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

    编者按本文来自于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在首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上所作的题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的演讲。首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于10月21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作者演讲的主旨是探寻支撑中国经济现在快速增长和未来伟大目标的不同于欧美体系的理论基础。作者在演讲中例举了大量事例，纵横古今中外。他首先由历史讲起，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由于经济崛起的机遇存在稀缺性、时间分布非均匀性、机遇与困境并存的特点，金融资源恰当的跨时间配置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由弱变强。债务是金融资源跨期配置的主要实现方式，国有银行是确立国家负债方式的要害。作者认为，我们应小心谨慎地进行国有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银行体系。最后，作者呼吁，中国的经济学者应更多地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和发展逻辑，建立与我国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以下为演讲全文：
    最近很多年，我关注两个方面的知识，一个是哲学，另外一个是历史。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今天的演讲大概有脱不了哲学或者历史的角度。如果前面两位给大家吃得是细粮，我给大家吃点粗粮。
    最近5-10年，全球关注中国至少有两大问题：
    第一，中国经过将近40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老二，十九大报告说到大概到2035年一个阶段，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我想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到2050年成为全球老大。问题是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按照欧美的规则出牌实现了经济崛起的大国，这给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巨大，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主流经济学恐怕要应对这个挑战，怎么应对？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第二，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有一个如何讲中国故事的问题，中国故事怎么讲？全球的人都可以讲，这是摆在全球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作为一个中国的金融学人自然责无旁贷，所以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题目，就作为我讲中国故事的其中的一点点收获，讲得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我的题目叫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
    在座的有一些，特别是下一个演讲的教授，这个张杰要做演讲离不开汉唐，但是今天我就不谈汉唐的事。
    今天我从两宋说起。
    大国的兴衰因素很多了，但我认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如果哪一个国家率先懂得金融资源的时间价值，就会率先跨过产业革命和经济崛起的门槛，我这个命题是很强的。
    有没有历史的依据呢？这就是我们要回到两宋的，因为两宋时期当时的千古未见之变局，特别是对东西方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来说，后面叫经济分岔，不是我的发明，经济分岔加州学派早就已经有，大概是两宋时期全球经济出现分岔，中国整个经济又盛转向衰。但是没有提到金融分岔，实际上金融分岔是经济分岔的重大前提。
    我们看到12世纪金融分岔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首先完成了资源的跨时配置，这个机制是建立起来了，在当时的两宋我们没有建立这个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政府通过举债来动员金融资源，一直到近代以来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债。另外一个当然最缺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存款，所以商业银行只能从国外引进，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先按下不表。东亚两个维新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
    我们说一下宋代的金融谜题。
    宋代是有代表性的意义的，大家知道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据麦迪逊的统计研究，中国在两宋，特别是南宋的时候，人均GDP达到了最高值，大概是人均600标准世界元，这个标准世界元到底是跟美元什么关系，跟欧元是什么关系，有待于研究，它叫标准世界元600，几乎当时是西欧的人均收入持平，这就是两宋。但是两宋实际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和西方拉开距离的，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只注重即期和短期的金融资源，没有建立相应的跨时资源动员的机制，所以这叫宋代经济极度繁荣的金融隐患。所以我们老说金融经济重要的是重农抑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重税轻债，这是主要的。
    通货紧缩结出两种果实。金属铸币时代货币的增长赶不上经济的增长这是常态，所以出现了通货紧缩。但是东西方应对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东西方的发展和演变路径。西欧大概在13、14世纪的时候面临严重的银荒，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全球找贵金属，一路到了非洲，非洲的大西洋沿岸找到了黄金，但是量有限，黄金的开采成本很高，当年西欧殖民者最后找黄金的地段叫黄金海岸，他们不遗余力的又到别的地方发现，发现新大陆之后，他们终于在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找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所以有一个词叫美洲金银风靡西欧，大量的银矿运到西欧，缓解了西欧的通货紧缩。当然引起了两大后果，一个叫价格革命，价格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奏，没有美洲金银大量的涌入西欧引起的债务革命，就不会改变西欧的社会结构，就不会为产业革命提供前提。但它只是短期的缓解了西欧的通货紧缩，没有彻底的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欧就发生了重大的金融革命，什么金融革命？他们就开始探索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现代银行业的崛起，现代银行业的崛起一下子让欧洲从原始关注M0一下子过渡到了M1、M2，彻底解决欧洲的通货紧缩，这个意义就十分的重大。
    中国的唐宋钱荒，最后导致什么问题？我们唐宋的钱荒最后导出来的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两宋的纸币的发行，他们归根到底仍然是M0，所以M0一直伴随着中国封建王朝从盛转衰，一直到灭亡。一直到1942年我们中国才有第一间商业银行，那时候中国才走出M0困境，走向了M1、M2的境地，这是两个非常大的通货紧缩结出的果实，值得深思。
    也引起了金融数学的发展，我对金融数学一知半解。但是我查了一下数学史，发现张苍这个人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九章算术，但是他讲得是田赋数学，他是金融数学的先驱。九章算术中两个金融问题，一个是利息的问题，这不多说。金融数学，就是我们要从西方引进。
    下面要关注的问题，你说了半天，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金融资源需要跨时配置才能把一个国家从弱走向强，那是因为经济崛起的机遇有一个特性，一是稀缺性，我们叫百年不遇或者叫千年不遇，有时候一代人遇到好几个机遇，有的是几代人遇不到一个机遇。二是时间分布的非均匀性，你生在汉唐或者当下生活好得不得了；三是机遇往往与困局并存，要把握机遇，恐怕前面又面临很多的困局，一下子耽误好几代。
    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要义是在于把握机遇，机遇是稀缺的，比如当下的机遇出现和你当下的金融资源，并不匹配，眼睁睁的看着机遇失去吗？跨时配置就出来了，我们遇到的机遇不抓住不行，我们想办法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动员到现在来用，这就是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紧密联系的要义所在。
    12世纪初期，我们再回到两宋时期。12世纪初期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经济崛起的机遇，西欧借助一系列的跨时配置机制完成了金融革命，4个世纪以后经济崛起，产业革命西欧崛起，衍生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四个崛起。另外一个案例是19世纪末的时候，中日同时出现机遇，日本率先建立了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实现经济起飞。中国在晚清时期的时候耽搁了太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机遇，这就是重大的课题。
    如果我梳理的更加清楚，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当下将近40年的经济崛起和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是什么关系。
    你如果没有关系，前面我讲的就自相矛盾了。可以说中国将近40年改革与经济增长也得力于中国特色的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为什么是中国特色？就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政府的负债率是长期偏低。
    金融资源跨时配置应该讲它的核心是债，但是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负债率是偏低的。但是这个金融资源跨时机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中国特定的改革条件下，政府负债率两种方式，一种是财政方式，一种是金融方式。中国方面就是财政方式加金融方式的负债，建立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特殊机制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
    樊纲早年给出了一个国家综合负债率公式，把银行不良贷款考虑进去了，我觉得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它仍然不够全面，它把银行不良贷款放到分子不够。还有比这个更大量的金融资源应该放在分子上，那就是国有银行的居民储蓄。如果把政府的内外债务余额再加上国有银行居民储蓄，这是相当大的数据，构成了我们国家总体负债率的分子部分，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可以琢磨一下。
    所以回归我的主题，国有银行主题是确立国家负债金融方式的要害，这就可以说，如果不把我们国家的国有银行体系放在改革过程考虑，就不然没有办法理解国有银行体系，国外说国有银行体系是怪物、三不象，说国有银行该倒闭十几次了，但是它现在是最大的国有银行，其实它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因为它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当中的特殊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具体我就不多说了。
    项目的性质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选择，为什么一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当中不适用，那是因为在经济起飞过程当中我们所有面临的项目不一样的。这是国外获过诺奖的学者进行的研究，他说项目决定银行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项目呢，这位学者概括为短期有效项目和长期有效项目，典型的商业银行应该是和短期有效项目相匹配。典型的商业银行根本没有办法与长期有效匹配，但是经济改革过程当中大量匹配的是长期有效项目，所以国有银行长期匹配了长期有效项目，它就成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核心。
    从这个上面讲，我一直坚持对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不能念西洋的经把中国的银行体系念外了。我的理解，国有银行是债务性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我们如果按照现在商业银行体系的各种的指标来重新塑造国有银行体系的话，那它还能不能肩负起我们将近40年的支持经济崛起的重任？它根本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欧美维度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不管它是阳谋或者阴谋，我们要定义，国有要动它，或者推向市场化、商业化改革，一定要心中有数。
    英格兰银行的这个作为附录大家可以比较来说，英格兰银行它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英国的中央银行，它的发展历程和我们国有银行体系有非常多的相似。
    任何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中国的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我们现在总结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不愿意总结国有银行体系。国有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金融制度支柱，所以从上面的这个结论可以推得，要谨慎推进国有银行市场化体系的改革与国际接轨。给我们经济学人留下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要探索总结中国崛起的中国道路，讲述经济崛起的中国故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应该从关注欧美的故事转向关注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故事的挖掘，我们如果现在不抓紧，可能会丧失先机。据我的了解，我翻译的欧美文献，欧美的主要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已经开始深挖中国故事的宝藏，他们的工具是先进的，他们整个文献积累比我们好，那他们就很有可能占得先机。
    我们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学人，他们发出一个誓言，要把汉学的中心抢回中国，他们一批的学者，因为当时全球的汉学中心一在法国，二在日本，我们现在不讲中国经济金融的故事，全球的金融学的研究中心，中国的金融研究中心可能会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我们得抓紧点，才能树立我们中国经济学人和我们整个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