格。资源价格协调了企业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解决了怎么生产的问题。价格体系还引导企业作出符合社会利益的产出决策。生产什么，谁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企业只有一个考虑：什么价钱高就生产什么。在市场体系下，价格高低恰恰反映了社会需求，收成不好，粮价上涨，就会激励农民多生产粮食。追逐利润的生产者就这样被引上了``救死扶伤''的正轨，生产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了。最后，市场体系还解决了哪位消费者得到哪件产品的问题。消费者如果真需要这件衬衫，就会出比别人高的价。只想赚钱的生产者就会只把衬衫卖给出价高的消费者。这样，为谁生产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这些决策都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散地作出的。这样，谁作决策的问题也解决了。
    市场机制就这样轻松潇洒地把看似水火不容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了。早在二百多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看到了市场机制的和谐和美妙。他把竞争的市场机制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手的暗暗指引下，追逐私利的芸芸众生不由自主地走向一个（不是人为设定的）共同目标，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仔细研究了市场体系是如何把个人利己心和社会利益、分工协作结合起来的。斯密思想的核心是，如果分工和交换是完全自愿的，只有认识到交换的结果会对交换双方彼此互利，交换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就没有人来交换。只要有好处，人们就会在利己心的驱动下自觉地合作。外力的压迫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即使语言不通，只要互利，交换照样进行。平时市场机制工作得如此之好，使大家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斯密以“看不见的手”为喻，指出了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然而，市场体系为大家造福的思想，无论在斯密的时代或今天，并未被所有人充分认识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则对斯密“看不见的手”作了正式表述，严格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
    1.3 价格的三大作用与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如上所述，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价格在组织涉及亿万人的瞬息万变的经济活动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分析的那样，履行了三种功能：(1)传递信息：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生产和消费的信息；(2) 提供激励：激励人们以最佳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3) 决定收入分配：资源禀赋、价格及经济活动成效决定收入分配。其实，早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就开始注意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了在市场中商品价格起伏的规律，所谓一切商品皆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要想致富就要抓住这个规律“与时逐利”。
    价格的功能之一：传递信息。价格指导着参与者的决策，传递供求变化的信息。需求增加，销售者就会发现其销量增加了，就向批发商定购更多的商品，向厂商增加订货，价格就会上升，于是厂商就会投入更多生产要素来生产这种商品，使得有关方面都获得了商品需求增加的信息。价格体系传递信息时很讲效率，它只向那些需要了解有关信息的人传递信息。价格体系不但能传递信息，而且能产生某种激励机制保证信息传递的畅通，使信息不会滞留在不要信息的人手中。传递信息的人有内在的动力去寻找需要信息的人；需要信息的人有内在的动力去获得信息。例如，成衣制造商总是希望能够用更低的价格取得更好的布，他们就不停的寻找新的供应者。同时，生产棉布的企业也总是与顾客保持接触，以各种方式宣传产品的物美价廉以吸引更多的顾客。那些与上述活动无关的人当然对棉布的价格和供求毫无兴趣，漠不关心。一般机制设计理论将论证竞争的市场机制在信息利用方面是最有效率的，它所需要的信息量最少，交易成本最低。赫维茨等人在1970年代就证明了在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够实现资源有效使用，又比竞争性市场机制使用更少的信息。
    价格的功能之二：提供激励。价格还能提供激励，使人们对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作出反应。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减少时，一个经济社会应当提供某种激励，使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愿意增加生产。市场价格体系的优点之一就在于价格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给人们以激励，使人们基于自己的利益自愿地对信息作出反应，激励消费者以最优的方式进行消费，生产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价格的激励功能与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的第三个功能密切相关。如果提高产量所增加的所得大于所增加的成本，生产者就会继续提高产量，直到两者相等，达到利润最大化。
    价格的功能之三：决定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中，个体收入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如资产、劳力等），及其经济活动的成效。在收入分配上，人们往往想把价格的收入分配功能与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功能分割开来，在保留传递信息和提供激励功能的同时，使人们的收入更加平等。然而，这三个功能是紧密关联、缺一不可。价格对收入的影响一经消失，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并不取决于他为别人提供劳务或商品的价格，那么他何必费劲去取得关于价格和市场供求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呢？如果干好干坏收入都一样，有谁肯好好干？如果发明创造而得不到好处，又何必费时费力去发明创造呢？就这样，如果价格不再影响收入分配，价格就失去其他两项功能。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演进中产生、逐渐成型并不断完善的复杂而精巧的制度。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最优配置资源的关键。这种最优是帕累托最优（有效）意义下的最优，即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就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
    一般均衡理论的两个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对亚当•斯密论断给出了严谨的表述，它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正式表述，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证明了：当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时，如果每个经济人对商品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局部非饱和(local non-satiation assumption)的，则在一般的经济环境下（私人商品、完全信息、非外部效应、商品可分），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第二福利经济学定理则证明，在新古典经济环境（即利己、连续的凸偏好关系和闭凸生产集）下，任何一个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初始禀赋的再分配和竞争性市场均衡来实现，从而没有必要采用其他经济制度安排来取代市场。
    经济核定理和经济核极限定理则从另外的角度论证了市场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及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和唯一性，是人类经济活动中自然选择的客观内在逻辑结果。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的问题。经济核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团对该资源配置不满，从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福利。这样不存在什么势力或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这个社会就比较安定。经济核定理告诉我们，当市场达到竞争均衡后，在一些规范性的条件下，如在偏好的单调性、连续性及凸性（效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假设下，市场均衡所导致的均衡配置就处于经济核状态。而经济核极限定理告诉我们，在个体逐利的最大客观现实下，只要给人们经济自由（即允许个人自愿合作、自愿交换）和充分竞争，不事先给定任何制度安排，所达到的结果与竞争市场均衡的结果就是一样的。
    所以，市场机制不是谁发明的，它是一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和自发秩序，和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这个结果的政策涵义就是，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尽管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公平问题，但公正定理启示我们，只要政府尽可能给个体提供机会公平和资源平等，让市场正常发挥作用，而不是取代它，就能够导致既有效率也相对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
    上面所述的关于现代竞争自由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唯一性、公正性，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严谨描述都已经得到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经济学家熊彼特从竞争和垄断的动态博弈过程所导致的创新驱动角度论述了市场机制的最优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告诉我们，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市场、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从而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的根本就在于创新和创造，这源于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不断地、富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也就是他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要形成创新的土壤，鼓励和保护创新，基本要靠逐利的企业家和民营经济。
    竞争和垄断就像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的力量，它们可以形成令人惊叹不止的辩证对立统一，从而显示了市场制度的优美和巨大威力。没有竞争，就像政府垄断起来的国有企业，它不可能有动力去创新。由于企业利润会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减少，私有、民营企业由于逐利的动机，往往会有很大激励不断进行创新，研发新产品，将新产品的价格定在竞争均衡价格之上而获得高利润。但是，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很快会开发类似产品来分享利润。这种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创新，而企业创新导致垄断利润，可观的利润会吸引其他企业涌进来参与竞争。这样，市场竞争导致利润下降，由此企业不得不通过创新导致新的垄断利润，从而形成了竞争-创新-垄断-竞争这样一种反复动态循环，即市场竞争趋向均衡，而创新却打破均衡，市场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博弈就会激励企业不断追求创新，通过这种博弈过程，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使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从而显示了市场制度的优美和巨大威力。这样，为了鼓励创新，就需要政府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法，同时为了鼓励竞争及形成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永远，而需要有一定的年限，不能形成固化或永远的寡头和垄断。
    创新就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就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有高风险特征，创投成功的比例非常低，但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前仆后继地往里投。不过，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最敢于冒风险，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因此，从各国来看，企业创新（非基础性科学研究）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实际上，中国思想史上的司马迁也十分肯定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趋势。他认为，“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即，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聚敛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更进一步，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性及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和唯一性，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在传递信息时很讲效率。Jordan（1982）证明了对纯交换经济，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的信息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田国强（2000）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不仅在纯交换经济中成立，而且在有生产的经济中也成立，同时是唯一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制的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市场机制需要的多，不是信息有效率的，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论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出现，现实经济偏离理想状态的程度将会不断减弱，会促进现实市场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亚当•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这是由于，无论是按照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阿罗-德布鲁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科斯关于完全竞争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理论，还是熊彼特关于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的理论，都是论证市场是最优的。其基本的结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导致了帕累托所说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不过，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直到现在主要只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或终极目标，就是市场越竞争越好，信息越对称越好，但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信息沟通成本、交易成本不等于零，这其中包括最主要的金融融资的成本。
    但互联网金融作为媒介功能的交易成本将会越来越小。当前，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想状态，而随着互联网金融颠覆性的创新越来越逼近趋同了，将更逼近于现实。互联网金融将会使得现实中信息沟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市场经济活动更加接近理想中的完全竞争状态，变得越来越有效。中国实在是幸运，其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改革让中国及时地搭上信息时代的列车。
    1.4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前面关于市场最优性的这些理论结果事实上还依赖于一个关键性隐含假设：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即存在着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以此来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作为前提假设条件的，使之所考虑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也许给人一种错觉：在市场社会中为追求个人利益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不是这样，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完全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市场运行良好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这样一个国家治理三维结构得以有效地耦合和整合。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放任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在许多情景下往往会失灵，如垄断、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外部性、失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信息不对称等，从而导致资源无效率配置和各种社会问题。
    这样，转型发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时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发展的逻辑主要是提升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治理的逻辑则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治理制度、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往往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二者，而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带来包括贫富差距过大、机会不公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不能形成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和包容和谐的社会。从而，从治理的逻辑来说，治理有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之分，由此导致好的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好的社会规范或坏的社会规范。因此，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统制、管制或管理，将发展和治理简单地对立起来，顾此失彼。中国当前之所以出现改革成就巨大，同时问题也十分严峻的“两头冒尖”状况，让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就是由于在过去30 多年主要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治理的逻辑所造成的。
    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在目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下，政府不应有的权力过多，而本应肩负起的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使之政府角色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由此，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关键取决于治理制度，使之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是否得到了合理界定和理清。在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又能发挥很好的弥补作用。一个好的、包容的及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对个人的私利的极力保护，而对政府及其公权力则尽可能地限制和制衡，从而它是一种契约经济，是法治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契约的约束，受市场运行规律的约束，受到信誉的约束。一个经济社会由于受到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强国，首先要赋予个体私权，最核心是基本生存权、追求幸福的自由选择权及私有产权，让他们通过充分竞争、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之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样，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法治的作用有二：首要的是约束政府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这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更进一步对市场起到支持和增进作用，包括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得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大基本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好的市场中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规范，个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以尊重别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为前提的，追求个人利益与参与公平竞争并行不悖。妥协精神，尊重别人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交易正常进行的前提。
    而在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缺乏对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驾御和治理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弥补市场失灵，反而由于政府的过位导致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国有企业的产权没有得到明晰界定，出现了大量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使得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受到极大减损，出现所谓的“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现象，即经济主体通过向政府官员进行私人利益输送来影响法律、规则和规章制度的选择和制定，使得该主体能够不通过公平竞争而将自身的偏好转化成整个市场经济博弈规则的基础，形成大量的能够为特定个体产生高度垄断利益的政策安排，而其背后则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作为代价的，使得公共选择中的无效率均衡得以长期延续。这种不通过公平竞争的自身努力，而靠非公平的寻租手段和方式来争夺社会、政府资源，不仅会造成市场失灵，更严重的是，长久以往，将会逐渐形成坏的社会规范，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和价值观扭曲、伦理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说话做事“假大空”、社会浮躁、不稳定因素增多，结果导致市场活动的显性和隐性交易成本巨大。一些社会学家则将这种社会状态界定为“社会溃败”，喻作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
    这样，在以上提及的三种个体私权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当前贪腐猖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过位，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在防贪、反贪方面，采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有贪官才去反贪至多是中策，说不定是下策，这是由于即使贪官是少数，也破坏了政府的形象，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历史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此点。反腐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和民营化，通过制度来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通过法治让官员不能贪，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不敢贪。
    因此，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起着最基本的关键性作用。它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让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导致社会矛盾重重，成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巨大的阻力，形成坏的社会规范。尽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合理地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政府的角色出现了过位、缺位或错位。只有政府无所不在的“有形之手”放开了，政府的职能及其治理边界得到了科学合理的界定，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是可期的。
    那么，如何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那就是，只要市场能做好的就应该让市场去做，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需要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合同及各种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市场不能做的，或者说从国家安全等其他因素考虑，市场不适合做的时候政府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就是，在考虑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时候，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市场、政府和社会各自界定的边界来考虑，比如说，至少在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当然即使政府不退出也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发挥作用，单独或者是与市场一起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这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基本的职能、角色和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及保障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政府的基本职能有二：一是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二是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与此同时，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不能把赋予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这就要求政府除了承担必要的职能外，还要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概括得非常精辟：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同时，一个好的、包容的和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模式还需要一个具备较强的利益协调能力的独立、自治公民社会作为辅助非制度安排，否则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交易成本都非常大，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关系难以构筑。
    总之，只有合理界定和理清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能建立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当然，转型到有效的现代市场制度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各种约束条件，不能一步到位地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往往需要制定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但是，随着转型的深入，原有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效率就会出现衰减，甚至完全退化为无效制度安排或负效制度安排。如果不能适时适度地不断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反而将一些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型化和终极化，就不可能造就有效市场和构建和谐社会。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如何合理的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边界，如何进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现代经济学与市场经济的综合治理
    为了让市场运行良好，建立有效现代市场制度，就需要耦合和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等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综合治理、长期积淀，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所谓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实就是文化。比如，对企业来说，一流的企业做品牌，二流的企业做技术，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企业文化。有没有好的社会规范，有没有好的市场经济，最关键是政府角色的定位问题。
    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分别主要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晓之以理”就是法理、道理激励；“导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将经济活动和收益挂钩起来，以此形成激励机制；“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一致，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社会文化，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
    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管理规则。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基本标准就看是否容易界定或判断清楚（信息透明和对称与否），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是否太大。如果一个法规的监督成本太大，这样的法规就不具有可行性。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并且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弄得不好，就会过多地干预经济人的选择自由，
    成本大，代价高。“晓之以理”大棒式的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然而，法家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只治理经济人而不对政府施加约束。其次，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时的残酷，而忽略了血缘关系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如果一味地用法家的高压桎梏，不考虑其他制度安排，往往导致高压和强权，不能形成现代市场经济。
    激励机制，如市场机制，是诱导性的，这是适用范围最大的一块。由于信息不对称且了解信息的成本又比较大，那么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是通过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使人们主观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声誉和诚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也是一种惩罚激励机制。做生意要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是企业主本身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否则就会受到被市场淘汰的惩罚。此外，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导之以利”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个体都有自身的利益和思想境界有限是时刻要充分认识到的客观现实，不能什么都不管。口头不“讲”利不难，但实际不“重”利却很难。道家主张“天之道，利而不害”，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然而，道家忽视了无为而治的两个必要条件，也就是基本的制度和政府的作用。
    社会规范是一种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的无欲无纲的制度安排，在激励陌生人之间的自愿合作会起到重要作用。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企业文化、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追求，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难度，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造成很大的实施成本。
    尽管如此，“动之以情”这一道德说教的社会规范在当前人们思想境界不高的现实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依靠对人性的改善，缺乏约束力，它的治理边界有限。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刻意忽视了经济利益关系，它在治理家庭方面比较成功，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会有失偏颇。在家庭或者小团体内部，仁慈道德可能是主导性的，即便不是主导，至少也是相当重要的。但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这种作用会非常小。仁慈是高度私人化的，随着团体的扩大，其强度是越来越弱的。对那些不得不依靠人们的仁慈以获得他们必需品的人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满足的，乞丐和普通人总是有一段差距，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帮助，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仁慈，那将是徒劳的。所以，如果把一个家庭治理得好，就简单地把治理经验推衍到整个经济社会活动，可能会出问题，甚至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有限的情景下，单纯地依靠内在的伦理规范，而外部的法律规章和激励机制付之阙如，市场经济将会滑向坏的市场经济。
    总之，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如果独尊一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其实，古人已经总结得非常深刻和经典：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做到“以心相交”是最佳的了，但要真正做到很难。三者中法规治理（也就是制度）还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此外，无论法规治理的制度安排的制定，还是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的制定，其宗旨均不应也基本不能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客观上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利己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它。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导。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和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说的更通俗和接地气一点，就是：制度不好可以让人变成魔鬼，制度好甚至可以让魔鬼变成人。
    好的法规治理，不是管制、统制，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从而说明了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至关重要性和要具有长远性。只着眼几年，乃至30 年、50年制度方面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历朝历代很少有强过200年（或亡或弱或西东汉、北南宋式的断裂）已经充分说明了长治久安制度关键重要性，因而起码需要着眼于200年，甚至更长。要知道，这些历朝历代的更迭对中华民族无论是在财产损失还是人口巨幅下降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中国需要的是政体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长治久安。此外，也不能忽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功能，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情、理、利”需要综合应用，并且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解决。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有其边界条件，“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其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综上，市场运行良好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这样一个国家治理三维结构得以有效地耦合和整合。这样，要界定和理清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边界的界定。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其原则就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归纳起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护和服务。第二层次是主次之分。谁是关键？答案是制度。我们一旦知道它们之间的边界后，还需要理清。那么谁去理清呢？政府！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个基本安排。那么，谁能规范政府的定位呢？法治！这样，法规治理（也就是制度）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那么，政府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权力吗？一般来说，当然不会。因此，政府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对权利进行进一步的划分，行政部门、制定法律的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责权要分开。
    因此，最基本的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这样，它们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政府方就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真正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中国古代关于市场经济的朴素思想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其实不然，早在从上古中华文化起，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得异常深刻。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及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古代先哲们差不多都论及到了。下面列出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认为，“避祸趁利”是人之天生本性，“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从而说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
    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洞察到许多深邃的经济思想，其核心是“自利论”，《管子•禁藏》对个体逐利的社会经济活动给出了形象而深刻的解释：“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这基本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个非常形象表述，但早了2000 多年。《管子•国蓄》中则给出了需求法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其他篇章也给出了民富则国定、国安、国治、国富、国强的基本结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穷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此外，综合治理也是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点。比如，对于诸侯，管仲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综合治理策略，使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国语•齐语》）。不难发现，这里的“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与我们所提的三个制度安排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两千四百多年前，孙子的《孙子兵法》“始计篇”虽说谈论的是兵法，但与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高度吻合，完全可将其放在做事业的情境下。这也是治理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单位，做大事，办成事，决策正确和在竞争中能胜出的法则。他同时也给出了信息经济学基本结论：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the best is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至多只能得到次优结果（“the best issecond best”），也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同时代的老子更是在《道德经》中给出了成大事者应明白的综合治理最高法则：“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57 章）这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说，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要少干预，无为而治。老子将“道”看作为无形的自然规律，而“德”则是“道”的具体体现。他认为，治国御人应采用天道、地德、无为的管理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 章）还有，“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第63章）也就是，做任何事情，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论述都说明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要人们无所作为，那是消极的，不是老子的本意，是对老子天大的冤枉。老子谈论的无为是相对的，大的方面要无为，细节方面要有为，要细心。也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有为。
    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商鞅就曾以野兔为例阐述了建立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产权明晰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
    这个结论比科斯关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结论早了两千三百多年。商鞅在《商君书》中讲道：“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己定，贪盗不取。”其大意是，众人之所以追逐野外奔跑的野兔，并非因为可以对野兔分而得之，而是因为无主的野兔给大家提供了积极争取所有权的动力，即便尧、舜、禹、汤在世也会如此。被捕获的野兔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其所有权既定，他人就不能随意盗取。
    两千一百多年前，《史记•货殖列传》更是写下了石破天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千古名句，这和管仲的自利论的思想一脉相承，并且提出了与斯密非常类似的，建立在自利基础的社会分工实现社会福利的经济思想。司马迁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意识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他写道“皆全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因此就有必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且，他认为由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应该合乎自然地发展，而不需行政命令来加以约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续写道：“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自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用现代语言阐释，就是：“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孔子肯定了在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正当性。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孔子在此鼓励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财富。《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身为商人的弟子子贡的赞赏。《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此，孔子把其最欣赏的学生颜回和子贡做了比较，前者虽然道德上近乎完善，却常常在生活上陷入贫困，似不可取；而后者不信命运安排去做买卖，预测市场行情每每猜中。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不乏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排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的非常精辟：“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
    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但遗憾的是，由于只是些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内在逻辑分析，很少被外人所知。
    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要点
    2.1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
    任何一门社会学科都需对个体的行为作出假设，将个体的行为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在这里做较为详细的解释。如前所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而自然科学不研究人，而是研究自然世界和事物。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更好地作出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在谈论人的行为时，一般有三个词语来表达：自爱（self-love）、自私（selfish）及自利（self-interest），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较大差异。自爱意味着自己看重自己、喜爱自己，从而它既有好的一面，让自己洁身自爱，也可能有负的一面，对自己估计过高，使之有时会导致自我伤害（self-harm），或形成自我欺骗（self-deceit）的空思妄想。自爱还可衍生自利、甚至自私。自私则是以损他为前提来利己，从而自私使人贪婪，贪婪使人野心勃勃，野心使人虚荣狂妄，虚荣使人忘乎所以，狂妄使人伤天害理。自利则以利他为代价来利己，从而自利让人理性、理智，而自私孕育恶欲。也就是：为自利而利他，为了逐利、获利，人不得不理性利他，经济学主要采用自利性假设。自爱与自利相辅，人有自知之明；自爱与自私粘连，人会道德沦丧。这样，人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一定是不顾及别人，也可能是自爱和自利的结合。
    个体行为的自利（利己）性假设，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最关键、最核心的假设。这不仅是假设，更是目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最大的客观现实，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这个假设在处理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因而是研究和解决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客观现实或约束条件。比如在考虑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需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说话和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就可能受惩罚；在处理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员工，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视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会被判刑。经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对利己性假设提出质疑，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有家庭？其实，从家庭层面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别人的家庭。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现实中，不少人对这个假设产生了误区，将它简单狭义地理解为，无论考虑哪个层次上的问题，都是针对个人的假设。
    对人类的利己行为进行假设十分必要，因为它符合基本现实，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自利行为假设有误，将无私的人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人，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相反，如果采用利他性假设，一旦假设有误，将实际上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视作为是大公无私的人，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前者严重得多。事实上，在利己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多半同时也适应利他的人，利他行为假设下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但是，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否认个人利益，在“文革”期间甚至宣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制度安排基于人是利他无私的假设之上的。其实，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想一想，在现实中将一个行事自私、狡猾的人看作是一个行事简单、一心为公的“老实人”来与之行事处世，甚至提拔重用，赋予重责，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这种错误假设的严重性。
    现实中，许多（比如那些贪官）经常唱着高调、宣称一心为公但其实非常自私的人，一旦有机可乘，相对于不具有欺骗性的自利人，他们给国家给他人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把人基本上都假定为“雷锋式”的一心为公的大好人，来决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给出经济政策建议或制定经济政策，多半不会成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不好，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厂长、经理和他们的上级并不是“雷锋式”的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自利的行为方式往往与这些制度安排激励不相容，即使能做到激励相容，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样，承认个体的自利性，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的、负责的态度。这也正是为什么需要党纪国法，以避免机会主义者钻人们都是大公无私假设下的制度空子的原因。相反，如果把利他性当做前提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生产的组织问题，像改革前那样否认个体的自利性，只要强调为国家、为集体就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其结果就是大家都想钻制度的空子，吃大锅饭，憧憬着别人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体逐利尽管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基本成立，但也有其适用边界。在非常规、异常情况下，比如天灾人祸、战争、地震、他人遇到危机时，往往表现出利他、无私性，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战斗，勇于相助处于危机中人。这是另外一种理性，即大公无私的一面，甚至是愿意付出生命（动物都有的本能，况且人），否则将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族威胁的时候，人们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在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出钱出力帮助灾区人民。而在安定正常的和平环境下，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个体往往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都说明，利己或大公，都是在不同情境、不同环境下的自然反应，完全不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其实，动物也有这种二重性。比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让年轻或小山羊后跳，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奠基性的《国富论》，也写了《道德情操论》，论述人们应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两部著作，形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两个互为补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确如此，在人的自爱和自利这样的客观现实下，道德应该是通过社会分工与合作所达到的一种平衡，是一种均衡判定，约定俗成。在恰当制度牵引下，让人们自愿分工、自愿合作，从而可导致社会是和谐、文明、安定有序的。把自利和道德对立起来是违反人性的，或者说把自利和自私等同起来是片面的，错误的。相反，通过对道德和自利的有机结合，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与个人尊严。现代市场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能够运用自利的力量来抵消仁慈的弱点，这使得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也能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仁慈和道德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社会的进步不能维系于那些总是想损害和伤害他人的人。
    总之，自利的人可以是仁慈、利他和道德的。“自利”并不等于“损人”。自利与利他是有限度和边界条件的，而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是万恶之源，贪得无厌。理性的自利行为把遵守社会规范作为必要的约束条件。我们赞成通过思想、伦理教育使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违反公共秩序，赞成维护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的公众利益。但是，我们不赞成把政策建立在无视个人利益的经济理想主义，不赞成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名侵犯合理的个人利益。总之，我们要把在法律法规约束下的自利行为与违反法律法规的损害他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区分开来，保护前者，反对后者。
    即使同样是利己性，程度也不同。理想上，利己性当然越少越好，但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利己性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人都是非自利的，总是为他人着想，也就根本不需要涉及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了，工业工程学或投入产出分析也许就够了。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就是考虑到个体自利性这一客观现实，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往往考虑个人利益。事实上，短短30多年，中国的改革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这与承认个人利益这一客观现实，从而实行市场制度是分不开的。
    2.2 现代经济学的关键要点
    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问题时通常基于一些关键性的限制约束条件、基本原理或原则：(1) 资源的稀缺性；(2) 信息不对称与分散决策：个体偏好于分散决策；(3) 经济自由：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4) 在约束条件下作决策；(5)激励相容：体制或经济制度需要解决个体或经济组织间的利益冲突问题；(6) 产权清晰界定；(7) 机会公平；(8) 资源有效配置。
    放松上述的任何一条都将导致不同结论。注意和运用好这些要点和原理及原则，对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也非常有帮助。这些要点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能领会贯通，进而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下面对这些关键性假设、条件、要点或原理分别给予说明。
    资源稀缺性和有限性
    之所以有经济学这门学问，从根源上来说就是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地球的质量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人是自利的，并且他的物欲是无穷的（他所拥有的物品越多越好），就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就需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需要的问题，也就需要经济学。
    不完全信息与分散决策
    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除了个体的自利性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性的，从而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比如，一个人说了一番话，说的非常好听，冠冕堂皇，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即使两眼盯着看，好像在聚精会神地听讲，但也不知道是否真正听进去了。“口是心非”、“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人是最难对付”就是说的这个现象和道理。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形，其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再加上个体的自利性，往往容易产生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恰当的治理制度来调和，为了获得各种有限的资源，就造成了当今社会说话做事“假、大、空”盛行，基本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现象，可以一个字来概括和刻画，就是“装”，大家或多或少都在“装”。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心叵测，欺诈事情太多，许多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更愿意跟动物打交道，养宠物，认为动物不会欺骗或伤害他们。这是使得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和难研究得多的主要原因。由于信息不对称，集中化决策方法往往无效，需要采用分散决策，比如采用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信息完全掌握和了解后，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其结果才可能是最优。即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不过，信息往往很难对称，由此需要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来诱导真实信息，但获得信息需要代价，这样至多只能得到次优结果，这是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和最优机制设计理论所得到的基本结果。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次优，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会出现激励扭曲，要诱导信息，必须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所以不能得到最优。信息对称特别重要，许多误会误解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通过与人沟通，让别人了解你（signaling），你了解别人（screening），做到信息对称，消除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这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基本前提。
    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作用过位，由此导致低效率，其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政府在收集信息、鉴别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如果决策者能够掌握全部有关信息的话，直接控制的集中化决策就不会有问题，那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最优决策问题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强调用激励机制这种间接控制的分散化决策方法来促使（激发）人们做决策者想做的事，或实现决策者想达到的目标。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着重讨论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集中化决策在某些方面也有其优点。在作重大改变的决策时，比如在一个国家、单位或企业在制定愿景、方向或战略或作重大决定时，集中化决策比分散化决策来得有效。不过这种重大改变可能带来很大成功，也可能带来重大失误。例如，改革开放的决策，使得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使中国经济几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解决此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充分尊重民意，选出优秀的领导人。
    自由选择与自愿交换
    由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再加上信息不对称，晓之以理的“大棒”式制度安排，往往不是有效制度安排，就需要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是前面提到的个体三种私权（生存权、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选择权及私有产权）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利。从而，应该通过建立在自愿合作和交换基础上的经济自由选择方式，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因而，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即“松绑”）在分散化决策（即“放权”）的市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 Core Theorem）深刻揭示了：只要给人们充分自由选择，并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在个体自利行为驱动下，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结果一致。经济核定理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在理性假设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经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定理。分析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从早期的农村改革到后来的城市改革实践都已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自由，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恰恰是源于政府向市场的放权，而现实中市场不健全，则是源于政府过多的干预以及政府监管、制度供给的不到位。
    约束条件与可行选择
    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客观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个体都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进行权衡取舍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包括物质约束、信息约束、激励约束，使得经济人达到主观的既定目标变得困难。在经济学中，约束条件基本思想的一个体现就是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约束线，个人的预算由商品的价格及其自身的收入所限。对企业而言，约束条件包括可以利用的技术和用于生产的投入品价格，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要求管理者对产品定出最优价格、决定生产多少数量、采用什么技术、每种投入品使用多少、对竞争对手的决策如何反应等。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条件弄清楚，事情很难做成。
    引进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必须考虑到可行性、可实施性，满足客观约束条件，同时也希望实施风险控制到尽可能小，不致引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动荡。可行性也就是做好事情必须要考虑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否则就没有可实施性。所以，可行性是判断一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平稳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国经济转型中，一个制度安排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是因为它符合了该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具体到中国，就是改革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要充分考虑到了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人们的思想境界有限、参与性约束条件等。
    参与性约束条件在考虑激励机制设计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它意味着经济人能在经济活动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否则不会参加，或反对所实施的规则或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不会自动接受某一制度安排，而是会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做出选择，只有当一个制度安排下个体的收益不小于其保留收益（不接受该制度）时，个体才愿意进行工作、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如果一个改革或制度安排不满足参与约束条件，个人可能放弃、大家都不愿接受这个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就不可能成功推行。强制改革反而导致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样，参与约束条件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是发展中是否稳定的一个基本判断。
    激励与激励相容
    激励是经济学中的最核心概念之一。由于个体都有其自身利益，想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或成本。通过对好处和代价的比较，可能愿意（有激励）做或做好这个事或不愿意做或不愿意做好这个事，由此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这样往往就会造成个体间或个体与社会间的利益不一致，发生利益冲突。其原因是，个体在给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下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最优选择，但是该选择不会自动满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或目标，而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社会最优很难通过指令方式来执行。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或规则是能够引导自利的个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争取做到使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于国、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激励问题在日常工作及生活中无处不在。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有激励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以及如何构造激励引导员工最大努力地工作。在企业外部，利润的变化为资源的持有者提供了改变他们对资源使用方式的激励；在企业内部，激励则影响如何使用资源和员工多大程度地努力工作。为了使管理有效，你必须清楚地掌握在像企业这样的组织内部激励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如何构造激励引导你所管理的人员最大努力地工作。
    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那就需要激励相容，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因而，要实施自己或社会的某个目标，就需要给出恰当的游戏规则，使得当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达到所要实施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也就是使个人的自利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社会或他人所要达到的目标。
    产权明晰与产权激励
    产权(property rights)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包括财产的拥有权、使用权及决策权。产权的明确界定，因而利润归属的明确界定，有激励让产权所有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有激励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有激励去建立名声和信誉，有激励尽力维护和保养自己的商品、房舍、设备。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则会伤害企业的积极性，产生激励扭曲和道德风险。比如，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必定会导致效率低下、寻租或利益输送的贪腐猖獗、挤压民营经济、不利创新及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五大弊端。在市场机制中，激励主要是通过拥有财产和获得利润的方式给予人们的。科斯定理是产权理论的一个基准定理，它论断，当交易成本为零和没有收入效应，只要产权明晰界定，通过自愿协调和合作就可以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结果平等与机会公平
    “结果平等”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想要达到的目标。但这种“结果平等”对具有自利行为的人类社会来说，往往带来的是低效率。那么，在什么意义下公平能与经济效率一致呢? 回答是，如果人们用“机会公平”这一价值判断标准时，公平与效率是可以一致的。“机会公平”意味着不能有任何障碍阻止每个人运用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尽快对所有个人都有一个尽可能公平竞争的起点。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即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也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与“机会公平”相似的一个公平概念是“个人平等”(也就是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它意味着，尽管人们生下来不尽相同，有不同价值观、不同性别、不同身体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个人平等”要求大家尊重个体的这种差异。
    由于各人的爱好不一样，把牛奶和面包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公平，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因此，除了用平等配置这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来定义公平外，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还用到其他意义下的公平概念。公平配置（equitable allocation）就既考虑到客观因素，也考虑到主观因素，它意味着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得的一份。
    资源有效配置的准则
    一个社会的资源是否得到有效配置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有效通常指的是帕累托有效或最优，它意味着在给定现有资源的条件下，不存在另外的资源配置方案使得至少某人得利，而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不仅指要有效地消费和生产，也要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这样，在谈到经济效率时，要区分三种效率：企业经济效率、行业经济效率及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企业生产是有效的，是指给定生产投入使产出最大，并且反过来，给定产出，使投入最小。行业是所有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的总和，它的有效性可类似地定义。注意，每个企业有效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生产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把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的生产资料用到技术先进的企业，会导致全行业更多的产出。同时，即使整个行业的生产是有效的，对社会资源配置也可能不是（帕累托）有效。
    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它只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评价经济效果。这无论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混合经济都适用。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证明了，在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完全竞争的市场导致了资源有效配置。
    三、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
    正确、准确看待和理解、深刻领悟现代经济学，能帮助人们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不同经济情景、不同经济人行为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针对性、普适性和一般性。当经济环境不同，当然就需要采用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具体模型设定，只有这样，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才可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个体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能根据在接近理论假设的各类经济环境下，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给出合乎内在逻辑的结论或进行科学的预测与推断。但由于经济环境的错综复杂，为了语义和逻辑清楚，现代经济学又用到了各种严谨的数学工具来发展建立经济模型，从而发展经济理论，一般较难以掌握，由此对现代经济学往往容易产生误区，除了前面谈到许多人对基准经济理论的误区外，还包括下面如何看待现代经济学的几个方面误区。
    3.1 如何看待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
    其中一个主要误区是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看起来像有许多相冲突或矛盾的理论。不时有人批评现代经济学存在着太多不同的经济理论，觉得经济学流派观点各异，不知道孰对孰错。其实是这些人没有弄清楚，正是由于客观现实错综复杂，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人们的想法和偏好各式各样，再加上追求的经济目标也可能不同，所以才需要有针对性地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
    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应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这让人比较好理解，但让许多人感到非常费解的是：为什么同样的经济环境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于是，就有讽刺经济学的通常说法，100个经济学家会有101 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从而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科学性。其实，是这些人自己没有意识到，就像地球只有一个，但由于不同用途或目的，我们需要交通地图、旅游地图、军事地图等不同的地图一样，尽管只有一个给定的经济环境，但目标不同，我们需要发展不同的经济理论，提供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
    经济学家之所以面对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目标变了，环境变了，针对的人群变了，国情不同，解决的角度不同，或采用的评断标准不同，由此结论自然就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即便如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观价值判断，从而很少有人人都满意而又可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随机应变了。这点和用兵打仗，用药治病的哲学思想相通，和良将用兵、良医治病的道理一样：病万变，药亦万变，在考虑和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对策。不同之处，正如前面所提到那样，经济学有巨大的外部性，庸医用药不对，治死的只是个别人，而经济政策的药方用错，影响到的却是一大群人，甚至是一个国家。
    尽管我们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经常听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学。那么，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难道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当然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本一样。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但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其他国家有差异，所以只有中国问题、中国路径、中国特色，只有关于中国经济的经济学，但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的不同。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及其它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都可以通过下面要介绍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和比较，从而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也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事实上，这正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它的精髓及其核心思想是要人们在做研究时必须考虑到，并界定清楚某时某地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现代经济学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甚至也可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决策。事实证明：由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一般性和规范性，在过去几十年中，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分析方法和理论已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科等学科。
    3.2如何正确看待现代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中每一个理论或一个模型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前提假设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所组成的。由于现实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且个体偏好的多样性，因而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越一般化，理论指导意义就越大，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如果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太强，它就没有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没有什么大的现实作用。特别是经济学要为社会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因此理论要有一定宽度。这样，一个好的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是要具有一般性，越具有普遍性、一般性，解释能力就会越强，就越有用。研究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在非常一般的偏好关系及生产技术条件下，证明了竞争市场均衡存在并且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尽管如此，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像数学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样，都有其边界条件。在讨论问题和运用某些经济学原理时，要注意到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它的适应范围，任何一个经济理论的结论都不是绝对的，只是基于前提假设而相对成立。讨论问题时是否认识到此点是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训练有素的基本方法。由于经济问题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即使一般老百姓对经济问题也能谈出一些看法，比如通货膨胀、经济是否景气、供需是否平衡、失业、股票、房产市场等，由此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科学。那些不考虑约束条件、不以准确数据为依据和严谨理论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的“经济学”，当然不是科学，这种人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讨论问题时，会以某些经济理论作为背后支撑来讨论问题，会意识到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充分理解经济理论的边界条件非常重要，否则，就分不清楚理论和现实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会出现两种极端看法：或不顾客观现实约束条件，将理论简单地泛用到现实中去，或笼统地一概否认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价值。
    第一种极端看法就是高估理论的作用，泛用一个理论。比如，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盲目地应用或直接套用现有现代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照搬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是好文章、好理论。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当中去，如此简单套用而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一旦被采纳，往往会出大问题。实际上，一个理论和行为假设无论多么一般化，都有其适应范围、边界以及局限性，不能泛用，特别基于理想状态，离现实较远，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基准点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理论更应是如此，不能直接套用，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或本身没有良好的经济学训练，过高估计理论的作用，无限扩大和盲目运用经济理论，简单地将书本上的一些理论套用到现实经济中去，不考虑其前提条件而误用，后果不堪设想，弄不好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巨大社会负外部性。比如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所论断的竞争市场导致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结论是基于一系列先决条件的，泛用就会导致重大的政策失误和危害到现实经济。
    第二种极端看法是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低估甚至是否认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意义，包括行为假设、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国外的东西，不合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需要用创新一套中国的分析框架和中国的经济学来解决。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的所有假设或原理完全地合乎现实（如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没有摩擦的流体运动等物理概念）。我们不应根据此点来否定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和有用性。对现代经济学也是如此。我们学习现代经济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它的有用性，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发展更新的理论提供研究平台和参照系。借鉴这些方法，人们可以对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得到启发。此外，如上节所述，由于环境的不同，一个理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见得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合，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而需要修改或创新原有理论，根据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发展新的理论。
    经常听到有人宣称他们推翻了某个理论或经济结论。由于理论中的某些条件不符合现实，他们就认为这个理论错了，然后认为他们将这个理论推翻了。一般说来，这种说法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地符合现实或覆盖了所有的情况，一个理论可能符合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但不符合另外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环境。但是，只要没有内在的逻辑错误，我们就不能说这个理论是错的，需要推翻，而只能说这一理论在这个地方或者在这个时期不能运用。
    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不是靠推倒重来，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建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如同不同的中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过比较、拓展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当然可以批评一个理论的局限性，或非现实性，但需要做的是放宽或修改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修改模型，从而改进或推广原有的理论；而不能说新的理论推翻了原有理论。其实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新的理论改进或推广了旧的理论，它可以运用到更一般的经济环境，或不同的经济环境。此外，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就企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结论，这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
    3.3如何看待经济学的实验科学性？
    许多人批评经济学不是一门实验科学，从而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性。这个观点是一种误区。首先，随着实验经济学近些年的迅速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学科，实验经济学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检验人的行为，检验人的行为假设是否理性，从而实验经济学成为检验经济理论是否合乎客观现实的重要手段，理论家也从实验中获取了重要信息从而推动了理论向前发展（Al Roth 的网页上有众多经济学家关于如何认识经济学实验的讨论），而且经济学实验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社会（见John List 的有关讨论）。
    的确如此，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特别是针对体制转轨的需求，经济实验对政策和制度的验证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经过早期学者的不断探索、以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对经济实验的方法和工具所进行的系统性归纳，当代的实验经济学作为重要的实证手段在市场机制设计过程中日益受到关注。当外部环境迅速变化、新技术大量涌现时，改革一方面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谨慎考虑各种政策建议和新提案的战略风险和社会成本。因此，能否寻找出一种办法，针对新的体制提案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前进行相对完整、周密的考察，自然就成了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难点和关键。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采用了“特区政策”、“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等各种措施。经济实验与这些措施在力求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这一指导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但经济实验与“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原型试点积累经验的各种做法在方法论上又有着重大的区别：与原型方法相比，首先，经济实验所回答的研究问题更单一，每个经济实验只考查一种政策的效果、一种机制的特征。其次，经济实验所采用的技术工具更规范。在现实生活的经济实践中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经济实验方法要求而且能够将与研究人员的问题无关的因素控制起来，集中考查某一特定因素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的作用。最后，与原型方法相比，经济实验的成本更低廉。
    此外，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及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周恕弘博士领衔的行为和生物经济学研究团队，正在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及上海财经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团队合作，研究人的基因与其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一旦弄清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为经济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学科奠定基础。
    不过，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也有不少经济理论，如综合考虑的一般均衡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作实验，弄不好会造成政策失误，导致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这是与自然科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自然科学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实验研究，拿物体做实验，通过实验室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自然科学大致只有天文学不能做实验，但天文学不涉及到个体的行为，一涉及到个体的行为，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此外，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做到非常精确，比如盖楼、修桥、造导弹和核武器，可以精确到任意程度，其参数都是可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做实验的。但经济学中影响经济现象的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
    经济学家经常被批评经济预测不准确。可用两种原因来解释：一种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即有些经济学家本身的水平问题，没有经过系统和严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在讨论和解决经济问题时，弄不清问题的主要成因，作不出内在逻辑分析和推断，从而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如果这样的药方存在的话）；另一种原因是客观方面的，即使受过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不可控的突变，使其预测变得不确切。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涉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尽管一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许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无法控制的，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使预测出现偏差。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尽管很有威望，能管好本国的事情，但无法控制他国的事情一样。从而，即使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但一旦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就有可能使得经济预测变得很不准确。那么，经济学一般不能做实验，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走向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靠的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那么，如何弥补经济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呢？其答案是，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并由此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和推断，然后通过历史的大视角和长视角的比较和数据实证的检验。这样，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首先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给出适用的边界条件和范畴。同时，也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分析或检验，再加以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的分析。所以，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既要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要有大视野的历史比较分析，及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三者缺一不可。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在很多的程度上弥补了许多经济理论不能或很难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
    所谓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就是首先对想要解决问题的有关情景（经济环境、形势和现状）作充分了解和刻画，弄清问题所在和成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恰当的经济理论，得出科学的内在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科学、准确的预测和正确的推断。只要现状符合经济理论模型所预设的因（经济环境、行为假设），就能根据经济理论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结论的果，从而对所处的不同情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会不同），给出解决之道（给出某种制度安排加以解决）。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可以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社会环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根据经济理论，作出符合内在逻辑的科学推断，并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换言之，只要弄清楚了问题和成因，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经济理论（相当于药方），如果这样的理论存在的话，就可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就能得出内在逻辑结论，从而作出准确的预测和正确的推断。否则，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检验一个经济理论的结果不能拿社会做实验，也不能单靠数据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需要靠的就是内在逻辑分析。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或修汽车）一样，最难的是找出病因（或故障），医生医术高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准确地找到病因，一旦把病因找到，并且存在着治疗的药方，那么开药方就相对简单多了，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庸医。解决经济问题，药方就是经济学理论。只要将经济环境的特征诊断明白，情况调查清楚，人的行为定位准确，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
    余论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对于其本质的更好掌握至关重要。以上本文从基本分类、主要作用、核心假设、关键要点及其视野下的市场制度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做了介绍，也对一些常见的误区进行了厘清。这些也凝结了过去30年笔者学习、研究、教学和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心得。当然，从完整性的角度出发，要理解和正确应用现代经济学，还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这种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现代经济学在过去70年来发展迅速。总之，正确理解、学好和掌握现代经济学，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非常重要，对实际应用更重要，一旦用错，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影响和危及的不仅是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和方法的更好理解，可以为更好地运用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而乃至为发展适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此外，除了要学好经济学，在提出政策建议时，还特别不能屁股决定脑袋，以致过多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具有社会良心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