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货币的两幅面孔和双重价值

    学者简介：张杰，教授，博士生导师，IMI所长兼理事。研究领域涉及金融制度与金融发展等。近期就货币的价值发表观点。
     一、货币的两幅面孔
    在理论史上，有关货币本身的“合成谬误”以及宏微观矛盾，仿佛凸显了深藏于经济学家们内心最深处且不轻易表白的道德倾向。货币被作为流量，似乎展现的是经济学家的立足宏观大局、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而其被视作存量则俨然刻画了经济学家的另外一副面孔，即与微观市场中寻常商贩们厮混为伍的斤斤计较乃至见利忘义。仅仅由此便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得，流量分析是高贵的，而存量分析则是低俗的。但问题在于，既有的货币金融实践每每表明，当人们手持货币徜徉于微观“低俗”的熙熙攘攘与车水马龙时，货币的宏观“高贵”总是难以独善其身；货币的“宏观尊严”（币值稳定）总是被持有者的“微观贪婪”（资本化收益）所玷污和损毁。正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Simmel，Georg，1900）在其货币文化哲学框架中早已挑明的那样，金钱（货币）具有一种独特的“夷平”作用，它会使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货币除了节约交易成本、使社会经济交往变得更加便利之外，它还“使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人与人内在情感的维系被人与金钱物质的抽象关系所取代，人跟钱更亲近了，人跟人反倒疏远了”。货币原本只是一种交易手段，但是随着作为手段价值的提升，它逐步突破某种界限而由相对价值蜕变为绝对价值发挥效力，从此“货币中所包含的目的意义便告终结”（西美尔，1900）。最终，货币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但许多人却宁愿选择住在桥上。西美尔进一步感叹道，由货币引发的手段与目的互相倒置的文化转型已经深入到现代人的精神领域，“方式凌驾于目的的过度增长，在外部生活凌驾于我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最终，人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陈戎女，2002）。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新古典货币理论属于相对价值主义或者“路过主义”，而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则倾向于绝对价值主义或者“栖身主义”。当然，货币的“本末转型”并非西美尔的独家发现，若征之于理论史，围绕货币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讨论自亚里士多德提出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困局”以来就一直若隐若现，其中不乏马克思、凯恩斯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更有意思的是，在人们选择与货币建立近亲关系之后，发现“金钱对人、跟它对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是完全中性的”；此时此刻，一个起初满怀“高贵”期望与货币建立联系的当事人一定会心存怨怼：货币对高尚行为的服务和报偿为什么会与卑鄙行为一样甚至有时还逊于后者（陈戎女，2002 ；刘小枫，2013）。按理说，保持“高贵”的成本更加昂贵，应当天经地义地获取更多的货币服务和回报，但残酷的现实则是，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低俗或者卑鄙竟然能够得到同样甚至更高的报酬。既然货币充当了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将高贵与卑鄙放置于同一个价值天平，并期望求出平均解，那么，高贵以及其他“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将受到损害。最终，更多的“高贵”会选择与“低俗”同流合污。无论如何，面对货币的微观诱惑，人们以及人类社会总会迷失宏观方向。上帝以及先哲们何曾预料，人们手中那一摞摞爱不释手的现实货币，总是时常扮演着将个人金融理性引向集体金融非理性“陷阱”的“向导”角色。
      二、货币的双重价值
    借助“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Minsky，Hyman P.，1986）阐释了金融理性逐步走向金融非理性的过程与逻辑。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天然地包含着某种自动走向集体非理性的内在机制；如果放任自流，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其实，明斯基的分析一开始就着眼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货币的双重价值结构，另一个层面是金融非理性逻辑。
    在明斯基看来，货币本身包含双重价值，即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前者为“流动性价值”或者“保险价值”，也即通常所讲的交易（媒介）价值；后者则指资本资产价值，近似于凯恩斯通常所指的投机价值。在理论史上，人们针对货币这只“手”，曾经分别从“手背”和“手心”两个侧面进行过详尽讨论，乃至形成几乎对立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有意思的是，却很少有人明确挑明并且强调“手背”和“手心”两者之间的联系。想必，货币的上述两面属性在不少身处其中的经济学家那里是“心知肚明”的，但长期以来，他们或许出于捍卫各自理论传统或者学术阵地的考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小心翼翼地维护这层微妙而脆弱“窗户纸”。可未曾料想，明斯基突然间站了起来，以其特立独行的直率理论风格将其捅破，并随即动摇了维持数十年的货币理论格局。
    明斯基单刀直入，开宗明义地指出货币的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从来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资本资产的价格是货币量的增函数，因为当货币量增加时，货币中所包含的保险价值会降低”。货币原本只是一种交易媒介，人们持有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流动性需求。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只停留于此，经济运行便会进入风平浪静的“新古典境界”。但问题是，在新古典境界中，仅仅作为交易媒介而持有的货币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收益。按照明斯基的看法，在经济运行的平静或者稳定时期，“流动性非常充足以至于它几乎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将手中的流动性尽快“资本化”从而获取某种收益的冲动；货币一旦走上资本化路径，就预示着它要历史性地完成一次华丽的“微观转身”。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货币完成“微观转身”并初尝微观资本收益“甜头”的那一刻，一条通往宏观货币灾难的“地狱之门”却不知不觉中悄然打开。
    此时此刻，主流（微观）金融学家们却因此被“一叶障目”，他们从此只知“微观转身”之后的货币面目，坚信货币从来就是因追求资本资产收益而生。殊不知，就货币制度本身的演进逻辑看，流动性为本，资本性为末。因此，主流金融学家们还“伙同”各类金融机构借助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推波助澜”，使货币在资本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对与此相伴随的宏观货币（流动性）风险熟视无睹。他们未曾料想，市场主体针对货币价值的微观冲动会动摇其宏观价值的稳定；一旦金融创新和资本化使货币的微观机制与宏观机制偏离均衡点过远乃至断裂，则货币金融危机将难以避免。
    换一个角度看，货币本身既是私人品又是公共品。作为私人品，它体现了所有权及其收益，任何一个合法持有货币的个人都有权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配置；作为公共品，它是社会利益的化身，需要时刻保持平稳持重的姿态。显然，货币自打产生起，其微观属性与宏观属性就存在着天然的冲突。一国货币制度安排以及货币经济运行，其要义就在于寻求货币的宏观价值与微观价值之间的妥协与均衡机制及其绩效，因此，在重建货币价值理论新范式的进程中理应有所担当，而且当仁不让。
    作为微观市场主体，人们不愿意持有更多流动性，而倾向于尽量将手中的流动性资本化，这原本无可厚非。道理很简单，私人持有更多流动性，尽管对货币的宏观价值有好处，但却要付出微观零收益的机会成本（代价）。我们不能苛求微观市场主体会考虑货币的宏观价值，因为货币的宏观价值是一个“加总”过程的结果，而微观市场主体显然不具有“加总”的功能，当然它们也没有这个义务。作为微观市场主体，其理应追求的是资本化收益，而不是货币本身的宏观价值。那么，该由谁来为货币的宏观价值负责呢？是“市场内”因素还是“市场外”因素？
    粗略地看，新古典主义倾向于前者，而凯恩斯主义倾向于后者。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很明确，那就是能够当此大者，必须具有相对超脱于微观市场主体利益的特殊效用函数。在我们有限的认知范围内，拥有这种特殊效用函数的“制度安排”，除了上帝，就是政府了。尽管政府也有其自身的“微观利益”，但那也只是通过微观市场主体“集资”建立某些特定的监督约束机制尽量加以抑制。清醒的微观市场主体深知自身具有目光短浅甚至“见利忘义”等难以克服的弱点，因此需要未雨绸缪，事先设计一些包括政府因素在内的制度约束机制，防范自己在追求资本化收益的道路上滑得过远。长期以来，主流货币金融理论总是执拗地认为市场会将个人的“资本化”利益自动加总为货币的宏观价值。面对于此，处于市场化转型与制度变迁过程的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几度彷徨。如今看来，明斯基早就对此洞若观火。