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到了做决断的时候

    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一直是全国“两会”的焦点。在人民网推出的《2014全国两会热点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关注度排名第四，其中，有90%以上的网友表示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是“2014年的重点工作”。
    事实上，自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开始调研，只是这些年一直没有出台改革方案，直到2013年2月，国务院才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如今一年过去了，有关方案的配套细则却还没有出台。方案和细则为何难产？收入分配收入的阻力在哪里？如何保障分配公平？为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到了作决断的时候
    时代周报：这些年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这一改革对未来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迟福林：言及分配，首先将涉及公平的问题。我国已经进入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社会公平能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成为效率的制约因素。
    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实现付出与收入均等，以此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稳步增长。释放消费潜力，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时代周报：你说过，打破利益关系掣肘是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点，为什么？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走到这一步，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长时间没有出台，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调节利益失衡方面应该说没有突破，这样收入分配改革细则出台的难度就逐渐增大。面对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缺少大刀阔斧的决心，没有背水一战的精神，突破利益格局是很难的。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其他改革就很难推进。
    比如，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趋势；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不突破，难以“切好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难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因此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协调利益结构关系。打破利益关系制约，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改革的时候了。
    时代周报：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迟福林：一、推动者的角色，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没办法推动的；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三、观念的问题，政府要形成共识，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
    时代周报：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现在改革已经到了做决断的时候。这时候关键是靠政府的决心和魄力，这种决心和魄力要基于对收入分配牵动转型发展全局的客观、充分估计，需要政府把短期的问题和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起来，把现象和结构性的问题结合起来。
    政府如果只注重短期不注重中长期，只注重于一般的调整而不注重结构性转型和改革，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就会面临问题。判断不到位的话，小打小闹很难解决问题。
    提低、扩中、调高
    时代周报：您多次提到过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民富优先”破题，应该怎么去落实？
    迟福林：要做到民富优先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增加到40%。
    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还应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财产权的破题，尤其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
    时代周报：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本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您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细则有何预见和期望？
    迟福林：现在各部门也在积极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期待细则在2014年能出台。同时，我希望细则里能体现以下五点：一、遵循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不单单是工资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改革。二、建立透明的改革制度。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构建橄榄型社会。四、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能够破题，尤其是财产公开一定要下决心了。五、制定一个着眼现在，放眼未来的中长期目标。
    时代周报：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很低，工资制度日渐形同虚设，具体要如何保证劳动者同工同酬、收入公平等问题？
    迟福林：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形成一套制度，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合不合理。初次分配领域关于工资的协商、谈判制度建立是基础，这种基础的建立对于初次分配的合理性有决定性影响。
    这几年国民收入格局里劳动报酬的比重太低，而企业的收益比重不断上升，所以储蓄率不断上升，真正的储蓄率大部分是企业贡献的而不是劳动者。背后是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者如何去分配。
    时代周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路径，中央的思路是“提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扩中”—结构性减税等，“调高”—强化个税监管、征收房产税等，“取缔非法收入”—打击腐败。其中，调高和取缔非法收入可能与改革者本身利益相关，如何将这三种愿望变成现实？
    迟福林：改革方案是总体性的，总体方案下会形成若干个具体的实施性方案。比如，“提低”最重要的恐怕是规范初次分配，逐步促成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
    “扩中”的问题近几年特别突出，我们搞了将近34年改革，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或说中产阶层的比重只有25%左右，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的时候了。我的想法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应该达到40%～50%。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需要提高2个百分点，这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明显加大力度。
    财产公开不仅是对高收入者，首先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财产公开是个基础性制度，财产有透明度，大家收入水平才心中很有数。现在说灰色收入很多，腐败很严重，财产公开就是公平收入的基础。很多国家的案例证明了，越公开的地方越稳定，高收入者的财产权得到了保护，而财产不公开，收入秩序混乱，担心财产的未来，相反是不稳定的。
    时代周报：今年两会上有代表提议“给公务员涨工资”引发热议。3月8日中央表态，正在调研。您认为，应该如何制定公务员的工资增长计划？
    迟福林：基层公务员和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偏低是存在的。一、这需要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工资标准；二、在整个改革的大背景下，让公务员的工资与全社会的收入水平相适应。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确定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三、现在行业收入差距很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不到8%左右，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等于全部职工收入的50%左右，要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就要逐步调节行业差距；严格规范公务员的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时代周报：怎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落实你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迟福林：首先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其次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问题是，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5%左右，在居民收入倍增实现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十年以后还是30%以下，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目标。
    时代周报：如何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
    迟福林：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确立和保护财产权，都有赖于财产公开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
    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在完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
    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以权力监督、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为辅的多层次监督体系，加大对公务员财产的监督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在全社会实行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
    时代周报：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
    迟福林：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具体做法，一是全面推进政府的预算公开；二是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逐步形成全民的财产公开制度。尽快实现官员个人家庭财产从内部申报转向社会公开，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新提拔的官员，新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率先实现公开。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越公开，越透明，对改革越有利。未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以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进行各种制度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趋势。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
    城市“病人”
    某讯在2014年春节期间，通过监测QQ的登录情况，利用大数据的方式，解读了逃离北上广深现象。
    作为从北京回到广州的小编，已经尝到了逃离的甜头。但实际情况是，城外的人想进城，而城里的人想出城。这种没有辩证关系的逻辑里，混杂着希望与现实，梦想与汗水，躁动与不安，这些关系时而对立，时而共生。
    城镇化
    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雷格斯regus
    全球最大的办公空间解决方案供应商
    2013年，在一项调查中发现75%的中国工人认为他们的压力不断上升，这一比重在被调查的80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独立性民调机构
    2008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中国人对于“21世纪的生活”感到满意。这一比例在2012年下降到59%。
    如此看来，随着大城市的环境、工作机会、生活压力、交通、食品安全等问题的显现，不少人正选择走出大城市，回归中小城市生活。
    《城市蓝皮书》2013版：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为42.2%
    实际情况
    1.16-2.1
    北上广深QQ用户离开所在城市共4907万人
    2.25
    3037万用户回到北上广深，1070万用户从此离开这些大城市，占4个城市用户总数的11%。其中，离开北京的用户占北京用户的18%。
    但是截至2.25
    1994万用户第一次来到北上广深。四地用户新增率达到21%。其中约7成新增用户的年龄段为18—29岁。
    小编称之为现代化的代价
    一线城市和众多二、三线城市之间的矛盾通常集中在：世外桃源和生存压力、接受教育的福利、空气和食品安全、收入和支出比例。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